从徐玉玉遭电信诈骗等事件 看社会隐疾传播如何引爆舆论

徐玉玉引发的电信诈骗讨论持续占据舆论场中心,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进入公众视野,有人比喻徐玉玉是“电信诈骗领域的魏则西”。不禁引人思考,医疗商业推广、警方执法不严、电信诈骗猖獗等问题一直是多数人经历过的社会隐疾,缘何一夜之间成为全民热点?群体公共事件的是是非非又该去向何处,该如何建立舆情应急机制?

从徐玉玉遭电信诈骗等事件 看社会隐疾传播如何引爆舆论

舆情现象

纵观魏则西、雷洋、徐玉玉等事件的舆情发展,可以发现其中的舆情现象具有一定共性。《徐玉玉刘伶利两条生命逝去,时机、心理和环境助推教育舆情爆发刘黎平:史记《徐玉玉传》,电信诈骗领域里的魏则西事件

其一,舆论周期持久反复。一般突发事件的舆情周期大概在一周左右,且热度高潮维持在两到三天,但是此类事件舆情复杂,周期相对持久,且热度跌宕起伏,高潮不断。

其二,法治意识主导舆论。我国民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在此类事件舆论表达中尤为突出,从办案程序、定罪处罚、规范行业等角度均坚守法治原则,以法律为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其三,靶点多变舆论对冲。社会隐疾之所以盘踞多年未被集中整治很可能是因为利益关联方众多,也因此造成舆情爆发后,靶点多变,舆论观点分化,形成一定对冲机制。

其四,科普教育普法契机。“每一起争议案件,都是一次普法教育;每一次依法解决,都是一个推进法治建设的契机。”同样,每一次社会隐疾案件都提升了民众自我保护、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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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要素

弱势标签,共情效应

魏则西事件中,魏则西是患癌大学生、普通家庭独生子;雷洋事件中,雷洋是离奇死亡的名校高材生、上有老下有小的公民;徐玉玉被骗案中,徐玉玉是被骗致死的准大学生、农村家庭的孩子。在与互联网公司百度、莆田系医院、执法警察、电信诈骗团伙的相应对比中,三者都是社会上的弱者,归属于弱势群体,大部分时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的教育背景表明,他们都属于或即将跻身高知群体。他们的遭遇,难免让这一群体关照自身,有意无意中进行自我代入,并发声召唤公平和正义,而这一群人常常扮演着舆论场的意见领袖,对舆论具有推波助澜作用。“今夜我们都是雷洋”,徐玉玉被骗案公开后,网友被骗经历刷屏,都表明社会隐疾前,弱者人人自危。

极端结果,升级案情

魏则西、雷洋、徐玉玉都因死亡这种极端结果,给公众造成巨大震惊和刺激。事件被曝光后,在不断发酵的过程中,网友相似经历的分享不断给事件舆情加料,并不断引发共鸣,声音呈螺旋式放大。《马蓉隐私被爆徐玉玉信息泄露 几种情绪、道德相互较量的舆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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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来说,大多数时间,公众是沉默的,忍气吞声的。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成了公众的发泄口,个例探讨演变升级为对社会普遍问题的追问,或制度性问题的反思。魏则西事件冲击了百度“竞价排名”的盈利模式,雷洋案拷问了公安执法队伍的规范,而徐玉玉被骗案牵涉出约160万人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现状。

隐疾曝光,全民诉求

社会中存在一些灰色产业,因为支系庞大、监管缺失、利益联结等多种原因,一直没有权威部门出面整顿,导致群众权益和财产不断被侵犯又无法进行维权,最终只能默默忍受。电信诈骗、骚扰、推销是信息时代的切肤之痛,多数人都曾遭遇电信诈骗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因此损失个人财产,却都不了了之。

徐玉玉的牺牲不仅成功将黑色产业链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更在“一夜之间”让所有隐形受害者有了申诉渠道,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痛陈自己的受害经历,抨击相关部门的诿过推责,彻查电信诈骗,肃清通讯环境成为全民诉求,舆论不断强调要持续追查幕后产业链、内鬼,全盘起底相关责任人。

媒体追踪,议程持续

议程设置是最基本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少数意见领袖认为议程设置是相关部门进行舆论调控的惯用手段,但其实不少重大舆情事件中,媒介议程设置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倒逼相关部门加强行业监督、完善运作机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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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玉事件最初由沂蒙晚报网发布,后经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等主流媒体持续追查、跟踪报道,将电信诈骗产业链、信息贩卖多方关系呈现给读者,分析愈深入,关联方愈多,话题热度持续,且向多维度多层次扩展。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民众没有将视线停留在徐玉玉个案上,不仅不满于公安部门单纯抓捕行骗者,还呼吁相关部门深入彻查信息泄露源头和全局利益链。

关联利益,深挖起底

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利益”一词在中国群众的认知里具有一定贬义,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等都是用来描述错误的价值观。

魏则西和徐玉玉事件中明显的利益链是舆论诟病的主要方面,多群体、多组织、多行业相互串联形成供需链条,利用患者治病心切和群众个人信息获取不当利益,牺牲民众私人利益甚至是年轻生命,触发全民愤怒,坚决要求深入起底、彻底清算黑色产业链。

部门组织,权责分明

部门组织因其特殊地位一直备受舆论关注,尤其在部分意见领袖的引导下,监督它们成为舆论场的重头戏。魏则西事件中的部队医院、雷洋事件中的公安和检方、徐玉玉事件中的电信运营商乃至教育系统、银行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舆论冲击,同时被要求相关部门对其进行追责严查,重塑权责分明的系统运作。此外,也因事件涉及有关部门,引发少数舆论提出官商勾结、相互包庇等质疑,升级事件政治性,提升舆情热度。

【文/清博研究院 清博舆情(微信号:web_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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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本的电信诈骗自1915年(没错,而且当时使用的是电报)第一次出现记录以来,一直都存在。只是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猖獗,比较常见的电话诈骗有两个很常见的称呼 オレオレ詐欺 或者 振り込み詐欺。这些方法和国内的很类似,针对的主要是较为有钱的在家老人,大都是先谎称自己是对方儿子,手机号换了或感冒了,过几天打过来说丢了公司支票要垫钱;谎称自己是警察,对方账户涉嫌非法行为,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谎称用户上了会员制的H网没交钱,再不交就要打官司;虚假贷款、投资,要求先缴纳保证金;或者谎称自己是政府机关的人,说可以退还多交的税款等等,然后一步步设局,最后要求对方银行转账、ATM转账、直接邮寄现金甚至直接派同伙见面拿钱,也有和国内的类似事件一样骗对方去ATM机,电话遥控转账的。
    2012年之后愈演愈烈,据警察厅统计,2014年这类特殊类型的诈骗案案值超过500亿日圆。
    日本打击此类诈骗的手段主要是银行店面与警方的联动、银行的账户异常交易监控、银行店面转账汇款超过15万日圆时必须出示身份证件并详细询问用途、同一家银行除非特殊情况同一人只能开一个账户并且需要严格审查、银行ATM限制单次以及单日转账额,可通话的手机强制实名制(已于2005年立法,2006年实施)、银行账户和可通话的手机卡买卖违法化、犯罪化(解释为违反银行法、构成对银行的诈骗),银行及各种媒体的集中宣传等办法来减少其发生率。
    但诈骗集团魔高一丈,被骗者去银行柜台或者有人看守的银行ATM转账容易被发现并劝阻,就让被骗者去无专业人员看守的便利店ATM;不能开银行账户就高价收购像外国留学生、死去老人等的银行账户;不能随意签约手机就使用网络电话拨打并使用Softbank未契约但能接听电话的bug预付卡(这个到雅虎拍卖上搜索“softbank プリペイド sim“就知道是什么)作为受骗者回拨的联系方式(这里要注意,日本的座机和手机都可以申请隐藏主叫号码,很多重要场合给人打电话都会被要求报自己的号码),或者干脆收购即将回国的留学生的sim卡(日本手机不在2年契约结束后第一个月解除契约,需要向运营商缴纳违约金)来直接打电话。至于网络电话安全的问题,可以通过买二手pocket wifi并插入游客使用的那种匿名SIM流量卡上网,再使用VPN等来达到Internet连接的匿名化。最近一些银行又出了新的技术手段,ATM能探测手机通话状态,若用户一边通话一边进行转账操作则强制停止转账等。但这都不能真正阻止社会工程学的攻击。有人提到了个人信息保护,就直接举个例子吧。
    日本最大的远程教育企业Benesse,2014年出过一个大新闻。
    某网上卖名册的卖了大量小孩和家长的电话住址邮件等资料给了Benesse的友商Justsystem(其实这公司最初是开发文字处理软件的,起家类似金山),许多Benesse的订户收到了Justsystem的定向广告并投诉。经过长时间的调查,Benesse内部发现泄露了大量的订户信息,一开始是2070万条,后来变成了3504万条。
    2014年7月中旬,警方抓获了一个39岁的派遣职员。Benesse的顾客信息服务器由其子公司Synforme管理,而实际业务则是进一步外包给派遣公司。而这个犯人就参与了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并以数百万日圆的价格将订户数据卖给了网上卖名册的(实际上应该是灰色商家)。2016年3月,以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为罪名,东京地方裁判所一审判处其徒刑3年6个月、罚金300万日圆,目前还在二审阶段。
    这个事件对Benesse影响巨大,因为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Benesse受到经济产业省的严重警告,2015年直接由净利润39亿日圆变成了净亏损4亿日圆,损失了35%的订户,而且还在继续恶化中,很多留学生为小利而卖出银行账户,导致现在来日本不满半年的留学生,尤其是语言学校的学生很难到商业银行开设账户,给留学生群体造成麻烦。同时也有留学生因为卖出银行账户,被卷入电信诈骗犯罪而遭逮捕、遣送的实例。当然,电话以外的电信诈骗如钓鱼邮件、line上突然加你的“妹子”等也一样层出不穷。

  2. 1、有句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科技的发展,网络为信息的自由传播和人们的自由言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受众,地域性扩大,人际距离缩短,也就是说,当年只发生在我身边的惨案,现在远在天边的你也能接收到这个信息,一个人相较以前也更融入社会(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所以现在的受众面对的不是一个地域性比较小的信息传播,他面对的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的。
    2、从社会本身看,中国开国至今已有65年,经济上的发展世人瞩目,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生活看起来较以前水平更高,并且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口素质相对来说是提高了很对,起码文盲比以前少很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上扔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不可忽视的,那么新闻也就没有错过的理由,比如医保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环境问题、不平等不公平等等,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原因,因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
    3、新闻自身有这么几个特征,真实性、时效性、可读性,单说里面的可读性,就需要新颖、创新,人们面对海量的信息,奇葩的大标题或者内容就是吸引更多的人,什么的负面新闻,大部分来讲就是社会越轨行为的新闻,即一种行为偏离了社会法律、社会规范、社会文化道德,并被观察到。大部分人都是老老实实的人,老老实实的人对老老实实的人的生活还能有什么可看跟可言呢?而新闻里的负面新闻,也就是越轨行为,相比起老实的人就少的多同时也奇葩的多,就刚好满足了人类窥看人性阴暗面的快感(某种程度上)。而新闻上播放负面新闻并不是仅仅有负面的影响,比如产生负能量什么的,也有积极的功能,比如通过大家一致谴责负面新闻,人与人之间获得一种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团结。(当然功能还有很多)
    4、新闻的发表离不开媒体机构,而媒体机构并不是单纯的文化传播机构,也是一个盈利机构,主要通过插放广告获得盈利,但是新闻的选题也重要,“越是奇葩越好”,看看网络剧暴走大事件就知道,一些人的审美与关注点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正规的媒体新闻当然不能像网络剧那样无底线,但是发表一下负面新闻,吸引更多的受众也未尝不可嘛。
    5、对于马哲来说,矛盾是常态,冲突是常态,负面新闻的增加也反映了社会某些方面上的激烈碰撞,也许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也许是生产力与生产力的关系。 以上是负面新闻产生的原因。回答了这么久我才发现回答错方向了…那略微回答下问题吧。
    1、媒体报道新闻表面上遵循真实性、时效性、可读性就好了。后台的利益、新闻政策、文化道德每个媒体都不一样。
    2、我们也不能直接告诉受众持哪一种态度,态度这事本来也不容易,取得同一的态度更难,理性分析、辩证分析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就好了,并且新闻是新闻媒体筛选出来的新闻,而不是受众筛选出来的问题, 其他答主中赵日天说的受众筛选新闻是一个主观上的行为,但这个行为更多的受制于新闻媒体的“议题设置”,即受众看到的世界是媒体筛选后得世界,此后你在怎么筛选也跑不掉这个范围。3、提高勇气跟生存技巧,这个感觉跟新闻关系不大,我也想不出来。
    4、如何消除负能量,加强社会认同,融入社会,努力生活,增强自信,别想太多。
    5、如何看待负面新闻,学会批判性思考,面对新闻时,要提出针对该新闻的批判性问题:
    (1)问题和结论是什么?(2)原因是什么(3)哪些词或词组是含糊不清的(4)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被遗漏了吗?(5)你本身的价值倾向是什么?(6)新闻试图造成怎么一样印象,它在表演什么?
    并培养正确的态度:1、对知识的好奇。2、对多样性现实的开放性思维。3、弹性。面对强有力的推理意愿改变你的想法。4、对你得信仰保持谦逊。5对知识保持怀疑态度。

  3. 这是舆论特性导致必然的结果,而非媒体的主观意愿。报导者与听众是相辅相成的,报导者能传递的信息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传播。报导者的观点和态度越极端,越偏激,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强烈支持;而报导者的阐述越符号化,越模式化,就越容易被人们记住和传播。这和知乎的模式很像,文章观点得到越多的赞,就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一个雪球效应。
    因此,并不是媒体去尝试用简单极端的观点去控制民众,而是最后被大部分民众听到的东西都是那些简单极端的观点。大量的中庸的理性的复杂的报导和看法都被直接扔进垃圾堆了。
    长此以往,为了生存,报导者也必然要走更引人瞩目的路线,去把事件简单化,把态度明确化,从而在“传播的思想”和“听众的人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举个例子,转基因。你说转基因是各有利弊,科学目前研究结果如何,DNA是怎么作用,一大堆,没有人会去看的。但是你要旗帜鲜明地说:基因影响下一代,拒绝转基因!就立刻会被人们记住和传播。同样的道理,无论是PX还是Wifi,无论是湾湾还是柳岩,无论是达赖还是黄安,最终站到大众视线里的观点一定是简单并且明确的(符号化并且极端化的)。因为惰性是人的天性,如果你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什么是对的,我才懒得去自己思考是不是真的。不过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也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最快速的方式。我们学习知识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刚开始都是符号化概念化的。在这过程中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可以摒弃了许多偏见常识,变得更加全面科学。说到iPhone就是卖肾,要不就是老人背着一麻袋塑料瓶买破烂给孙子买iPhone,或者是不给买就自杀的新闻,以至于一部手机而已都被哄成了奢侈品,以至于我爸看到我要买iPhone就觉得我物质欲望过强了简直够了,媒体要吃饭,要生存,要发展,就像商家要盈利一样,不得不做一些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民众的事情。媒体人也是人,心理不平衡,能黑一把人,出出怨气而已。要命的是,有那么多的受众不动脑子想问题,否则,他能引导得了?真正到了多数人有脑子的时候,不再人云亦云的时候,媒体就会回归本来的生存状态,即报道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
    美国这边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证明,确实会有这个现象。现在对这个现象,米国这边的研究基本是公认为事实,而转而分析到底程度有多深。
    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导向是确实存在的。而网络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后,就更是如此。加入某一个群体、跟他们互动变多之后,意见会有同质化倾向、会越来越偏向于这个群体。时间线和朋友圈每次都是出现同一种意见的话,如果你没有选择离开,很快就会被同化。“趋同化”这个心理学名词,英文是:homophily
    对于媒体来说:如果给一个意见较为极端群体看他们喜欢的极端内容,收视率会更高;而这个群体的意见变得更极端之后又更想看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形成一个循 环,所以媒体有动力这样做。传统的无线电视在技术上还比较难这样做,因为只有一个频道,不可能同时讨好每一个群体。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让以言论极 端程度分门别类归到不同的频道成为了可能。
    而搜索引擎和线上社交媒体的出现就让这种情况更进一步。依靠大数据,为每一个人量身订做资讯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例如,孤狗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在你搜索时只向你推荐偏向某一边意见的搜索结果,完全不再让你听到中立的声音,这是因为你之前的搜索结果。你看看我们的用户
    协议,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没问题的。”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1970年代后,美国政界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跟美国70年代有线电视开始普及,以及90年代后半段开始,互联网开始普及是有关系的。
    但是,媒体刻意加剧不同意见的群体之间的对立,真的没有问题吗?同类的还有医疗新闻,类似于“缝肛门”“五毛钱治好高血压”这样的报道加速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媒体的七项功能之一是社会引导,而很多媒体大多抛弃了教育和引导价值观的功能,而单纯的做点击量为王的标题党,娱乐至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媒介把关人”的失责。
    虽然传统纸媒已经没落,在举步维艰的转型,但还是相比较网络媒体和新媒体,还是有很多有理想的媒体,从未忘记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

  4. 社会的负面新闻增多的情况,首先我们应该来正视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负面新闻会增多?结合我自身的从业经验,个人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1、很多负面新闻不是增多,只是被人关注了而已。随着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自媒体的兴起,民众接收信息的来源变多,大家更容易从不同的渠道获取大量的新闻信息,因此我们的眼界变宽,看到的自然就多了,相对的,负面的新闻也会增多。
    2、信息的需求量增多,带动了媒体去发现更多的新闻,自然也就包含负面新闻。媒体越来越多,连一个网络直播都算是媒体人了,自然就会带动很多新闻事件被挖掘出来。简单的一个比方,一个本身就有淤泥的池塘,以前只有一个抽水机去抽水,水搅动的慢,淤泥就不容易被带起来,大家得到的还是相对较干净的水,抽水机多了之后,机器的搅动越来越大,淤泥被搅了起来,水自然就看起来更脏了。
    3、人们日益强烈的猎奇心理影响了媒体的选材走向。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获取信息变得简单了,就开始习惯用信息去满足自己的猎奇心里,其中自然就包括一些负面的信息,而人们的需求,在潜移默化当中,会影响媒体宣传题材的选择,于是媒体开始迎合受众,负面的新闻也随之增多。
    以上三点是告诉大家,负面新闻并不是增多了,只是报道的多了,但接下来的原因,才是值得我们担忧的存在。
    4、随着负面新闻的广发报道,大家的接受度逐渐放大,很多以前觉得不能做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就变得正常了,于是恶性开始循环,负面新闻推到负面事件的发生。比如以前很少听到城管殴打摊贩的新闻,可这几年大量新闻报道之后,大家习惯把城管放到摊贩的对立面,为彼此预设好了立场,自然而然就激化了矛盾,于是城管和摊贩之间的故事变得更加频繁。
    5、个案带动趋势。负面新闻有个很不好的影响就是,他会带动本来良善的人走向邪恶。例如这几年女大学生失联事件。这本来是一些个案,但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一些本来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的犯罪分子,突然意识到,原来女大学生很容易下手,于是个案催发了大规模的犯案。
    以上这些内容都和题主要的答案不相符,但却是需要解决题主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只有了解了为什么负面新闻增多,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负面信息。好了,现在来一一回答题主的问题。
    一,首先是媒体的尺度问题。现在存在一切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引起受众的好奇,往往会放大事件的真实。甚至会有一些未经证实,扑风捉影的负面新闻报道。无论是从法律角度、社会影响还是职业的操守,媒体都不应该去夸大事实扑风捉影。因此,媒体在面对负面新闻时,应该严格控制报道的内容,保证新闻内容的真实和严谨,全面报道真实的内容的同时,严防一些个人的猜测和妄加的踹度。
    二,大众面对增多的负面报道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首先我们需要正视,这个社会有正面的能量,自然就会有一些负面的能量,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负面的能量就去改变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相反,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真实的负面报道,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更全面的世界,我们才能更好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三,面对恶性的事件发生,尤其是那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恶性事件,我们应该予以更高的警惕性。永远记住一点,别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尽量避免个人的行动,尤其是在夜晚和郊外的地方。保持与身边人的沟通,一旦自己真的处于危险当中,及时发出求救信息。不去贪图一些小便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贪图小便宜,将自己一步步推进了犯罪分子的陷阱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一旦自己不幸处于了危险当中,求救也没能及时得到回应时,千万不要乱了阵脚,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再徐而图之。
    四,负面的新闻往往是对弱势群体的迫害,因此,在非弱势群体面对这种负面事件的时候,应该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解救正在受到迫害的弱势群体。一件负面的事件,如果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很容易就能产生正面的影响。例如,早些年佛山五金城的小悦悦事件。如果当时小悦悦在被车撞到的时候,那些经过的路人没有冷漠对待,而是采取积极的营救措施,也许就能挽回一条生命,那些本来不应该存在负面情绪就会被积极的情绪取代,不但不会造成负面事件,反而宣扬了正能量。

  5. 人的认知是很片面的。 你今天所了解到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对一个事物有了一个最初的印象。而人的最初印象是使人对一件事的行为是最大影响。
    比如扶到底老人这件事。 在之前宣传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年代如果有这事,估计扶的人肯定有的。 最起码比现在多的多。但自从老人碰瓷这新闻出来以后。人对这扶老人就有了另外一个念头。 扶是有代价的!
    新闻是时效性的 片面性的 但他又传播广泛。毕竟这个世界上每秒钟 都发生着无数的事情。 有好事 ,有坏事。不可能我们都知道。而且新闻的真实性也不一定。但是播出的新闻又能够影响我们的思想。所以新闻工作者的道路还是任重道远的。
    其实如何能够客观的去看待新闻的本事才是最重要的。 一直认为以不成比例的个体去描述整个群体是非常蠢的行为。
    当然能做到挺难的。我对这一类的了解也说不出来什么。 先答下,占个坑。看看有没有大神。推荐个节目《你会怎么做》。通过还原当下社会热议的事件,以360度全方位隐藏拍摄的方式,来观察普通人们的真实反应。社会群体应该是新闻事态的主体,所谓言论自由。至少应该建立在较为全面和求实的基础之上,如今各大新闻媒体为了赚足眼球、吸引访问量,仅仅挑选那部分有噱头播报,至少我再思考这样对于我们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说利不利于我们活着。这不是最好的时代,至少我们所有负面情绪;这不是最坏的时代,至少活着、温饱。 社会群体能否主导新闻事态,一来是肯定,只要我们的取向能正常并且专一;二来是没必要,看看脚下,地球那端的原子弹会引爆你的怒火吗?必须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从来就没有免费的知识和信息,只是他们通常都以“智商税”的方式收取,然后通过一定的渠道变现。智商税的缴费标准参考以下四个档次:
    第一档 夸大其词税:征税率20%;通常由新闻联播等官方媒体收取;
    变现方式:引导人进行生产、消费,通过实体税收方式收取。
    缴税后降级为五毛,保持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具有较强信念和忍耐力,幸福感普遍较强,口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第二档 断章取义税:征税率40%;通常由国内各大商业媒体、门户网站收取;
    变现方式:流量、广告、境外资金奖励。
    缴税后降级为愤青,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丧失部分生活自理能力,对一切事物逝去好奇心,最喜爱的玩具:键盘。口号:XX药丸、你也配姓赵? and so on
    第三档 指鹿为马税:征税率60%;通常由知名商政界人士、公知大V收取;
    变现方式:境外资金支持。
    缴税后降级为白痴,完全丧失生活能力及劳动能力,行为怪异。喜欢到政府、医院、肯德基等公共场所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最喜爱的玩具:标语、横幅
    第四档 颠倒黑白税:征税率80%;通常由《大纪元》等境外媒体收取;
    变现方式:东亚巨变后收割财富
    缴税后降级为脑残,基本被东风快递员签收。

  6. 世界上最开始出现的报纸仅仅是为了牟利,媒体本身相当于一个企业,首要当然是生存和获取利益。所以不要把媒体想的有多好,它的背后总是牵扯到各种东西,它的公共服务性质确实有,但是也得看媒体如何使用咯。所谓格调高大的媒体背后也有出资方,有广告商,只是表现的形式隐蔽些而已。没有小报的新闻看上去那么赤裸裸,看上去就是黄色新闻,也就是煽情主义的新闻。媒体行业光明的表象下是无尽的黑暗。
    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媒体行业竞争
    2、一般得会认为浏览量是媒体编辑记者工作的考评标准
    3、用户阅读新闻资讯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换言之,说狠一点就是用户傻,缺乏自主意识。。
    所以我们可能回去做一些比较能够唤起本能的内容,比如让人好奇的,比如耸人听闻的,唤起同理心的又或者有关食色性的……
    当然也有好处:
    我们会因为之前一向以身材有料的柳岩被闹伴娘儿关注婚礼里面闹这种事情,继而大谈特谈揭露黑暗;
    我们因为难民潮中海滩边红衣儿童溺亡而怜悯那些难民,并且推动制度变化;
    我们会因为Papi酱融资多少多少钱深思网红经济学。
    但是这些光明的案例背后是淹没掉的无数的黑暗的事情。
    有随便几个段子揉吧揉吧就拿来当新闻
    有各种裸露求出位的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你能想象的你都可以放在这里当作例子。
    连玩游戏这种直播平台都有巨大的商机
    这些全都是因为我们爱看!
    不是每天都会发生让社会反思有内容的事情,但新闻媒体每天都要更新!
    所以矛盾就来了:怎么持续抓住看客?
    我们在指责媒体无良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是我们这些看客纵容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科技类IT类媒体但凡说到iPhone就提肾这种事情……其实只是调侃。。社交网络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
    微博上你关注和你有共同语言的人 微信上你关注你感兴趣的公众号 知乎上你给你赞同的人点赞 换言之我们都在看我们自己想看的 而有意无意无视我们不想看的!
    其实这是一种趋势!信息化时代 大量大量的信息无法消化 只能有选择性的输入!
    至于怎么选?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呗~
    所以 你不喜欢的不赞同的将会被你过滤 忽略 无视。。。这将成为必然。。
    在1994年,拉斯维加斯警方公布了一起令人骇异的连环抢劫案。第一名受害者是来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销售会议的俄亥俄州男子。他在下榻酒店的酒吧里结 识了一名迷人的年轻女子。两个人相见恨晚,把酒言欢。几个小时后,这名男子忽然晕倒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旅馆的浴缸里,全身被冰块覆盖。 浴缸的旁边地板上还放着一架电话,上面贴着一张纸条:“报警,要不就等死。”他立刻打电话叫来一辆救护车,然后被送入了医院;在那里,医生告诉他他已经被 实施了一个大手术,其中的一个肾脏被摘除,很可能是被罪犯拿去人***体***器***官黑市中进行买卖。从那以后,很多类似案件被报道,使得拉斯维加斯 警方向前往该城的旅游者发出警告。
    你很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或者这故事的其他几个版本。在过去10年里,拉斯维加斯“器官收割者”被无数人口耳相传,流传甚广,人们通过传言、电子邮 件、甚至打印文本来回放这个故事。但是,事实上完全没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曾经在拉斯维加斯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发生过。这个虚构的故事属于不折不扣的“都市传 奇”,一个以被当成真事广为流传的神奇传说。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会回顾这些都市传奇,来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传播的如此之快。我们也会探讨一下一些关于“都市传奇”社会影响力的想法,考察一下这些故事随着时间变迁而如何变化。
    什么是“都市传奇”
    一般而言,都市传奇是指被当做真实事件在人群中广为流传的现代虚构故事。都市传奇通常来说都是假的,但也未必尽然。有一些传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真的, 它们中的很多其实是受真实事件启发,然后通过人们在传播中的添油加醋进化成不同的故事。想追查都市传奇的原始源头是不可能的,它们看起来就好象是凭空出现 的一般。
    都市传奇遍及各处,有好几个特性总是持续不断地出现。典型来说,都市传奇的种类可以分做幽默、恐怖、警示、尴尬、德行和心领神会。它们经常包含有一些属于意料之外却又似在情理之中的情节。
    在那个“器官收割者”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这些要素是如何统合在一起的。这故事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恐怖意味。一个男子躺在盛满冰块的浴缸中,身体里少 了一个肾脏,这景象确实相当阴森恐怖。但真正勾人心弦的是其警示意味。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陌生的城市旅行,拉斯维加斯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 一。这故事又包含着一个道德的训诫,那个商人的不幸下场要归咎于于他在酒吧里和一个神秘女子调情。
    这就是所谓的警示故事。“警示故事”的一个变种是“恶心的故事”,最近一个比较流行的报道是关于在饭店食物中包含的人体碎片。而一个最为广泛流传的恶心故事,是关于一个关于在苏打水瓶子或者其他包装食品里的鼠尸的流言。
    还有很多恶心故事是关于强迫注射毒品的。其中比较流行的一个故事是,毒品贩子们在非永久性纹身贴纸(一种画满花纹的纸,贴在皮肤上可以做成临时性的纹 身效果)上面涂上酚哌丙酮,然后将这些纹身纸卖给儿童,当他们将纸贴在身上的时候,酚哌丙酮就会慢慢渗透进皮肤;于是那些孩子就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并 成为毒品贩子的常客。(注:这值得怀疑,因为酚哌丙酮似乎并不会通过物理接触而导致上瘾)无视一次又一次的公*开辟谣,感觉到威胁的人们仍旧传播着关于这 些毒品纹身贴纸的故事,并且在警察局、学校和其他公众场合张贴警告。
    倒不是所有的都市传奇都是关于这类严肃可怕的事情。很多传奇并不包含警示或者道德要素,它们仅仅是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普通笑话,只是听起来象真实发生 过的一样。一个很平常的“新闻” 是讲一个男人为一个盒昂贵的雪茄投保,然后把它们全抽光,宣称那些雪茄被火烧掉了,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另外一则故事关于一个酒醉的司机,他被警察拦 住,并被要求做一个酒精测试。当这个测试开始的时候,旁边有一辆车掉进路旁壕沟中。警察跑去帮忙,于是这个酒醉的司机趁机开车逃离。当他到家以后,倒在沙 发上就睡着了。在第二天清晨,他听到有人大声敲门,打开门一看发现是昨天晚上的警察。这个人发誓说他昨天整晚都在家里呆着,于是警察要求检查他的车库。当 他打开车库的时候,发现里面停着一辆警车。
    这个关于警车的故事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于世界每个角落。它甚至在《心灵捕手》这部电影里被一个角色当做他朋友的真事来讲述。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类都市传奇是如何传播的,也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去相信。
    口耳相传
    在上一部分,我们看到都市传奇是不寻常的、有趣或者令人震惊的故事,总被人当成绝对的真事来流传。都市传奇最醒目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多的人相信它,并且到处传播。是什么令人们热中于散布这些故事?
    很多故事必须具备一些特定的要素,如我们在上一部分提到的一样,很多都市传奇是关于特定的残忍犯罪、污秽的食物或者一些假如确有其事就会影响很多人生活的事件。如果你听过这样的故事,并且相信它,你就会觉得有必要去警告你的朋友或者家人。
    一个人之所以会去传播一个非警示性信息的故事,也许仅仅是因为那听起来很有意思。当你第一听到这样的故事时,你会觉得很惊讶: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 个好的都市传奇会令人兴奋莫名,把这种感觉与别人分享并且让自己成为让所有听众都迫切期待情节进展的人,这是大多数人很自然的人性倾向。即使你知道它是一 个编造的笑话,你仍旧也许会被这种天性所诱惑,进而把这笑话修改的更加人性化,宣称这件事确实发生在你的一个朋友身上。基本上人们是乐于转述一个好听的故 事给别人的。
    但是为什么听众会认真对待这些东西,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一个夸大的传说或者未经证实的流言?在大部分案例中,这往往取决于故事被讲述的方式。如果一个朋 友(假定她叫做简)告诉你一个都市传奇,她很可能宣称这是发生在她朋友身上的真事;你相信简告诉你的是真事,你也知道她信任告诉她这故事的人。这看起来非 常象是第二手资料,于是你就会把它视做一个事实。为什么简要说谎?
    当然,简并不是真的说谎,她的朋友也没有骗她。她们都相信这个故事。她们只是对这故事做了一些加工,当你转述的时候,也许也会做少许改动。在这种情况 下,这个故事发生在你一个朋友的朋友身上,但你只会简单地说这是简的一个朋友的遭遇,或者干脆说是简自己的遭遇。就这样,所有转述的人都给别人一个印象, 他或者她和事件的遭遇者之间的关系只隔两三个人——而事实上他们之间也许隔着数百人之多。

    都市传奇的原来来源很可能是任何事情。在毒品纹身贴纸的案例中,这故事大很可能是来自对一件真事的误解。很少证据显示那些酚哌丙酮贴纸确实流传到了儿 童手中,但毒品贩子确实经常贩卖用小片吸墨纸包着的迷幻药片,他们往往在纸上印上一个卡通人物做为商标。结果一些人读到这些“迷幻药纸片”相关报道,或者 看到一张相关的照片,他们便认为这些东西是针对儿童的毒品纹身贴纸。
    “拉斯维加斯器官盗贼”的最初来源并不清楚,这很可能只是一些人搁到他们朋友身上的故事,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传说是如何开始的。《法网游龙》连续剧 的一个作者在什么地方听到了这个故事,然后把它写成一段情节。这部电视以“改编自真事”而著称,于是很多观众就以为这个情节是来自于真实事件。
    流行时尚一向与都市传奇紧密相连。电影中的虚构要素经常象真人真事一样广泛传播。在一些比较新的案例中,人们觉得把传奇当做一桩真实事情来讲,要比当做电影情节来说更加令人兴奋;或者这些人只是单纯忘记了他们在哪里听到的故事。

    很多人相信都市传奇肯定是真的,因为它们是被新闻报纸或者其他“权威来源”所报道的。但事实上记者、警察和其他权威人士经常做错事,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此也不讳言。一个绝对权威的信息来源并不存在。

    很少有人完全不相信任何事和任何人,因此任何人都可能被都市传奇所欺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调查我们听到的信息的每一个细节——因为那太麻烦了。 我们毫无戒心地把大部分信息当成事实来接受,并不作深入考察。从心理学上来说,我们需要去相信别人,这会令我们感到舒服。如果你相信一切人,你就会相信那 个人告诉你的所有事。
    在很多案例中,这种信任非常根深蒂固,人们坚信一个都市传奇是确实发生过的,即使把相反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都市传奇的网站,比如http://Snopes.com,接到过很多愤怒的读者的E-MAIL 因为那些站点宣称他们的朋友是骗子。
    另一个令都市传奇流行如此广泛的原因是:详尽的描述令这些故事看起来非常真实。你可能听说过关于儿童在一个确切具体的地点或者地区商店被绑架的故事, 或者你也许听过关于发生在你居住的城镇中某处的黑帮入会仪式。因为你很熟悉当地情况——你知道那是真实存在的地方——这故事听起来是真的。于是这种详细细 节也会勾起你的恐惧与不安,这些事很可能会发生在你经常去的场所。
    都市传奇的传播是世界范围的。在这些不同地区,类似的恐怖、诱惑或者警示要素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虽然在细节上可能会略有不同。
    传奇意味着什么?
    在网上或者世界各地的大学中,你会找到很多人对都市传奇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兴趣。很多民间传说研究学者说可怕的传说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恐惧,给予了我们一个警示或者道德说教,以便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遭遇危险。
    最著名的警示型都市传奇是“钩子杀手”传说。在这个故事里,一对约会的年轻人把车停在了一处偏僻的停车位,他们从广播里听到一个有着钩子手的精*** 神***病患者从一家当地精***神***病院逃离。女孩子想要离开,但是她的男朋友坚持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了一会儿,女孩子觉得她听到了车外有轻微 的擦刮或者敲击声。她的男朋友说不用担心,但是在她的坚持下,他们还是把车开走了。当他们回到女孩子的房子时,她男朋友下车走到车的另外一侧去帮她开门。 让他大为惊骇的是,车门把手上挂着一个血迹斑斑的钩子。
    这个故事的警示和道德说教很明显:别单独一个人离开,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如果你做了,那么一些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当这个故事最早在五十年代开始流 传的时候,停车位是一个相对很新的现象,那时候父母们觉得很害怕,不知道在那里他们的孩子会遭遇什么。很多转述这个故事的人在今天并不把它当回事。
    这个故事现在往往被人当做件趣事而不是一个真事而流传。
    在团伙暴力犯罪日益严重的九十年代,比起孤身的疯子,警示故事更加关注犯罪团体。在美国的很多城市,都在流传关于一些犯罪团伙的报道。他们在夜里关着 车灯飙车,如果另外一个司机用车灯闪他或者她的车去提醒他们的车灯忘记开了,他们就会尾随着司机,并且杀了他。即使人们对这故事的道德警示不屑一顾, 在这么多团伙暴力环伺之下,又何必去闪你的车灯呢?
    当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习惯吃罐装食品的时候,关于恶心的罐头食物的传说很自然地就开始传起来。我们被一些不知名的公司或者餐厅雇员喂养着,我们注意到 我们对于那些全不了解的人付出了太多的信任。这种恐惧在都市传奇里得到了反映。一个一般规律是:如果一个都市传奇是关于大多数人所恐惧的事,那么它的传播 速度就如同野火一般。都市传奇也会表达一些个人所相信的事情,你很可能会去相信并且去传播一个和你个人体验非常接近的一个故事。
    就这样,都市传奇为创造了它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下一部分我们将看到了,传奇随着文化的进化而进化,所以新的形式与内容是在不断地更新。
    都市传奇和互联网络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都市传奇,但是这些传奇以某些形式存在了数千年。都市传奇实际上只是传统民间传说的现代版本。在世界上 的很多文化里,民间传说一直存在于历史记录和民间中,当历史还在为准确记录事件细节而困扰的时候,民间传说却没这么多拘束,因此一直被口头流传下来。
    在这个传统之下,说书人通常会往故事里加上一点新的要素,并被另外一个说书人引用。不象神话,这些故事是关于在可信的环境下的一些真实人物。和现代传 奇差不多,老故事也经常关注社会上最令人恐惧的东西。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幻想故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些可信度很高的真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辗转转述,才 逐渐进化成幻想或者传奇。当然这些古老的故事不会警告偷窃人***体***器***官的盗贼或者黑帮团伙,它们关注的往往是森林的危险。在古代欧洲,深林 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神秘的所在,那里肯定有些生物可能会袭击你。其实,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有着相同的恐惧,〈白雪公主与七矮人〉中对有毒食物的担心一直持续 到了现在。
    都市传奇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进化着。在过去10年里,都市传奇在互联网络中有了极大的影响。最普通的传播途径是E-MAIL。这种故事传播方式是独一 无二的,因为通常来说故事不会在被人转述中被重组。一个人只需要点击“转发”,并输入自己朋友的地址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故事通过EMAIL保持了其原始 风貌,尽管你不知道原作者,但他们实际上是直接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没有中间环节的损失。
    E-MAIL上的传奇多是一个或几个喜欢恶作剧的人的杰作,而不是很多不同转述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这些作者,乐趣就是观***察这些传奇能流传多 广泛。做为口头传播的传奇,它们几乎都有对应的EMAIL版本。警示传奇在EMAIL中非常普遍,它们经常关注的主题是计算机病毒,或者网络欺诈。即使是 一个惯于怀疑的人也会把它们当做真事来对待。一种类似的E-MAIL传奇是关于一场慈善活动或者一项请愿活动,这些信件多是先简要说明一下活动的起因—— 一个很好的理由或者一起可怕的非正义事件,然后让你把名字加进请愿名单,并把名单发给所有你知道的人。当然,确实存在着网络请愿这样的事,也确实能起到一 些效果。但一个事实是,当这种EMAIL的名单完成后,信中并没包括一个可以送去发起者那里的地址。
    另外,如果一条信息是以这样的句子开头:“这可不是一个玩笑或者骗局……”,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最著名的EMAIL传奇信件之一,“耐曼·马库斯的小甜 饼秘方”,其中包含着一个关于反抗非正义的伟*大故事。这封EMAIL讲述一名母亲和她的女儿在耐曼·马库斯百货商店吃饭,她们吃完之后,点了两份她们非 常喜欢的耐曼·马库斯巧克力小甜饼;她想知道这种小甜饼的做法,结果被告知她可以花上“二块半”来购买食谱,于是她很愉快地接受了。当她收到信用卡的月结 单,却发现耐曼·马库斯收取了她二百五十元,而不是二元五角。耐曼·马库斯的顾客服务中心拒绝退还这笔钱,因为公司的食谱很贵重,不能如此廉价地被散布。 为了报复这家公司,这名母亲决定在互联网免费公布这个食谱,并鼓励每个收到的人尽量广泛地传播。
    在这封EMAIL中附着的食谱并不会做出荒唐的食物,但与耐曼·马库斯的小甜饼制法并不相同。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个价值250美元的“耐曼·马库斯的小 甜饼秘方”,当这条信息开始流传的时候,耐曼·马库斯甚至还没做过这类巧克力甜饼。有趣的是,自从四十年代起,这故事就以不同的形式流传着。在八十年代, 故事里的公司是“菲尔德先生”,在这之前,倒霉的公司却是纽约的W·A酒店以及他们的“红色天*鹅*绒蛋糕食谱”。
    这些EMAIL故事证明都市传奇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无论信息科技是多么的发达,人类总会被未经证实的流言所吸引。事实上,信息科技令这些故事的传播速 度更加快速、广泛。毫无疑问,都市传奇有自己的生命,它们不动声色地在社会里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流传。就好象真实生活一样,它们会因应环境不同而改变自己。 人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总爱去传播惊奇的故事,而且总有听众等着去相信他们。都市传奇是我们的一部分。
    如果你有足够耐心读完这篇翻译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读谣言传播机制的理论,有点玄,叫meme。meme国内翻译成谜米、模因、复制因子、媒母等词,不考虑音译优美的话,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文化复制基因。
    简单来说,我们要把文化现象当成生物学范畴的基因来看待。根据理查德道金斯的理论,生物基因都是自私的,都倾向于不断复制不断变异以更适合传播,以使自己能够一直存在下去。文化上的meme也完全具备了生物基因的这一特点。
    而从meme的视角去看谣言,就很好理解了。文化信息的每一次传播,都是一次复制过程,都能让它的meme延续下去。由于人类这种传播媒介的劣根性,越是耸人听闻的信息,传播得就越广(参考上面那篇文章提及的几个谣言特性)——所谓物竞天择悚者生存,最合人类口味的传播最广。很不幸的是,这种类型的meme出现谣言的概率最高。
    更可怕的是,谣言盛行,不光是因为它更适宜传播,而且它还会进化!
    传播者在传播meme时,会不自觉地在里面添加一些元素。所以一则meme会同时出现许多版本,有些版本添加的元素不够有传播性,慢慢地就没人传了。有些版本的新元素添加得特别成功,以致于加快了传播速度,反过来让这个版本流传得更广泛——这是信息传播界的进化论。
    咕咚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最初的meme,只是木瓜落水的咕咚声,然后森林小动物们不断传播,每一次传播者都有意无意地添加一些元素进去,最终这个meme成功进化成了一则最适合传播的内容,让整个森林都陷入恐慌。
    再举几个接地气的例子。
    华北地区爆发过“割蛋”谣言,苏联要造原子弹,需要男人睾丸。所以中国政府派了许多便衣化妆成和尚道士商人农民,潜入华北各地区割男子蛋蛋,运去苏联。这则谣言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因为它具备了惊悚感以及对自身的威胁两大传播要素,符合民间愚昧想象,又和当时的建国初期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结果这则信息不断疯狂进化,最终进化成了另外一个版本——毛人水怪。
    毛人水怪的meme是这样的:美国人准备要打苏联,苏联要造原子弹反击,问中国要女人的奶头和男人的睾丸当原料。于是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毛人水怪,这些水怪白天是干部,晚上就潜入民居挖眼挖心挖奶头割蛋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化过的版本比原版更加有传播性,“美国人攻打苏联” 让其看起来似乎更有真实感,“女人奶头” 让恐慌面积扩大,“毛人水怪”和“干部”的结合让其更有现实意义。这些进化点让整个谣言具备更多讲述给别人的价值。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毛人水怪 _百度百科
    但这则谣言在现在肯定流传不起来,环境变了,苏联没了,进化就无法持续。于是毛人水就像恐龙一样慢慢灭绝。
    再比如开头那个割肾的谣言。它在中国的兴起,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原因很简单,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人并不熟知“商务出差”、“酒吧”、“女郎调情”、“浴缸”、“电话”等元素,谣言产生不了真实感,等到经济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这则谣言才会有它的传播土壤。
    上海有一则经典都市传说:延安西路高架桥的龙柱。
    话说当初建高架桥的时候,修到延安西路这里,柱子死活打不下去。施工单位请来一位高僧,高僧说这下面躺着一条龙,柱子正好对着它的龙头,所以下不去。你们必须要在某日某时下打,那时候赶上龙翻身,就能成功了。施工单位如法炮制,果然成功。而老和尚说自己泄露天机,几日后就圆寂。为了安抚地龙,所以延安西路高架桥的支柱上刻有龙纹浮雕——整个上海的高架柱子只有这一根柱子有浮雕。
    我听过许多人讲这个故事,有外地的,也有本地的,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讲得故事大同小异,不过里面却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不同。在一些版本里,都会说老和尚来自于静安寺。在另外一些版本里,则是龙华寺。还有一些版本含糊地说上海一个大寺或浙江某山寺的高僧。说静安寺、龙华寺的多是上海本地人,因为他们更熟悉上海地理,知道静安寺与延安西路非常近,而龙华寺据说更灵验。在故事添加这些细节,显得更有权威性,也更显得真实。北方人因为不熟地理,传播给同伴的时候,添加这类细节意义不大,只要笼统地说是上海一位高僧就足够了。总之,在我听到的诸多版本里,高僧的出处和讲述者的地域背景有很强的相关性。大家有机会不妨可以测试一下看。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谣言meme为了适应传播,在不同地域进化出不同的版本,就像牦牛和黄牛在高原和平原进化出不同的生物特征一样。
    当然,meme这个概念可不只是用来剖析谣言的。在我们市场营销界,管这个叫做A/B test,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A/B测试_百度百科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曾经在桂林附近的一个县城高中读书。当时我们的宿舍是平房,建在一处坡顶,厕所在坡底,中间要穿过一片阴森森的树林。白天无所谓,晚上如果要一个人去上厕所,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很流行鬼故事,我在宿舍卧谈时灵机一动,临时编了一个故事:“我前两天听门口米粉店的老板说,这里原来是一片乱葬岗,埋的都是死人。每个死人埋的时候,都放一枚树种在身上。时间长了,就成了树林,每一棵树下其实都有一个死人。”
    这个故事的meme,源自于我当时在看的一部日本漫画《东京巴比伦》里关于樱花树的述。我讲完以后,宿舍里的人都沉默下来。我则沉浸在“哈哈哈吓到人了”的快感中。
    数年后,我再一次回到校园,碰到一位学弟,一起在食堂吃饭。学弟吃到一半,神秘地指向那片宿舍:“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一个乱葬岗的传说,传说抗战时日军进攻桂林,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带着一大笔黄金临阵脱逃,逃到这里唯恐日军追击,就把黄金埋在地里,民夫杀死灭口。那些民夫死时口袋里带着树种,后来就长成了一片树林,至于黄金后来有没有被挖走,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至今仍在那里……
    我抚额感叹,离开的这些年,宿舍里的校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开了什么样的脑洞啊…

  7. 阅读《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这本书对谣言的解释相当通俗和全面,即使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传播学和舆论学的朋友也可以当做消遣来读,丝毫不会费力。作者卡普费雷,简体汉语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后简要说一下谣言的定义。
    这个词在英语里的贬义,并不如汉语那么强烈。我自己觉得,Rumor这个词在汉语里更应该对应的是“流言”。
    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说,谣言是指没有可靠事实基础却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传播的言论,这种言论通常带有某种明确或不明确的社会性目的。
    注意上面这个定义的黑体字部分。这是把谣言、谎言和都市传说区分开的关键。
    这仨东西的区别到底是啥呢?
    第一,“没有可靠事实基础”并非“没有事实基础”。
    比如小孩A跟小孩B借了十块钱,这个借钱的场景被小孩C看见了。小孩C找到幼儿园阿姨说:
    “阿姨,A抢了B十块钱!”
    这就是谣言。
    那么,如果小孩A并没借过钱,但是小孩C跟小孩A的关系很差,想整一下小孩A——小孩C某天突然找到幼儿园阿姨说:
    “阿姨,A昨天在后院掐死一条流浪狗,一边掐还一边笑。”
    这就是谎言。
    回头说借钱的事。小孩A跟小孩B借了十块钱,但是第二天小孩B就生病了,小孩A想还钱只能等到小孩B回到幼儿园。于是小孩A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小孩D,D告诉了E,E告诉了F,F告诉了G,G告诉了H……
    小孩Z把这件事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博客被 @马伯庸先生偶然看着了。
    他写了个关于某个幼儿园中“借钱给某个小孩的小孩们都失踪了”的故事。
    这就是都市传说。
    也就是说,谣言的事实基础是片面的,谎言的事实基础无限趋近于零,都市传说的事实基础大概就是谣言和谎言之间。
    第二,目的的类型。
    谣言的目的几乎都是社会性的,具体的例子, 可以参考@马伯庸 先生在他的答案里的割掉男人睾丸的故事。最近的例子可能是东日本大地震时候在中年人圈子里流行的手机短信,原文我现在还存着:
    日本地震,核电站泄漏,对抗辐射要补碘。现在沿海城市的碘盐已经全部脱销,很快就要波及到内陆城市。很多人开着车、成箱成箱地买。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尽快到超市、商场购买碘盐!
    结果是什么,咱们也都知道,有些股票涨得很凶。当时就连我都去买了包盐,因为超市里全都是疯狂买盐的中老年人,家里本来就没剩多少,再不买真没了……
    谎言的目的很广泛,不过主要取决于谎言制造者的地位和立场。像我的谎言就是个人目的,而 @马伯庸先生如果撒个谎,估计大片的朋友们要中招。
    朋友们,做人难,做男人难,做一个有名的男人,更难。
    都市传说的目的几乎都是个人性的。我们接触过的都市传说,比如“高级酒店的割肾美女”,“商场试衣间的绑架者”,“咱们学校图书馆二楼楼梯间里面那个游荡的女学生”,几乎都是为了猎奇或者单纯吓唬人。有些少量的都市传说,其实是对特定群体的委婉提醒。我把马先生答案里面的例子具体描述一下:
    德克萨斯的一对年轻的恋人将车停靠在黑暗的小巷子中,车里的收音机播放着音乐,接着音乐被播音员打断,插播了一条关于连环杀手刚从附近监狱逃出的消息。这个杀手有一只手是钩子,于是正在亲热的情侣准备匆匆离去。这时,外面突然有人疯狂地敲打车门。
    这对恋人赶快发动汽车逃跑,到了很远的地方才敢停车查看。他们发现右后门的把手上卡着一只钩子。
    这个都市传说,隐藏着一个目的,就是提醒想找地方亲热的年轻情侣们去开个房,别在大街上就开弄,不但有安全隐患,让我们这些FFF团员看了也不爽,对吧。
    定义完了谣言,再来说说传播机制吧(关于谣言的产生原因,相信各位朋友从定义中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里不做讨论)。
    当我们想把某件事告诉身边其他人的时候(传播学的行话叫人际传播),要么这件事跟我们本身或者对方有关(“我昨天在如家看见你媳妇跟别的男的一起出来”),要么这件事单纯很有意思(“我昨天在如家看见老王的媳妇跟别的男的一起出来哈哈哈”)。
    而谣言通常同时具有这两个特点。具体例子数不胜数,大家可以自行对照。
    关于谣言的传播机制,其实马先生的答案已经很全面了,我就不再重复。我觉得其中最关键的是谣言和都市传说都有所谓的进化能力。
    比如那个大家都听说过的“商场试衣间的绑架者”,这个故事在不同地区的版本有微妙的区别。根据我的有限的了解:
    在日本的版本,夫妻是在东南亚失散;在我朝的版本,夫妻是在日本或者东南亚(尤其是泰国)失散;在我朝香港地区的版本,夫妻是在罗湖失散的。
    这种微妙的区别,除了能看出地域差别之外,也能发现制造者和添油加醋的人,为了让这个故事流传下去,做了多少努力啊!
    再比如上面那个碘盐的谣言,之所以能广泛欺骗大批中老年人,很重要的原因是唤起了我朝百姓对物资紧缺时代的记忆,这种记忆好像被刻在了基因中,几乎能够遗传,我觉得如今我朝社会的大家不喜欢排队,就跟这种遗传有关。
    中老年人很容易将谣言中的景象与自己年幼、年少时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谣言中的人们都“成箱成箱”地买了),然后产生恐慌。
    谣言也好,都市传说也好,一旦具有了适应当前社会的能力,就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和相信,然后随手扩散出去。
    最后,评价一下谣言的意义(这里的“意义”是个中性词)。
    在前面的定义部分已经说过,谣言跟谎言不同,谣言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谎言随随便便就能编一个出来,比如我现在就可以说,其实自己的真实身份是M78星云来的宇宙人,
    因此,虽然谣言基于并不可靠的事实而成,但在不考虑制造者本来目的的基础上,谣言或多或少对现实社会有点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一种警示,也可能是一种反讽,当然也可能是一种不良后果。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理论书籍,都会告诉我们,破除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可信程度高的途径迅速地公布真相。
    另,对都市传说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法月纶太郎的《都市传说拼图》

  8. 在现代语言中,我们一般说制造、传播没有根据的传闻的人是在“造谣”。那么,什么是“谣”呢?有的同学大概会说:谣,就是谣言嘛。好,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现代的辞书是怎么解释“谣言”这个词的。

    《现代汉语词典》:1.指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话。
    2.没有公认的传说。
    3.民间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

    这三个义项中,第一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造谣”的那个“谣”,也是现代语言中“谣”或者“谣言”最常用的含义。但如果追究起来,第三项“歌谣、谚语”反而 是“谣言”这个词最早的含义。比如《尔雅•释乐》在解释“谣”这个字时就说:徒歌谓之谣。徒歌,就是没有曲调、只念不唱的歌谣。这个释义可以说是非常之早 了。当然,后来有曲调的民歌也有叫做“谣”的。

    现存典籍中保留下来的民间歌谣有很多,或许是出于“天人感应”的观念,古人往往把这些民谣当作预言,视为上天对人间的警告。比如萧子显在《南齐书•五行 志》中就解释道:“歌谣,口事也。口气逆则恶言,或有怪谣焉。”目前习用的“谣言”之义,和上引的“怪谣”是不是很相似呢?大概古代的谣言往往以民谣方式 传播,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谣言”这一词汇。但是,我国古代的文明是很发达的,所谓谣言也不仅仅限于民谣,据我看,在民谣以外,至少还有谶纬、轶事、流言 等形式,而这些形式之间也是彼此渗透的。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谣言的这四种形式。

    二、民谣

    我国古代的民谣被视为谣言的,大概可以分为几类。有一类民谣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言辞显豁,针对性很强。比如东汉崔寔《政论》所引的“州郡记,如霹 雳;得诏书,但挂壁”,又如我们所熟知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都是为指斥东汉官场现实所作的。这些谣言的指向性很强,但有政治性,无趣味性,所以往往只流行于一时,后人不复记忆。反而是另一类谣言,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更多,也显得更有趣。

    这一类民谣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的政治含义,但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后,却被“事后诸葛亮”们拿来作为佐证,实际和谶纬有些类似。这种被认为有预言性质的歌谣, 古人称之为“诗妖”。《汉书•五行志》解释这一名词时说:“君亢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在我们今天看来,统治者做得不好,民间自然会出现各种或讽刺、或诅咒的歌谣。但古人的认识和我们还有所不同,他们抱着“天人感应”的观念,认为国家无道,百姓怨气积郁,会造成种种怪异,“诗妖”也被认为是因怨气催发出来的负面预兆,是天意的一种表现。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宋书•五行志》所记晋海西公(废帝)太和年间的一首民谣:“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宋书》把这首歌谣列为“诗妖”。我们看看《宋书》作者是怎样解释这首童谣的,就能知道历史上所谓的“诗妖”大抵是怎样一回事。

    按《宋书•五行志》的解释,这首童谣是在讲海西公在位期间的宫廷秘事。海西公在历史上也称“废帝”,他在位第六年的时候,权臣桓温宣称海西公没有生育能力,三个儿子都是他的“嬖人”即近臣和妃子所生,因此由太后下诏,将海西公废掉,后来又把他的三个儿子都用马缰勒死了,巧的是,这三个皇子被处死第二天, 南方就向朝廷进献甘露。《宋书》认为:白色在五行中亻弋表金,晋朝按五德终始说应该是金德;马是晋朝国姓司马的简称——类似名或者字的简称在两晋南北朝是 很常见的。就是说,白马,实际代表着晋朝皇室;紫色在孔子看来属于“间色”,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歌谣中的“紫”,据认为是寓意“夺正”,即指海西公 的皇子来路不正;“缰”字,则暗指海西公被废后,三个儿子都被用马缰缢杀;“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是预言这三个皇子或者伪皇子死的第二天,南方献甘露,三人已死,自然没有这个福气眼见祥瑞了。

    当然,以上的解说都是后人的附会,以“紫”喻“夺正”,以“缰”喻缢杀,本来就有些强解的意味,而且海西公被废的理由,《晋书》认为是“宫闱重閟,床笫易 诬”,纯属桓温伪造的,既然事属子虚,当然不能认为歌谣反映了现实情况。那么这首歌谣是不是桓温编出来诬蔑海西公的呢?似乎也不像,因为我们下面会讲到, 编造出来的政治歌谣往往信息量很大,每一句都不会落在空处,这首童谣第一句“青青御路杨”毫无寓意,不符合这一规律,因此我认为将其与东晋宫廷秘事挂钩仅 是简单的附会。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个例子,也出自《宋书•五行志》。东晋穆帝升平年间,小儿传唱一首童谣叫《阿子闻》,《五行志》说“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大概这首 童谣有几种不同的词,但最后一句总是“阿子汝闻不”。阿子,是当时对子辈的亲密称呼,犹如今日叫人“孩子”。“阿子汝闻不”,就是说“孩子你听见了吗”。 升平五年晋穆帝去世,太后临丧哭泣,经常说“阿子汝闻不”,结果当时人就认为《阿子闻》预兆着晋穆帝去世。这当然也是不值一驳的。

    我们看上面引用的两个例子,都是民间的歌谣,多多少少能附会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上,因此就成了“诗妖”。在历史上,这样的谣言应该是最常见的,至少也是最容易被史官或当时人记录下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个别民谣干脆就是政治人物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原因制造出来的,或者是某些人观察政治局势得出的结论。比如北齐左丞相斛律光为北周君臣所忌 惮,周将韦孝宽造童谣云:“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云“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派人到齐都邺城传唱。百升为斛,斛律光小字明月,童谣说“百 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无疑是说斛律光要代齐为帝,一统北方。另一首童谣以“高山”代指北齐皇室高氏,“槲树”代指斛律光,也是同样的意思。童谣传到北 齐后,斛律光的政敌祖珽加以润色,奏于齐后主,后主对斛律光恃功自傲早有不满,当时又有人告斛律光谋反,于是齐主与祖珽定计将其谋杀。这是为政治军事原因 制造谣言的。我们看这两首童谣,没有一句话不是在暗指斛律光将要篡位,这才是造谣的专业水平。

    又如晋哀帝隆和初有童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升平是哀帝堂弟穆帝的第二个年号,共行用五年。十升为一斗,说“升平不 满斗,隆和那得久”,就是说升平年号没用到十年,隆和这个年号又能用多久呢?桓公就是桓温,当时坐镇上游、威胁建康,舆论普遍认为他有不臣之心,民谣说 “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是认为桓温会造反攻入京师,哀帝则将光着脚逃跑。据说哀帝听到童谣之后觉得很不吉利,下诏改元兴宁。满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不 想新的童谣又传唱开了:“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果然兴宁年号只用了三年。据《晋书》记载,兴宁二年三月,哀帝吃长生药中毒,“不识万机”,成了智障人士——这显然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过了一年就死了,才活了二十五岁,看来这位皇帝着实被童谣刺激得不轻。东晋从第二代皇帝明帝开始,皇帝普遍短寿,大多 只能活个二三十岁,所以民谣预言哀帝当不了几年皇帝,其实也只是根据以往经验进行预测,但东晋皇室成员甚至皇帝中也不是没有活到四五十岁的例子,哀帝如果 心宽一些,应该不至于早早就撒手人寰。这首童谣指事非常明确,但内容全出猜测——事实上桓温一直到死也没有举兵反晋,应该是当时京城的“地下组织部长”们 编出来的。

    还有一个太平天国时期的例子。天京事变后,天京城里传唱民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从这首民谣的头一句看,恐怕不是 本地人民编出来的。东王杨秀清号称是天父代言人,被洪秀全、韦昌辉杀了,怎么能说是“天父杀天兄”呢?天京居民在太平天国统治下已经生活了数年,恐怕不会犯这种简单错误。有人说这段民谣是清方编出来的,甚至直指是曾国藩的手笔,我想出自曾氏之手则未必——曾国藩当时在江西,湘军似乎也还没壮大到能派人到天 京城里传播谣言的地步,但由清朝方面散播是比较可能的。这首民谣虽然如前所说连谁是天父谁是天兄都没搞明白,但迎合了当时天国内部人心浮动的大气候,进一 步打击了太平军的士气。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谈用计,说军中计策未必都是奇谋,偶能欺敌,遂成奇功,并总结道:“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在我看,这首童谣就颇与此论相合。

    民谣之所以在谣言中颇有地位,主要原因是民谣琅琅上口,易于传诵,很快就会扩散开来,而且想追究责任时百分之九十九找不到最初的创作者——当然如果有人刻意宣扬则另当别论。再者,民谣与谶纬颇有交集,有些后世所谓的谶纬,实际说是民谣也没有问题。当然,谶纬与民谣多少还有些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谶纬。

    三、谶纬

    所谓“谶纬”,也是一种很古老的预言,至晚在秦亻弋就已经有了它的踪迹。其实“谶”和“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谶”是完完全全的神秘预言,没有任何依 据;“纬”则是一种托圣人之名写成的著作,以其依附于六经,所以称为“纬”。由于古儒家本身有一些神秘学的色彩,汉儒学说中又融汇了阴阳家的一些观点,因此“纬”中也常常出现一些预言性的词句,因此到后来汉人经常就将“谶纬”并称了。谶纬作为预言,除了个别有针对性造出来的例子之外,大多都可以作多种解 释,而且怎么解释都言之成理。下面我们来看个关于谶纬的例子。

    西汉时有条著名谶语叫“代汉者,当涂高也”。《太平御览》注引《汉武故事》把这条谶语的“发明权”归给汉武帝,这大概有点儿附会的意思,《宋书•符瑞志》说这条谶语出自《春秋谶》,则比较可信,因为沈约是当时第一流博学人物。

    不管怎么说,至少王莽时已经有了这句谶语,因为王莽灭亡后公孙述曾经把这条谶语当作自己称帝的理论依据之一,而刘秀特别在给公孙述的书信中指出公孙述不符 合这条谶语——注意,是“不符合”,而不是指出谶语本身的荒谬性,这是因为刘秀本身就相信谶语,而且他就是据谶语称帝的,自然不能动摇自身的合法性。

    公孙述的政权灭亡后,这条谶语沉寂了一百多年,到东汉王朝之末,袁术又把它搬了出来,称帝于淮南。他的理由是自己字公路,与“当涂”符合。当然我们知道,袁术很快就被曹操打得大败,呕血身死,所谓“应运当王”也成了笑话。过了十几年,曹丕称帝前,太史令许芝又解释“当涂高”为“魏”,因为古时称宫门上高耸的楼为魏阙,符合“当道而高”的意象。曹丕凭借这条谶语,为自己的新王朝涂上了一层“应天顺人”的色彩。

    魏受汉禅,大家也许觉得“代汉者当涂高”就此没有价值了吧?毕竟汉王朝都结束了不是?然而在魏晋那个神奇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魏末,权臣司马昭被封为高都侯,以后又进封晋公、晋王,以往传统的解释是司马氏是河内人,而且进爵为公时封国诸郡大多在晋地,所以用“晋”作为国号。但是司马昭身为魏国有实无名的天子,想要封到什么地方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反而是南京大学的胡阿祥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颇为合理。他认为,在司马昭的前后封国中,“高都”占 了“高”字,“晋”也有提高、升进的意思,所以无论是“高都”也好,“晋”也好,都是司马昭追求“代汉者当涂高”的结果。也许有的同学会问,汉不是已经禅 让给魏了吗?司马家还怎么代汉呢?这就涉及古代所谓“正闰观”了。在古代史学中,一般把非正统王朝称为“闰运”,汉虽然禅魏,但是天下分崩,直到司马家上台才最终实现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汉晋的正统连接起来而置曹魏于闰运,也是当时史学理论所容许的。事实上在西晋初年确实曾有过这方面的讨论,但晋武帝出于现实考虑,最终还是认定了以晋承魏的王朝次序,如此而已。

    也许是“当涂高”的魅力无穷,到西晋末年,这条谶语又被翻出来一回。当时西晋陷入了州郡割据的局面,幽州刺史王浚势力强大,想要在蓟城称帝,他的理论依据 是他老爹王沈字处道,“处道”嘛,不也是“当涂”的意思?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当涂高”是这个意思,那也是他老爹当皇帝,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代汉 者”三字,他更是选择性地忽略掉了。当然,这位老兄最终也没当上皇帝,倒是搞掉他的石勒,在北方建立后赵,过了几年皇帝瘾。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谶纬这东西实在是不靠谱,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是理,就连实在跟“当涂高”找不着关联点的司马家,还可以在封邑上做文章。可是偏偏是这么不靠谱的玩意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被消灭,而且往往是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或催化剂。一开始,野心家们还是从谶纬书中找出相关字句来附会,到后来习惯了这一套造舆论的手法,谶纬书又被隋炀帝几乎烧绝,找不到现成的理论依据,所以干脆就是自己编了。比如元末明初的韩山童、刘福通,在治河工地上埋了独眼石人,背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红巾蜂起。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十八孩儿主神器”,也是类似的例子。谶纬或许不像民谣那样顺口,但是总的来说,较民谣更多一层神秘感,只要解释得当,有时比民谣还容易被人信以为天意。但是,谶纬毕竟是谣言中最容易触及政治底线的一种,稍不小心,传播者就能把身家性命玩掉。有没有和谶纬一样威力巨大、但又没那么大风险的呢?那就是流言。

    四、流言

    流言是一种很讨厌的东西,不但传播奇快,而且比起谶纬来更有针对性。最可怕的是,流言不像谶纬那样飘渺不定、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它确实有一定事实依据,这就更让人信以为真,并且努力地去四处传扬。但是,流言毕竟不是事实,为了让话题更具趣味性或离奇色彩,多少要牺牲一些真实,甚至有时传播者还会刻意扭曲事实。比如何晏这个著名的玄学家(如果我们相信某些关于他的记载的话,也可以称他是个政治家),由于牵入司马氏与曹氏的党争而被杀,陈寿撰《三国志》,也不敢为他立专传,只在《曹爽传》里提到他,并在传末附带给他作了一个简短介绍。因此这样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几百年的人物,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勾 勒的历史形象。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倒是搜罗了一些关于他的史料,注在《曹爽传》末尾介绍他的那一段下面,但由于何晏死于政治斗争,曾当面见过他、或 至少来得及从见过他的人那里闻其行事的人,极少敢为他说两句好话的,因此这些史料的可信性也要打折扣。比如裴《注》引《魏末传》称:“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云云。按何晏之母尹氏,确实在守寡后为曹操所纳,史称尹夫人,但只和曹操生了一个儿子曹矩,曹魏还没有代汉时就死了,后 来几度追进爵号,最后定称范阳闵王。金乡公主若与何晏同母,则其母应称范阳王太妃;若其母是沛王太妃,那么就是沛王的生母杜夫人,又何谈“即晏同母妹”? 而且曹魏诸帝固然在礼法方面很不讲究,但又何至于使同母兄妹为婚呢?《魏末传》的作者已不可考,他称何晏娶同母妹,或因当时有此流言,因而写入书中;或者 就是站在司马氏立场上丑化何晏,自造流言。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魏末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实。幸而裴松之在作注时有一定的敏感性,对这条引文进行了反驳,不然,说不定何晏娶妹就成了千古定论。

    另一条流言是今本《晋书》中记载的“牛继马后”。据说魏末有“牛继马后”之谶,司马懿对此非常忌讳,因此以毒酒药杀大将牛金,不料琅琊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与小吏牛某有婚外情,并生下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睿,于是司马氏的皇统终为牛氏所暗篡。这条流言在南北朝时期传得很盛,如魏收的《魏书》也称晋元帝是牛氏子,不过是牛金的儿子而非小吏牛某的儿子。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晋元帝为牛氏子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沈约《晋书》,魏收是抄了沈约的记载,但是他不知为什么 没有指出唐修《晋书》关于“牛继马后”的记载与沈约、魏收又有不同,更没有指出本条的史料源流。按唐修《晋书》颇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这条如果也出自臧荣绪书的话,则“牛继马后”的流言不但广泛传播于江左,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最令人胆寒的,是虽然自北齐以来学者对这一记载累加辨正,但直到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仍信晋元帝实为牛氏之子,此时距离“牛继马后”之谣的产生,已经过去了七八百年。一条屡有学者纠正其谬的流言,竟能流传数百年而不息,可 见流言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流言,可说是比比皆是,如南北朝道教主张的“李弘治世”、白莲教宣称的“弥勒下生”,都依靠基层宗教信徒的狂热性,历数百年而传播不衰,甚至反过来影响到统治阶层。清末针对天主教的“采生折割”谣言,也是类似的情况。

    采生折割,是元朝以来对于“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行为的法律称谓,在历代律例中——哪怕是尚未完全形成此概念、仅有具体行为描述的《唐律》——均属于重罪。此类行为不仅残忍,而且在中国人民传统认知中往往与妖术有关,因此极为民间所痛恨。明清以来,天主教传入中国,清末教士来华者尤多, 而其行为规范及理念和中国传统都有很大差距,偏偏教士本身少有愿意主动改变、与中国求得一致者,因此清末上至官府士绅、下至升斗小民,对天主教的认识多有 谬误,而且往往充满敌意。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因抓获供认诱拐儿童卖给天主教堂的犯人,民情汹涌,进而传言教士、修女采生折割,终于引发震 动天下的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旨查案,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所谓“事出有因”,固然与教会的一些行为有关,也与当时 天津人民对教会先入为主的认识甚至影响到官方意识、官方意识反过来助长民气有很大关系。天津教案最终以中法两国的妥协告终,面对国内的愤怒情绪以及自身在 处理教案时的无力感,曾国藩自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怏怏而逝,但类似的教案在此后数十年内此起彼伏,各种排斥天主教的檄文、揭帖也四处传播, 理由往往仍是“采生折割”。直到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此类流言才渐渐衰歇。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有一篇名为《边界的重设: 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的文章,对清末“采生折割”流言广泛流行并与天主教(教会、教士)挂钩的原因作了解释,有兴趣 的话可以看一看。

    五、轶事

    流言的可怕,刚才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下面我们来说说另一种谣言:轶事。轶事与流言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都有一定的趣味性或离奇性,流传中多少会偏离一些真 实,而且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但是轶事与流言也有巨大的不同:首先,轶事以正面色彩为主,流言基本都是负面传闻;其次,轶事的主角一般是名人,流言则 上至天子、下至小民,无不关涉;最后,轶事随着时间流转能变成佳话甚至典故,流言无论传播多少年——除非其涉及的伦理观念彻底转变——还是流言。所以,轶事往往为世人所乐道,而传播流言的家伙,终究不免遭人鄙视。

    中国古代的名人轶事,在诸子著述中就记录了很多,真伪杂陈,莫之能辨。如《庄子》中所记孔子、曾参、田子方甚至庄子本人的行事,都很难说是真的。至如《说苑》、《新序》同出刘向,而同一事或归于不同的历史人物名下,更是无法确认孰是孰非。现存集中记录名人轶事而且能保证一定真实性的著作,大概还是首推《世说新语》。

    刘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记录了很多汉晋以来名人轶事,而以魏晋故事为主。《世说》叙事明快,文字颇有意趣,于让我们看到名人为史传所不载的一面之外,还对了解当时社会风尚、政治局势、文学艺术发展等有很大价值。如《世说》记的轶事中有一条,称阮孚收藏木屐,祖约则好钱财,当时舆论以为两人都为物 所累,未能区分二人优劣。后有人去拜访祖约,正遇上祖约在家计点财货,见来客进门,急忙把财物都藏起来,有几个装财物的篓子一时找不到地方藏,就搁在自己背后,用身体遮挡,一副神色不定的样子;后来又有人去阮孚家,见他自己“吹火蜡屐”,一边干活还一边感叹道:“不知道一生能穿几双啊。”神态非常悠闲平 和,于是两人优劣始分。这一条轶事不仅使读者认知到阮孚和祖约性格中的一个侧面,而且传递出晋朝士人“不以俗务婴心”的好尚。今天来看,凡记载轶事的古人笔记,其于史学上的意义大抵如此,非止《世说新语》一书,即使如刚才所论,刘向《新序》和《说苑》中有自我矛盾的记载,但记载纵不可信,其中所蕴含的思想 意识总不会是向壁虚造的,只要能善加利用,依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但是,轶事也有其不可信的一面。首先,轶事为了趣味性,难免要牺牲真实性,如《世说》称东晋名臣温峤以玉镜台骗娶堂姑的女儿,按《世说》的说法,此女应该 姓刘,而《世说》刘孝标注引《太原温氏谱》,温峤三次娶妻,并无刘氏。其次,最有价值的轶事记录是以当代人记当代事、或早二三十年的事,但人与人之间难免 互有是非,或因个人好恶,或因朋党同异,甚至有时记事者和事主之间还存在国家立场的不同。如宋人笔记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就依政治立场不同而有天壤之别,旧党中人对王安石多所排毁,最肯说好话的也不过称其乐于读书、知识渊博;新党一派则对其称颂无所不至,甚至对其一些毛病也津津乐道。王安石有气喘病,医者说服紫团山人参则可愈,新党干将薛向从河东入京,带有紫团参,送给安石数两,安石不受,有人劝他说:“您的病非服紫团参不能好,没有必要推辞。”安石却说: “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当然,薛向身为地方官,王安石或许觉得接受他的赠与不太合适,从好的方面说,这也算是人所难及之处。但在另一件事上,王安石就真有些过于执拗了。王安石面黑,门人担心他身体不好,就向医生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倒是很明白:“此垢汗,非疾也。”就是太不讲究个人卫生而已,不是病。门人知道老先生脸黑纯是因为脏,就送上澡豆请王相公洗脸。哪知王安石又犯了执拗脾气,声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颇有些不讲道理。但新党人士还是纷纷记录此事,以为美谈。可见轶事记录者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对人物的看法。最后,凡轶事的叙述者,难免虚美古人,有时甚至生造轶事,以显示自己的渊博,以及所叙人物的伟大。晋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时,僚属郭冲称述诸葛亮,条列五事,以为奇才。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引用,但认为都有不合逻辑之处,一一反驳。可见对于古人所述轶事,还是要认真分析,不能一概相信,当然更不能一概否定。

    六、总结

    上面我们谈了谣言的四种形式:民谣、谶纬、流言、轶事,但这不过是为了方便讲述采取的一种权宜手段。历史上传播于朝野的谣言,往往是几种形式的混合,很难 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就看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青青御路杨”我是归在民谣中讲述的,然而称其为谶纬又何尝没有道理?“石人一只眼”当然可以算作谶纬,但从 形式上来看,称作民谣有何不可?流言、轶事中也有很多民谣、谶纬之类的成分,只是限于时间,没法一一举例而已。想要通过谣言看到历史的真相,就不能过于死板地划分其形式的彼此。

  9. 是时候祭上男神胡泳老师的这篇《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这篇文章对谣言研究的溯源非常清晰,而且,对于现今学界流行的谣言观点一一做了反驳。
    概括来讲,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当反抗者缺乏有力武器时,谣言也是一种反抗手段。
    最古老的传播媒介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卡普费雷,1991:5)现代对于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战争期间谣言的大量繁殖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一个潜在的源泉,谣言控制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纳普、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等人。基于其二战期间在麻省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纳普分析了战争中流行的超过一千条的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战争就是失序的表现)的一个结果,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一种投射。他认定谣言主要反映的是人们仇视性和分裂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出来。
    既然谣言如此令人不安,就必须制止它的大量流传。纳普提出了五条“建议”,包括:应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予以无保留的信任,应使公众绝对信仰他们的领袖,有效地对工作和闲暇加以组织等(Knapp, 1944: 22-37)。纳普的这些建议,令我们可以反推二次大战中美国的晦暗情境:人们对官方传播媒介缺乏信任,对领导毫无信心,官方对特定事件的信息讳莫如深,大众茫然无知,很多人失业,无以打发无聊的日子。如果说,在大战的背景下,一个民族理尚可被全体动员起来,实施上述的建议,那么,在和平时期重读这些建议,如卡普费雷所指出的,“就好像是在描写一个极权国家”(卡普费雷,1991:10)。
    受惠于纳普的经验分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二战期间曾对谣言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两人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堪称对谣言的起源和散播的第一次科学的解释(Allport & Postman, 1947)。在研究中,他们关注的是谣言个体传播者的心理过程。他们给一个应试者一张图片,留出时间让他仔细观看。然后他被要求向第二个应试者转述他所看到的场景。第二个人再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第五或第六个人的时候,信息的70%已然丢失,最终的叙述与开头的图片内容相去甚远。
    这其实是把信息的口传视作一个线性的、凡俗的和预定的过程,经历多次累积必然导致信息的扭曲。但这种展示是不无问题的:彼此耳语的模拟实验与自然环境中的谣言运行是完全吻合的吗?对那些最后被证实为真的谣言又该如何论说呢?如果最后的扭曲不可避免,谣言又怎会在某些情况下完好地保存了正确的信息?
    与纳普不同,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把谣言视为一种更加日常的行为,既在战争中也在和平年代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纳普一样,举出的所有例子都是涉及危机情形的谣言。卡普费雷发现,这些研究人员所举的例子都是有倾向性的。“他们只是就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进行发挥,他们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没有参考谣言所传达的信息中的任何真实性成份。……他们闭口不谈后来谣言核实的结果。”(卡普费雷:1991:7)这牵涉到谣言的定义问题。
    谣言是一种社会疾病?
    谣言的定义向来众说纷纭。一位学者在1998年所作的一次文献综述显示,心理学、社会性和传播学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对于谣言的定义(Pendleton, 1998: 69-86)。所以,在社会科学中,谣言是一个缺乏特定定义的概念。
    尽管各执一词,谣言研究者们还是对作为传播媒介的谣言存有某些共同的认识。从上世纪40年代迄今,一些代表性的定义可以总结如下:
    1.谣言是一个参照当前时事、旨在使人相信的命题,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Knapp, 1944)。
    2.谣言是一个与当前时事相关联的命题,意在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流传,但却缺乏可靠的证据标准(Allport & Postman, 1947)。
    3.谣言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流传的,对公众关注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叙述或阐释(Peterson & Gist,1951)。
    4.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 1966)。
    5.谣言是在社会群体中流传的有关当前时事的信息,完全通过口传,往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Morin, 1969)。
    6.谣言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广泛流传的命题(Rosnow & Fine, 1976)。
    7.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卡普费雷,1990)。
    依照这些定义,谣言具有自身的结构与逻辑,定义者们无不试图解释这些结构和逻辑。他们大多确认,谣言是一种信息或命题,它赋予与现实有关的某人、某事或某个条件一些新的因素。其次,谣言是口传的,且未经证实。再次,很多定义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这些定义为我们勾画了谣言的轮廓,例如,它的传播方式(口传)、所传播的内容(谣言是有关时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同那些琐碎的、私人的话题区分了开来,谣言因此被归入了公共范畴)和传播的目的(为了使人相信)。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谣言所传递的信息的实质为何,以及谣言为什么会持续流传,众位研究者却莫衷一是。
    有关谣言流传最广的定义把它当作这样一种命题:它没有清晰的来源,其真实性也大可怀疑,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很快或从来也不能被证实。这种定义符合人们常识性的看法,往往导致一个简单化的公式:谣言=虚假的信息。例如,中国学者周晓虹把流言和谣言作了如下的区分:虽然都是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但严格说来,流言是无意讹传的,谣言则是有意捏造的(周晓虹,1998:427)。
    如此定义谣言会导致两个窘境:其一,对那些起因于某个事实,在传播过程中被一群心存疑虑的人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兑水”和夸大的谣言,又该如何解释呢?其二,如果把谣言等同于不实之词,那么它就必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谣言是病态社会的反映,是某种程度上的集体精神病。莫兰分析谣言时就使用了不少医学名词,如病菌、病理学、传染病灶、潜伏期、转移期等等,甚至把谣言直接称为“心理癌症”(Morin,1971)。
    坚持谣言没有根据,就等于宣布那些信谣和传谣的人都是不理智和反常的,对谣言的解释因而只能从属于精神病学,或者是勒庞开创的对情绪化的群体行为予以蔑视的传统(Le Bon, 1982)。这种认知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例如,随便阅读当下有关谣言的评论,不难发现如下的说法:
    “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
    “如今,通讯和网络的自由度让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语、别有用心的言论都可能轻易传递,如瘟疫般迅速蔓延,最后成为洪水猛兽,直至淹没了事实的真相。”[ii]
    “在这样的一个怪圈似的谣言生发漩涡里,人们心态各异,信息光怪陆离,谣言在发威,真相却暗自神伤。在这样一个悖论中,社会越发表现出一种对谣言病态的敏感。”[iii]
    谣言未必全是虚假的,有大量谣言在后来被证明并不是失实的。事实上,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因而,如果单纯用“虚假”来概括谣言,显然有失偏颇。有学者用“未经证实”来修饰谣言。然而,这个“未经证实”其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一下我们从他人处得到的信息。其次,证实的概念与假定进行证实的人是不可分的。人们常常根据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的信任程度,而不是原始消息来源的可靠程度,来判定一个谣传的可信度。在谣言的传播中,一个常见的有趣现象是,我们总是由朋友、同事或亲戚那里听到某个事件的发生,而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iv]尽管这个见证的链条并非直接通到我们这里,但由于有目击者的存在,有朋友等对消息的背书,我们就会相信消息的证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证实者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就会对被此人证实了的消息产生怀疑。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
    这样看来,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而确立的谣言定义,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反映了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卡普费雷,1991:11)这种偏见推到极致,就是如上所述把谣言视为一种社会疾病。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和集体行动
    涩谷保的定义与在他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对谣言的认识很不相同。按照他的观察,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涩谷保的著作含蓄地批评了时人有关谣言的陈见:谣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是非理性的和危险的;谣言是不准确的、扭曲的和夸大的;谣言威胁着社会秩序。他不赞同对谣言的心理学分析将谣言行为个人化的做法,这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谣言研究中十分盛行。例如,弗洛埃德·奥尔波特和密尔顿·莱普金对有关战时美国国内配给谣言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一个人获得的信息愈多,他的思考就会愈缜密,他也就更不可能被引导着去相信自己内心常常不为人知的冲动。”(Allport & Lepkin, 1945: 3-36)又如,1942年一项有关战时谣言的传播与接受程度的研究计算出了一个“信谣指数”,指出不论是流传度还是接受程度,都是穷人比富人更高;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高,犹太人比非犹太人高(这是因为犹太人对让人恐惧的谣言容易感到不安)(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5-6)。
    谣言研究的早期奠基者们,无论是纳普还是奥尔波特、波斯特曼都假定,虽然有着鼓励谣言在一个群体的层面上存在的条件,谣言的实际运行却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偏见和谣言行为。这种研究范式建立在威廉·斯特恩和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的系列实验上。斯特恩采用图像测试和真实性实验来寻求有哪些因素影响观察者的描述。 巴特利特用一系列测试对象依次复述的方法,发现人们会给本来无意义或含混的东西赋予意义。由此,回忆成为一种创造而不仅仅是意识的复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31,33-36)。
    斯特恩和巴特利特的想法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延伸。他们揭示了个体接受和传播谣言的动机和方式,强调了投射(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是使个体相信并传播谣言的重要的心理机制。他们还研究了谣言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及其机理,比如削平和磨尖、同化作用、推断和歪曲等。他们后面的大多数研究者往往遵循着同样的路径,把谣言材料的转换与个人的统计学和认知学特征相联系。而涩谷保却认为,这种把谣言的盛行归因为个人内心冲动的控制度和教育赤字的做法,很难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以及谣言为什么会经常突破个人边界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非正式媒介。
    二次大战时很多日裔美国人在加州被关进了收容所,通过对收容所中流传的谣言的研究,涩谷保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谣言因此是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和评论的演变和强化。
    这对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研究路径是一个有力的拨正。涩谷保拒绝承认任何把谣言视作未经证实的、不可靠的或虚假的东西的命题。他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在这一点上,彼得森与吉斯特同涩谷保的看法相仿佛,他们在谣言的传递过程中看到的不是“削平”与“磨尖”,而是“滚雪球”效应(snowballing)或曰创造性的合作,即寻找谣言中可给人安慰的因素和细节,对这些细节进行添油加醋(Peterson & Gist, 1951: 159-167)。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Shibutani, 1966: 9, 16)。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26),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既然谣言被视为那些缺乏足够信息的人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那么,一个谣言的公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这个谣言公式来自于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在后来被广泛接受,也为涩谷保所承认。该公式是一个乘法关系而不是加法关系,即是说,假如谣言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为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了(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17)。谣言的出现是因为同时满足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条件,而它的传播的持久性也与这两个变量相关。
    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地分析,除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至少还有两个条件构成谣言的前提。其一是,一群人需要行动但却迟疑不决,期待身边的形势得到充分的界定;其二是,形势要求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群体成员必须共同行动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在三种情形下,上述四个条件会同时具备,从而为谣言提供丰厚的土壤。首先,如果在一种社会秩序中,信息被当局严密控制,谣言就会非常激烈。假使对新闻的控制是一个持续而非暂时的行为,谣言就会变得定期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发生的事件威胁了正常生活的理解基础的时候,谣言会不胫而走。一个大的灾难或丑闻都会引发这类挑战。同样地,在一个社会中,潜在的冲突对象或互相竞争的群体之间原有的适应和妥协如果被打破,惯常的行为模式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假如对一个有力的共同行动的推动受到阻遏,谣言也会生发出来。
    从第一种情形来看,涩谷保指出,当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为了明智地行动,人们对新闻加以寻求,而谣言基本上就是一种新闻。”(Shibutani, 1966:17)把谣言与新闻并列,涩谷保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谣言的新窗口。它显示了,报纸和广播中的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和真实的,而是携带了很多价值观主导的意见和假设。在中央极权的社会,制度性的渠道控制了信息的散播,人们普遍寻求通过辅助渠道获取信息,有时会逾越官方主张的特权。这样,无论从谣言的意图还是从其结果来看,谣言都可能具有颠覆性。
    卡普费雷对谣言的研究起始于涩谷保的观察,两人同样认定,谣言并非是某种“真实”的偏离,而是一种人们达成何为“真实”的一致意见的努力。涩谷保写道,谣言语境的存在,是在“对新闻的需求与集体亢奋的激烈度呈正向相关”的时候,此时谣言会大肆扩张来满足新闻无法满足的需求(Shibutani, 1966:17)。卡普费雷直截了当地指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 这种寻求发生在权威的或官方的渠道之外,毋需对消息的正式证实,因而谣言很容易离经叛道。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这就是政府当局为何常常会控制或否认谣言,因为他们担心谣言会引发公众的动荡、恐慌或是不满。
    再来看第二种情形。谣言活跃于特定的情景中,反过来又为该情景注入动力。这些情景往往与不确定、紧张和危机有关。猜忌、恐惧、仇恨、痛苦会因当下的冲突而进入集体讨论,并塑造和改变冲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谣言和闲话是搜集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这种公议是关于谁应为死亡、疾病、不幸、偷窃、‘不正常’的天气承担责任。这种过程是渐进的,直到它们通过某种事件和人们的解释催化之后显现出来。”(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97-98)
    此一过程中,谣言导致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并与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谣言在这些情景中试图让步于社会条件,或与社会条件协商。在极端情况下,谣言会产生社会和政治暴力,例如,用言说将人定位于特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给某些人或某些群体贴标签,对被贴上标签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寻找特定的替罪羊,甚而形成一种争取公众支持并用暴力惩罚肇事者的机制。“通过谣言,就像通过其他社会交流方式一样,冲突与延续共存,加强了生命中持续的斗争原则。”(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102)
    以上可以一般地解释谣言为什么会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用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话来说就是:“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Allport & Postman, 1947:193)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 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这些分析很容易把非理性因素同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关联起来,即认为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不仅使大革命的进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也为谣言赋予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革命和骚乱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除了大众的非理性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形,还有一种社会运动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这些行动有一定的策略,因为行动者缺少财力和权力,不得不调动另类的资源以对政治和分配进程产生影响。这些另类资源包括如下的集体行动:罢工,静坐,占领,示威,怠工,阻塞交通等。
    由此进入第三种情形。詹姆斯·斯科特在观察抵抗的政治时敏锐地意识到,在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事物的限度常常被测试……上次事端的尘埃尚未散去,尝试收复失地的探寻可能就又开始了”(Scott, 1990: 197)。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为强大(Scott, 1985)。
    了解了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功用,我们才能深切地明白,何以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特别强调“官方的公开证实”或“官方的辟谣”。这是因为,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
    作为“反权力”的谣言,反抗的是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
    被“妖魔化”的谣言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需要对谣言的定义的细微之处加以仔细的辨别,方能全面认识谣言这一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现象。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谣言却几乎一边倒地被视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惑众之言,听信谣言者是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谣言的初始传播者常常被指为“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官方一向视谣言为不稳定因素而大加制止和弹压,在很多时候,公民因为传谣信谣而而遭受训话、监视甚至拘捕。
    不能不说,在谣言问题上学术视野的逼仄是造成和助长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周裕琼统计说,中国内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近百篇相关论文,无不对谣言持否定态度(周裕琼,2008)。同一时间出版的传播学与舆论学著作,其中涉及谣言的内容也对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甚至认为谣言就是谎言。例如,刘建明认为谎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话,谣言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虚假消息,谣言和谎言都是虚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把假的说成真的,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以欺骗他人(刘建明,2001)。郭庆光认为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有自发产生的,有人为制造的,但大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郭庆光,1999:99)。
    姑且不论对流言与谎言的这种区别是否准确,我们看到,郭庆光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传播学教材之一当中在给谣言下定义的时候,引入了一个更加富有争议的参数,即“动机”因素。除了传播学,谣言研究亦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之一,邓文初曾以两部影响极大的教科书为例,指出国内学者始终强调“动机”(特定意图)与“真实”(缺乏事实根据)两个因素。
    由沙莲香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对谣言进行如下界定:“谣言是某些人或团体、组织、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意愿,散布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的连锁性传播通路中所流传的信息。”(沙莲香,2006:283-284)
    周晓虹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普通高等学校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系列教材”之一,其定义说:“根据传言制造者的动机不同,传言可以细分为流言和谣言,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传播,后者则是有目的地捏造,一般怀有恶意,为的是造谣生事。”(周晓虹,2008:236)
    在这里,“动机”二字都直接进入了谣言的定义中,周的定义甚至还突出了“恶意”的目的。邓文初指出:“在这种溢出学术界之外的‘研究’中,以‘真实性’为标准,‘谣言’成了‘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消息。依据‘动机’标准,谣言就不仅仅是‘有意捏造’而且成了‘毁谤中伤’。谣言定定义过程中的情感色彩进一步强化,学术的中性完全丧失,‘谣言’被完全‘妖魔化’了。”
    “动机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由春秋曲笔生出的“诛心之论”,就是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和动机。这种重动机判断(其后紧跟的是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的思维方式长期成为桎梏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的障碍。尤其在极左时期,“动机论”曾经是一根万能的棍子。把“动机论”应用在谣言上,极其容易将谣言涂抹上伦理色彩,视同捏造、挑拨、诽谤、诬蔑,进而产生一系列可见的恶果:
    一是当权者常以此为标签,“妖魔化”反抗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体,化解和打击对方的舆论攻势,抹杀抗争和质疑的正当性。
    例如,2007年,在厦门市民对PX化工项目进行抵制时,政府控制的《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接连发表文章,称在市民中群发的手机短信所散布的有关PX危害的内容为“谣言”, 并把市民因在正常渠道无法获知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而私下互相流通的传闻鄙视为“‘路透社’消息”,指责它们后面“有双无形的、肮脏的手在操纵”,“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或蛊惑人心,或煽风点火,或惟恐天下不乱,总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这方面,官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义正辞严”的话语,被一位知名博客讽刺性地总结为“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新华网于6月29日发出的电讯即称,按照当地警方的说法,事件缘起于一名女学生溺水死亡,其亲属对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其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被认为是事件的起因,群众的“不明真相”则是导致事态扩大的原因之一。
    这些词语和句式已被官方沿用多年,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对于地方层面的执政者来说,这套话语则是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
    二是动辄动用法律手段,对一些有一定事实依据、但又不甚准确的说法,以谣言视之,强力打压,导致在重大社会和安全事件中,中国公民的言论具有极大的法律风险。
    中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181条、第221条、第291条第1款,分别对以造谣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捏造并散布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虚伪事实、编造和明知编造而故意传播恐怖信息等等行为作出有罪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要承担罚款、拘留等行政责任。
    就谣言在新媒体当中的发布和传播,2000年9月2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称,对于“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统一”、“利用互联网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扰乱金融秩序的虚假信息”、“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等行为,将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2005年9月25日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中不得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
    这些条款,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而显得含糊不清。例如,要进行行政处罚,必须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但怎样才算“扰乱了公共秩序”,始终是相关案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且,法律将散布谣言和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等相并列,并涉及“故意”这样的主观因素,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或她并非出于“故意”而发布或者传播了一些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的信息,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2006年的“张志坚事件”, 到2007年的“红钻帝国”,[ii]再到2008年的“SS山地师”,[iii]各地接连出现因在网上“转载”或“跟帖”,当事网友被公检法机构逮捕或拘留的案例。另外一种情形是因短信而获罪,例如,2007年1月,北京警方称,发“病猪肉”谣言短信可判5年以上徒刑;[iv]太湖蓝藻污染期间,无锡市民丁某向130余人散发“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手机短信,被无锡警方处以治安拘留。
    根据法律规定仔细辨别这些案例,不难发现,政府存在明显的滥用法律行为。首先,政府倾向于把凡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传言都定性成法律意义上的谣言。“SS山地师”在转发帖子时,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信息庞杂,虽转贴伤亡人数有误,但仍可证明事故造成重大伤亡。事实上,在大的灾害事故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即便政府也往往没有能力马上判断言论的真假。当局严重混淆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与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传播小道消息的区别,后者根本不属于违法行为。在重大灾难之后,许多人都曾传播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提醒亲友注意安全,从现行的法律体系来看,他们中几乎每一个都可能被抓起来。
    其次,谣言是否“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或足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不是所散布的信息的真假,才应该是处理谣言案件的出发点。“红钻帝国”和“SS山地师”的帖子是转载和引述,虽然态度激烈,但是否构成“扰乱公共秩序”,则需要视帖子的影响面以及造成的客观结果而定,比如,帖子的传播范围有多广,是否激发了公众的心理恐慌,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工作、教学、生活秩序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公众有权质疑、批驳任何报道乃至政府公告的真实性,公民发短信或者转发相关帖子,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应被视作自保或者行使监督权,政府部门只能用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来平息大家的忧虑,消除不实之言。一场灾难过后,人们尚未获知政府部门关于预警系统、抗灾能力和救援措施的检讨,却先发现普通市民因为参与灾难后果的讨论而被警方拘留,这不能不使网络民意的焦点集中在权力是否滥用、言论是否自由等问题上。
    杨支柱指出:“基于保护言论自由的需要,判断一种言论是否扰乱公共秩序,应该采用‘明显而紧迫的危险’标准;因为允许政府因不明显的危险阻止或惩罚言论,将使言论者发表任何言论都胆战心惊,而非紧迫的危险是政府有时间采取措施避免的。”(杨支柱,2007)之所以要对媒体在灾难和事故方面的报道以及公民的关注采取宽容态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这样可以及时避免更大的危害、抢救更多的生命,与之相比,“可能的恐慌混乱仍然属于较小的恶,是不得已的容忍”(顾肃,2006)。从补救措施上看,对于言论者可能产生的偏向,政府通过公布真相进行解释说明、揭露言论者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就能消除影响,并不应因批评采用虚构方式就予以强力打击。
    一方面,公权机关常常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捕公民,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谣言案件中,诽谤罪成了公权打击私权的武器。2008年7月,在上海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不久,网上就流传,犯罪嫌疑人杨佳因遭民警殴打导致丧失生育能力才伺机报复。7月14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编造、散布谣言的郏啸寅以涉嫌诽谤罪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称,郏啸寅于7月2日下午编造了题为《上海袭警事件内幕》的文章,虚构杨佳因被闸北公安分局民警打伤生殖器、丧失生育能力而萌生报复袭警等内容,在网上多次发布、张贴,并被其他网站大量转载。检察机关认为,郏啸寅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严重损害了执法民警的名誉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46条,涉嫌诽谤罪。
    《刑法》第246条的规定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必须注意的是,此条规定放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当中。也就是说,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一犯罪侵犯的对象,必须是公民而不是企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的名誉。不可否认,郏的造谣对上海警方和办案民警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不一定就是应该动用国家强制力处罚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如果把对于公职人员的公权行为的评判以诽谤罪入刑,其结果必然是,任何人都不敢对公权实施监督,公民言论自由的崇高价值也无法得到保障。
    言论自由天然包含了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这就要求公共官员面对批评甚至夸大事实的捏造时,不能动辄以诽谤为由主张名誉权和隐私权,更不能以国家暴力机器来满足个人的私利。而一个又一个因发送短信、网络发帖获罪的案件,却多次显示一些地方长官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资源,习惯性地把一切未经官方认可的信息当作谣言来打击,甚至不惜顶着挟私报复的恶名钳制言论,由此制造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和舆论环境。
    2006年3月,身为海口一家制药企业工作人员的张志坚,在制药领域的专业网站小木虫网站(http://http://emuch.net)和丁香园网站(http://http://www.dxy.cn)上转帖了一篇揭露浙江康力元投资集团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和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多名国家药监局工作人员进行“官药勾结”的网文。康力元公司因此向海口警方“报案”,4月26日,海口市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为由拘留了张志坚,6月1日,检察院批准将张志坚逮捕。2007年2月6日,检察院以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诉,并准许取保候审。2007年4月12日,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警方已撤案为由取消取保候审。2007年7月,在案发近一年三个月之后,被司法机关错误羁押的张志坚获得24000元国家赔偿。7月6日,张志坚转帖网文中的当事人曹文庄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7月10日,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ii]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水位迅速上升的护城河完全没过银座购物广场的排水出口,这座济南最大最繁华的标志性商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数天后,银座发布官方消息,称“由于疏导及时,超市内无一伤亡”。这成了后来在网络上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一个注册名为“红钻帝国”的23岁的女孩在济南舜网(http://舜网)回帖参与论坛的济南暴雨讨论,声称听亲友说大水涌入银座广场而死了不少人。济南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为罪名对其予以治安拘留,认定她的跟帖“内容有明显的唬人噱头,营造了暴雨过后的恐怖气氛,里面有灾害造成多人死亡的虚假信息”。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暴雨可怕,谣言更可怕!”
    [iii]2008年4月28日,一场近10年来中国铁路行业罕见的列车相撞事故在胶济铁路上发生。当天,21岁的山东高密网民“SS山地师”在百度高密贴吧转发了一条名为《火车相撞特大内幕!》的帖子,被当地公安机关认定为“内容严重歪曲了正规广播电视媒体关于4·28 事件的真实报道”,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涉嫌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对其处以治安拘留。警方同时警告网民“不要相信网上的一些虚假信息,更不要散布虚假信息,特别是这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虚假信息,一旦发现散布这种信息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予以严惩”。“SS山地师”不仅遭到了治安处罚,还被当地电视台以反面事例曝光,以教育观众。
    [iv]《北京警方:发“病猪肉”谣言短信可判刑5年以上》,《北京日报》2007年1月16日。
    新华网南京2007年6月6日消息。
    谣言与大众媒体的对立
    2008年5月12日,北京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在会议要求中,“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和“依法处理”谣言是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的,这也是官方长期一贯的做法。由于政府垄断着媒体资源,“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往往是新闻封锁、新闻限制的同义词。毋宁说,正是官方“加强正面舆论引导”的行为,导致了官方信息的匮乏和不可信,才为“谣言”的传播培育了丰厚的土壤。官方一方面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声色俱厉地打击谣言,从而令自身陷入一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当中。
    自2003年非典以来,突发事件中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压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危机的扩大,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媒体或者失语、或者成为强势话语的代言人,往往是造成谣言扩散、社会恐慌和危机加剧的主要原因。
    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着火爆炸事故。在发生爆炸的当天,吉林市环保部门就已经发现松花江水体受到污染,后来还递交了相关污染的监测数据。但几天内吉林市委、市政府仍未做统一安排去向公众进行解释与澄清;一周后,吉林省有关部门仍坚称没有听说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污染松花江水源的说法。甚至在下游的哈尔滨市于21日早晨宣布停水时,石化厂和吉林市仍然拒不承认苯流入江水对人和环境造成剧毒性危害。
    哈尔滨市政府宣布停水的原因竟然是“对市政供水管网全面检修”。在这关键时刻,官员们采取了鸵鸟政策,拒绝回答媒体和公众的质询,甚至把环保部门的对外报道权也控制起来。居民们既无法从政府部门、也不能从当地媒体报道获得明确、真实和完整的信息,令哈尔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饮用水、啤酒、牛奶等统统遭遇抢购。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甚至出现地震的流言,事情愈闹愈大,市政府才在十小时后不得不再出公告,解释停水原因是由于日前吉林化工双苯厂爆炸污染了松花江。
    在“正确的舆论导向”之下,传统的主流媒体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实行选择性报道,选择的标准完全由他们来掌握,他们认为是反面的、消极的、添乱的、抹黑的就按下不表,确定为正面的、积极的、鼓劲的、添彩的就公开宣扬,而区分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对抽象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丝毫不管是否对民众的知情权造成损害,是否可能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险。
    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关“水污染”和“地震”的传闻多是通过口口相传、手机短信、互联网论坛等传播的,而且流传时间比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正式发布的时间早得多。人们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谣言,导致“新闻像谣言,谣言像新闻”的怪象出现。在政府的权力控制下,被行政力量扭曲了的传播手段在谣言广泛散布的环境里,最终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观察新媒体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很容易发现一种现象:政府习惯于在谣言四起的时候,四处删帖、封帖,但这样做反而立刻吸引了网上的注意。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被删被封的有可能是真相,于是就会想方设法搜索被删被封的东西。结果,被封掉的是国家控制下的喉舌,人们传播的反而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导致公共行政部门本身失信于民,危及其执政权威。
    谣言与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大众媒体的对立,反映了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民众表达自己声音的正常渠道近乎完全被封闭。所谓谣言,最近几年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这种敏感性往往与屡屡爆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相联系,而这些事件的产生,则非常多地是因为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
    在厦门反PX游行之前,各种正常渠道的上访、专家咨询会、全国政协会议提案等手段都未能有效地促成PX项目的公开、科学和全面的论证。为什么在游行前体制内的解决手段失效?现有地方政治权力过于集中是最重要的原因。舆论、司法、人民代表大会等正常渠道,在这种集权的情况下,要么工具化而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完全服务于行政意图;要么干脆处于沉睡状态。当正常渠道不正常的时候,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绕过正常渠道就成了民众自然的选择;谣言就是这种“绕道”的体现之一。而谣言之所以令官方感觉如此不舒服,正是因为权力无法完全控制这种渠道。
    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政府因知情而说谎,民众因不知情而造谣。在此意义上,谣言不仅仅是替代性的,而且是补充性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把谣言当做一个代用品:例如,《广州日报》负责人曾经撰文指出,在2003年2月蔓延广东全省的有关非典的传言和谣言,“不仅引发了广东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社会恐慌,也引爆了一场党报主流媒体与传言和谣言之间的遭遇战”,而“各种传言和谣言之所以能够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兴风作浪,主要是因为缺乏权威资讯引导的结果”(薛晓峰等,2003)。言下之意是说,通过大众媒体与官方对权威信息的发布,就可以中止或减少谣言的散布,有效杜绝危机的发生。
    然而,卡普费雷却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和谣言之并存证明了,“谣言是作为补充的传播媒介,传播的是另一种事实”(卡普费雷,1991:274-275)。这是因为,大众媒体总是处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从知情的人传到不知情的人。于是公众获知的是他人想对其灌输的信息。而谣言是小道消息,更近似于个人情绪感受的一种表达,罗斯诺称之为“夹杂了个人对这世界如何运转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传播”,表达了试图认知自身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Rosnow, 484-496)。由此来看,谣言并不完全只与信息有关。它也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甚至即便其事实基础被证伪,谣言也仍然会经久不息。
    更重要的是,谣言会在沉默的人群中间诞生,会在那些为着自身的利益或是破坏反对者的声音而制造信息的群体中生发出来,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策略而出现。何时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官方消息的唯一提供者,何时就会有谣言现身,提供与官方真实不同的真实。
    正因如此,谣言不会是一种一时的、短暂的现象,大众媒介的兴起,也不会消除这种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信息永远存在两个来源:一个是大众媒介所说的,另一个则是个人从他周围最直接的人那里、他的社交圈子里获得的。而后者就是谣言。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甚至对政府本身就缺乏信任。在2006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高州物管打死考上清华学生”的网络谣言事件中,有网友在跟贴中写道:“大家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你们,因为你们不值得信任”。 在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在人们普遍不信任官方信息的情况下,谣言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唯一的媒介。
    这意味着,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这种媒介成长得最好。一个政府越是经常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不受控制的现象意味着审查制度的无效,它揭开秘密和找到被掩盖的事实,表达被统治者的缄默愿望,给无声者以声音,告诉政府民众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条公信力鸿沟。
    谣言无法消除,只能削减。事实上,只存在一种消除谣言的办法,即禁止人民的相互交流。官方存在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看来合理的想法:只想让他们认为可靠的消息流传,这种想法在现实操作中,体现为种种“净化”舆论空间的努力,它直接导致新闻控制,进而导致侵害言论自由。2003年非典期间,就有文章称“谣言比瘟疫更可怕”,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又有文章说“谣言比地震更可怕”。其实,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
    既然纳普提出的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和政府无保留地信任的做法在任何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都无法行得通,那么,无论是政府还是官方媒体,都必须修正自己落后的执政和传播理念,才能充分保证社会的健康和可治理。“把谣言和虚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消极观念来自工艺程序:只有可控制的信息交流才是好的。谣言却从反面提出另一种价值观:只有不受约束的信息交流才是好的,哪怕其可靠性受到影响。”(卡普费雷,1991:275)

  10. 《霜冷长河》关于谣言——余秋雨好几位读我专栏的朋友问,下一篇写什么,我说关于语言,他们都眼光奇特,然后滔滔不绝。由此我产生警惕:人们受谣言的伤害太严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谣言的诸般罪恶,也只不过在愤恨中加添愤恨,恐惧中加添恐惧罢了,怒火熊熊,阴气森森,何苦来着?按照我往常写作的习惯,还总会引述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例证,但一部中国历史,受谣言播弄的影响过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们编集的《古史龟鉴系列》,《谄谀》、《赃贿》、《谗诬》、《诓诈》各一大册,其中除《赃贿》外,别的三册都与谣言紧密相关,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直到现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剧的产生,都与"谎报军情"有关,而"谎报军情"也就是造谣。显而易见,即便试图略作揭露和控诉,这篇文章就永远也写不完。
      那么,只好把书盖住,闭眼梳理自己的感觉。
      设定几个叙述台阶,力求平静。
      从焦灼到平静
      我把谣言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是从六七年以前开始的,起因是为了自己。
      那时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谣言的包围,却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谣言也有一个契约,可以一二十年风平浪静,也可以一两个月烽烟四起。
      终于有一天,几位早已毕业的学生找上门来。我一开口就说:"多年不见,老师我已经青头紫脸。"他们苦笑了一下,便与我讨论起这些谣言的根源。他们认为,来势这么集中,一定有一个发射中心,这基本上与一个特殊的原因有关,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对我并无恶意的人也喜欢这些谣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与我毫无恩怨的报刊又乐于刊登这些未加核实的谣言。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这使我有点委屈。"我历来的行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没用,"他们说,"谣言不讲逻辑,反差越大越有传播力。"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不,"他们的声音近似残忍,"单位里的人也不拒绝听这些谣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报刊塞来塞去。"
      我木然。过后一个时期,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们都说那些文章态度偏激、无限上纲,却没有人怀疑那是谣言。报刊间也开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当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实上说话。
      只有我一人有辟谣资格,但如果发表文章,最多只是争得人们的将信将疑。打官司,一个官司一拖几年,那么多谣言,够打大半辈子的了。
      我很快决定完全不理,后来干脆不读一切报刊,不听报警电话,图一个耳根清静,但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有关谣言的思辨挥之不去,逼迫我对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琐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们焦灼不安、毫无办法?
      于是,我开始了对谣言的研究。
      没想到,越研究,越变得神定气闲。
      所谓研究,首先是一种凌空鸟瞰。这一鸟瞰不要紧,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先秦诸子那里,原来两千多年前这些麻袍飘飘的智者已经在为谣言大费脑筋了。一代代下来,谣言研究渐次被纳人人性论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一旦纳入,这些领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体验的精神暗窖而顿显丰盈。
      研究的目光必须扫及世俗情绪之外的领域。世俗情绪总是憎恶谣言的,研究者说,且慢,先看看大范围里的谣言。即便把谣言贬缩为谎言,在谎言中再缩小到故意的说谎,也不全是邪恶的。
      细想起来确实如此。艺术虚构也是一种故意的谎言,一位古代欧洲学者甚至说,戏剧就是把谎说圆了的艺术,观众乐于受骗。一位近代学者补充道,那是一种不具有现实伤害性的谎言,但也有人反驳,完全没有现实伤害性何来社会批判力?
      军事上的谎言世所公认,"兵不厌诈"。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图说某些统治者为了使公民更关切城邦的命运,也会传播一些杜撰的概念,无可厚非。至于民众间的政治谣传,国际上很多学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权威性的一种异议方式,是对不透明的一种透明欲求。有时,谣传比公告更真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结果,终于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从不说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日本当代心理学家相场均先生甚至说,谣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一种心理传递和话语传递的游戏;如果人类社会中完全没有谎言和谣言,世间将会因为病态的合理主义而毫无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论断,"病态的合理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处处合理,何谓生活?没有芜淖,何谓大地?没有谣言,何谓真实?
    但是,明白了这些,并不是可以放纵谣言。只有了解了谣言的整体形态,我们才能划定一个包围圈步步进逼。包围什么?包围那些祸及人性人道、危及人类尊严的谣言。
      只有认清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坑坑洼洼,我们才能细心地四处探测。探测什么?探测那些足以让善良的人们伤残或遭灭顶之灾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终结果仍与人间道义有关。连那位认为世间没有谣言便毫无生趣的相场均先生最后也指出,谣言的主要结果是使许多人做了坏事,它久而久之会与犯罪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法消灭世间犯罪,却总要发现犯罪、控制犯罪、审判犯罪、惩处犯罪。
      那么,下面所说的谣言,就是进入我们包围圈的那一种了,不妨简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恶性谣。
    造谣的人们谣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谣和传谣两段。我们先说造谣。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一种。
      在这种造谣机制的起点上,常常有以下几种人物。一,怒气冲冲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脸色很正,声调很高,初一看是一个血气方刚、义正词严的社会批判家,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能与造谣连在一起,更何况他们对谣言的批判也同样猛烈,但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造谣者。而且由于他们总是挟带着自以为正确的强硬社会观念,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宣讲,因此在造谣活动中发挥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实例。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听到一家企业的前任领导在大声地批判现任领导班子的劣迹:"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但有人当官不到半年就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三个人的孩子在考美国人的托福,请问,他们到底要托谁的福?"
      发言者的社会观念和个人恩怨我们暂且搁置不论,至少据我事后了解,他所说的"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实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实的,几句话中两处造了谣。但这种造谣被裹卷在一种浩荡的批判声势中,让人不易觉察,最多只觉得用词过于激烈。会有人看出他是极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谣者。
      再举一个例子。
      我在做教师的时候,一直听到学生风气败坏,居然在集体宿舍中同居,为此学校曾严加处分,大家都赞成。后来我担任了这所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又要讨论新的处分决定了,想到最后在这份决定上签字的应该是我,便留心多问了一句:"对这事,有敢于承担责任的证人吗?"
      当即有两位干部说,他们去检查宿舍,就看见这两个学生大白天躺在一个被窝里。
      我一听就忿然,因为我们的每一间学生宿舍是多人同住的,这怎么可以容忍?但毕竟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说:"在座诸位都是结过婚的,因此请原谅我要问得细致一点……"
      层层盘问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学生宿舍没有留给客人坐的凳子,这个男生的女友来了,便双双靠墙坐在床上谈话,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个被窝",却是一个衣冠楚楚、靠墙而坐的被窝。
      从这件事联想到,常常把老先生们气得胡子发抖的所谓"世风日下",其间至少一部分只是谣传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说那两个见证的干部在故意造谣,他们本来就认为男女学生谈恋爱已经不对,拥被而坐当然更应该阻止。可惜这一切被一种燃遍处处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温处理,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伤害性的谣言。差一点,我在那份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好险!
      问题是这种险情处处都有。大凡一种偏执的社会观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强度的敏感寻找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为造谣留出了地位。有时,社会观念变了,但有些人的"淬火"习惯没有变,即便在纠正以前错误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听到风就是雨,永远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围有大量的"反动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年来,又总有人喜欢揭露自己周围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网分子",大多是不问年龄、不问证据、不间当年的清查结论和基本政治常识,一味怒气满面、义愤填膺。为此我曾给自己一个学生的单位领导写过信,说清算一算吧,谣传说他当造反派头头那年,他才十三岁;我也曾专程到北方,为我的一位同学解过围,说我以一个现任学校领导的身份郑重证明,这位剧作家没有像谣传中说的那样在"文革"中打过人。后来,这方面的谣传一度又绕到我自己身上。这种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却谁也不承认是恶意,有时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为民除害,刚正不阿,在我们中国特别有空间。二,躲躲闪闪的造谣者。这种人物与前一种相反,毫无跋扈之气,常露温煦之色,从不锐利攻陷,也不轻易论断。他们心中,至多只起一点不平衡的温怒,或一点朦朦胧胧的欲望,但一经盘算,如果展现这种愠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略作引导罢了。说他们阴险,他们又不作什么坏事,但低调的生态却使他们成了舆论中举重若轻的灰色支点。
      还是举例。
      优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过一次不小的困扰,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被谣传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产品",结果在科研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中一再受到质疑。但直到两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郑重发表而自动辟谣,还是闹不清当初谣言的起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经有一位同事在某个场合说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这位同事在感叹学外语的重要性,责怪自己学迟了。他说,原先读周先生的论文还半懂不懂,学了日文读了日本学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这种感觉真是愉快。
      当时在场的人就问:周先生论文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一样?这位同事宽厚地说: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学术研究哪能天天标新立异?然后不断赞叹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没有仔细调查,无法肯定这番谈话便是周先生两年困扰的直接起因,但仅仅这几句话,已经大致具备了构建一个谣言的基本条件。只不过如要追究,他的话句句稳妥,什么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听到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厂长,最近你没有批评过王处长吧?"
      厂长想了想,摇头否认。
      "我说呢,王处长是厂长一手提拔的,怎么会说这种话?这么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负义。一定有人嫉妒,用谣言挑拨你们的关系。既然是谣言,我也不传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堂堂一个厂长当然不便问谣言是怎么说的。他更难以明白,刚才听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谣言。这个语言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谣言连辟谣也无从辟起,那就成了一种最柔韧的隐性谣言,很难不听,又很难摆脱得了。
      请再看两段。
      "现在文化界都在盛传,您老写的那个剧本,被导演改得剩不下几句了。我想您老的写作功力不至于如此低下,而这位导演也不会如此大胆吧?"
      "我亲耳听到,他边笑边说,出版个人日记就像当众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会不会……"
    三,夸夸其谈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在表现形态上更像一个智者。生活的奥秘、人生的规则都装在他们心中,他们能预测,能判断,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顺便也就在旁听者钦佩的眼光中把判断的逻辑稍稍往前延伸,而这种延伸就是造谣的起点。
      "我到过他纽约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丝不苟。大家想一想,一个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细意味着什么?只能是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经常接待一个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另一双手收拾的。这双手,当然是整理家务的能手。这也难怪,美国这样的地方,两人合在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生活更节约,而妻子又隔得那么远……"
      这就是这类人很典型的话语方式。他们未必有造谣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观察智慧,但是,一个引起婚姻悲剧的谣言已随口吐出。
      在错乱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夸夸其谈更是处处可见,所造成的结果越加荒诞无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专案组、一次次大批判,几乎都是在声色俱厉的夸夸其谈中大量炮制谣言,炮制者的神情无一不是洋洋自得。这种毛病甚至连原先挺朴实的工人、战士也传染上了,轻轻松松造谣,毫无思想顾虑。
      这是"文革"中一个略有文化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对一位教师的批判发言,这个工人亲自查到了教师家中的一个罪证:"我一踏进他家的门,就发现他把灯泡的罩纸剪成了多角形,这个多角形,就是国民党党徽!在座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龄,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党徽?再说,他故意把这张纸罩在灯上,意味着黑暗中的光明,他作为一个文学教师,难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谈的造谣者总喜欢摆出一种既居高临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势,很容易镇住很多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比他们更低的人。被镇住的人没有能力辨识真伪,而有识之士又不屑与之饶舌,于是他们在造谣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邻里间,他们半分析半造谣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关系、妯娌纠葛,普及着人际矛盾的种种复杂规则;在文化学术领域,他们谈笑风生地揭示着学者、专家的愚笨无知,铺排着名人、明星的历史问题、行为轨迹;在证券市场,他们像投资专家一样侃侃而谈,传授着股市诀窍,透露着一个又一个无须验证的金融情报……他们的宣讲台无处不在,确实也经常递送给人们许多基础知识和机智言词,但滤去了这一切,他们最根本的馈赠始终是谣言。
    对于这样的热心人物我们往往无可奈何,唯一的教训也许是:今后遇到那些对人世间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赖。
    四,唯唯诺诺的造谣者。这样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说什么话,不多说话怎么也成为造谣者?我想只要喜欢看相声的观众立即就能领悟。
    第一种情况是知情者。
    造谣的人在边上滔滔不绝,他明知实情却巍然不动。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间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谣言得以成立。这还不算最糟的,我们甚至还能见到这些人微微点头、声声叹息。记得在某次政治灾难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有谣言说某人曾经坑害过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亲属还在,人们就向知情的亲属问个究竟,没想到这位亲属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手帕擦拭眼泪。这个动作好像无可厚非,却使那个谣言获得了某种证明。
      唯一可以谅解的是,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烧身。但在有的情况下,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谣身份的只有寥寥数人,这就需要衡其轻重而试炼自己的节操了。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据一个谣言把一群知识分子打成了企图暴动的反革命小集团,在万人公审大会上,别人都承认了,只有他在拳脚交加之下始终矢口否认,虽然头破血流却阻止了最恶劣结果的出现。试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脚而默不作声,情况将会如何?
      让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些沉默的见证人,并没有政治压力加身。他们的沉默和点头,一半由于对造谣者不愿拉破面子,一半由于对被害者或许也心存芥蒂,当然还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么也没说,可以不负责任。事实上,他们也以特殊方式参加了造谣。

    第二种情况是不知情者。

    他们的责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经验证的谣言前频频点头、声声叹息,也为谣言的出笼调适了气温。一句假话未必能成为谣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乱飞,正需要这种气温。造谣者和听谣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毫无障碍的,"单口无凭"的疑惑时时会在听谣者心中产生,在这种时候,对谣言进行唯唯诺诺的附和,便成了其他听谣者拆除障碍和疑惑的重要推动力。
      这样的情景往往出现在某个热闹的饭局之中,一人造谣,两人点头,三人发挥,四人调笑,一个谣言不仅加速完满而且全然可信,这种可信其实也就是互信,连最初的那个造谣者也会庆幸自己的胡言乱语居然侥幸命中。这样的"多口谣言"当然要比"单口谣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与原创者毫无区别,谣言是他们的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对艺术弊多利少,对谣言却威力无穷。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一段话:
      有时撒谎可以用沉默、用暧昧的态度、用声调的高低,或者是在说话时用眉目示意等方式。所有这些都比直截了当地撒谎坏得多,恶得多。
      他看出来了,造谣的水平不能以语言的多寡来衡量。唯唯诺诺是一种软性态度,但这种软性能使谣言变得强硬。

    以上四种造谣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交叉重叠、彼此融合。我把他们全都划拨在恶意不明显的一类中,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相信自己的谣言,都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
      这就牵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内心希望事情应该这样,当这种希望的强度渐渐加大,构成心理暗示,那就不仅可以随口吐出,而且连自己也渐渐相信了。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种种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种无须验证的传播。
      同样的道理,一个一生充满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忆起往事来也总是夹带着大量不确实的成分,这是一双充满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静的暮年重新塑造历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谣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无视他们的道义缺损,但我们从前确实太看重谣言在道义上的原因了。
      这里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文化界曾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师的回忆录的真伪问题讨论很久,我在初读该书时就觉得有点疑惑,心想我们这些人年岁还不算太大,但要写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时的对话已不大可能,这部回忆录怎么像写小说一样,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对话和生活细节一一写出,而且各种人的对话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种语气?后来有一些学者分析说,此书的真实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怀疑。为此,很多文章已笔代怒气。
      但是,我心中又产生了第二个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只有摸着格子板才能勉强写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这份假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所回忆的文化大师遗泽处处,众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难免暴露?当我与一位前去专访过的记者长谈后作出了一种猜测:作者在长期的孤独中可能在进行着某种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臆想,待到双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渐渐强悍,他可能已经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实之间的差别。这种情景,我经常在那些曾经有上佳的记忆力和叙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具体、更完整,他们每天都在加添,却很难说有造谣的故意。
      经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例如他们一般内心孤傲,很难与外界真正沟通却又对外界十分敏感,习惯于猜度和演义,一有触因就超常发挥,在兴奋或气愤中输出臆想。因此,这里包含着心理疾病的成分,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都很正常。
      有些职业也会加剧这种症状,例如戏剧编剧的职业就是如此。小说家虽然也虚构,但戏剧编剧需要构想全部情境的具体实现,缺少小说家所把持的自身间离。结果,时间一长,年纪一大,便越来越习惯于用戏剧性的夸张来叙述一件件事情和一个个人物,越来越喜欢用戏剧性的冲突来描绘自己身边并不严重的对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个个不愉快的事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提醒受害者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职业,予以原谅。这些编剧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实生活中进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谣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组合体。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把两方面分开来看,不要一味寻找恶人而看不到病毒。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轻重而已。说到底,我们与谣言的对峙,也就是与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理隐患的对峙。群鸦蔽天
      不管怎么说,谣言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们的观察点,需要从制造业转到传销业上来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也看见过这样一些人,喜欢说假话却总也传不出去,刚作第一度传播就弹了回来给自己享用,好不丧气。是不是他们智商太低,编造能力太差?也不。历来很多精细而聪明的编造怎么也传不出去,而那些破绽百出的胡言乱语却轰传一时,而且轰传者中不乏聪明人,这是为什么?
      在军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是智力角逐,但这是一种短暂而有明确目的的特殊谣言;在轰传民间的一般谣言中,智慧没有什么地位。传谣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话语运动,在很多时候,没有比这个运动更能让人感叹人类群体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种魔法,迷迷瞪瞪地传递着那些过后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消息,从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盖着的大荒唐。原来,传谣反映了人们隐隐然的一种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闻到了一种食物的香味,只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会作什么营养成分分析。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从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刘东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谣传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我觉得很有道理。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进一步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先生的话来补充:"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些谣言能契合人们的等待,使他们趋之若鹜呢?我想了一想,觉得主要有三个特点:似显似隐,似爱似恨,似假似真。下分述之。似显似隐。
    这是谣言对人们的第一诱惑。所谓显,是指大家为之瞩目因此也显得比较重要的物象,但它竟然还有那么多隐晦、暧昧的部位,这不能不刺激人们的探询欲望。例如,一位颇有声誉的官员可能产生婚变;一部大家都喜爱的作品可能会遇到著作权的麻烦;一个公认的漂亮姑娘也许发生了丑闻;一项造福于大众的科研项目说不定是一个骗局……这样的谣言只要一露头,就会烈火干柴,立即烟雾腾腾。这是由显到隐的吸引力。反过来,也可以由隐到显,一个妓女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一颗纽扣连接着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身世;一座荒村古庙的地窖里,埋藏着一个已逝政权的大半财富……这样的消息刚刚传出,很多人的判断机制立即就瘫痪了。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I×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所针对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暧昧性,都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当然此间所说的重要是相对的,如前所说,即便一个公司里哪个女职员长得漂亮一点,她在那里也就具有了重要性。含糊也相对,可以是国际谍情,也可以是秋波一闪。
      麻烦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无不带有隐秘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的机制几乎总是生生不息。似爱似恨对于重要而含糊的谣传对象,传播者的心情非常复杂。带着纯粹的仇恨所展开的谣传也是有的,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批判方式,与一般的谣传有所不同。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似假似真。容易传播的谣言还需要一种似假似真的品相。假的部分,为含糊和暧昧留出了余地,为情绪投入让出了空间;真的部分,为求真的欲望找到了许诺,为进一步传递提供了拐杖。显而易见,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真的部分。
      谣言中的真,既可以是本质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具有本质真实的谣言,即便表现形态再怪诞,历史也不会对它们投之以鄙夷。如果水平较高,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已近乎于文艺创作,只不过文艺创作是坦示自身的假定结构的,取得了人类早已签署的契约,而作为民间谣言则毫无规范可言,有时也会产生诸多的负面效果。至于技术性的真实则正好相反,倒往往是为了掩盖本质上的虚假面层层加添上去的包装。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掺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说是半真半假,实际上成分的相差可以十分悬殊。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只有一个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人格。另一种配方正恰相反,一个相当纯粹的谎言中居然也有了一点拐弯抹角的"真实"。"这事是他家的隔壁邻居亲耳听到告诉我表妹的";"李总这样的人物总算有头脑的吧,他也说这事可信"……诸如此类,缥缥缈缈的一点旁证,比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容易让人点头。
    —就这样,谣言的翅膀在似显似隐、似爱似恨、似假似真中舞动起来了,刹那间已经群鸦蔽天。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造谣者和传谣者过些天重新听到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往往使他们误会成从另一条渠道过来的援军。这真叫做人多力量大,每一个人的奉献使谣言快速地变了形。对此,马丁·路德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谣言就像雪球,滚的时间越长就越大。"
      对于这个比喻,我想了很久。
      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出路何在
    写到这里,未免长叹一声。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人性使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说谎和传谣,而且一生又必然受到无数谣言的伤害,对此我们难道只能徒叹奈何了?
      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会告诉我们一个法则:"何以息谤?曰无辩。"面对气势汹汹的谣言,不争辩,不理会,时间一长,它也就息止了。
      这个法则确实灵验,因为一般的谣言具有时效性,如果你并未重要到横贯历史,那么人们对与你有关的谣言的兴趣也迟早会消退。如去争辩,反而会调动起谣言的反攻机制,拖延它的消退期限。而且你是一个人,谣言的传播者则是一大帮,真的争辩起来胜负难卜。只有当事情过去之后,你就有可能用别的多种方式辟谣了,人心软弱,大家也会像当初轻易相信谣言一样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相信。
      但是,这一切只是在说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是以沉默的方式自保,谣言的雪球还会四处乱滚,谣传的群鸦还会遮天盖日。生活在这样的天地中居然悠然不语,岂能心安理得?
      由此,我们必须领受比沉默法则更高的法则。
      我试过。对于针对自己的谣言,我们缺少辩驳的说服力,但对于针对别人的谣言,这种说服力并没有丧失。所谓别人,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熟识的人。朋友受诬而不挺身而出,自然是天理不容;如果是并非朋友的他人受诬,你有反证的能力而袖手旁观,那就为混乱的世界加添了混乱,如上文所说,你也成了造谣的参与者;即便是针对敌人的谣言,也不应该随意放行,更不要以谣言来报复谣言。我曾目睹过一起冤案的控诉现场,一个受害者在声泪俱下的叙述中不小心加入了不确实的成分,另一个更大的受害者当即反对,说:"我们已知道谎言的罪恶,再也不要向它求援!"
      乍一看,说几句真话还要什么勇气呢,照实说就是了。其实事情远非如此。人性的弱点、历史的沉淀、社会的定势、功利的需求,常常使谎言和谣言虽然名声不佳却有条条暗丝护佑,仅仅一句真话出口就会爆断很多暗丝,扰乱不少人固有的生态。正是这种艰难,才有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千古魁力,才有鲁迅精神的永久性光辉。巴金老人重新倡导讲真话,有人提出异议,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当然不等于,但真话的对立面是谎话而不是真理,你不能在真与假的唯一性选择面前"王顾左右而言它",何况在真假尚未辨清的时候哪里谈得上真理?近几十年来,我们喊过多少真理,又讲过多少假话!我看,还是应该先像那个小孩一样告诉皇帝没有穿衣服,然后再与他慢慢讨论诸如服装美学的"真理"不迟。其实前者更需要勇气,因为这会让皇帝出丑,所以敢于道破的只有小孩一人而已。
      我们未必有小孩这样的勇敢,但也不妨在谣言的雪球下滑时做一枚石子,阻挡一下它的滚势;或者在谣言的群鸦乱飞时做一个稻草人,骚扰一下它们的阵容。为的是,保住一片不大的雪地和蓝天。
      至于更大的天地,似乎也可以有点信心。说来好笑,我的这个信心最早产生于董乐山先生好几年前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讲了一个著名造谣者的故事。这个造谣者就是美国专栏作家瓦尔特·温契尔,在整整几十年间,他既在报纸写文章,又在电台做广播,成天揭发名人隐私,散布流言蜚语,而他的读者和听众居然多达五千万,即三分之二美国成年人。这真可以算得上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罕见的一位造谣大师了。一派胡言乱语一旦借助传媒竟然会引起三分之二成年人的兴趣,这实在让人悲观。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恶性谣言也大多是与传媒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国民对白纸黑字更有一种原始的崇拜,后果自然更为严重。
      但是,奇迹出现了。五千万人听着他,却未必相信他;相信的,也未必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他去世,全美国来给他送葬的只有一个人。我不忍心对一位死者幸灾乐祸,但毕竟对谣言的问题产生了某种乐观。
      居然,送葬的只有一个人!
      这位造谣大师的没落晚景,固然与他自己无法预料的臭名昭著有关,但也有一个技术原因:电视的普及。电视需要有新的专栏主持人,更重要的是,电视节目的主要魅力在于纪实性直观,要通过电视镜头造谣,总比用笔和嘴困难得多。新的传媒方式培养了广大观众的实证意识,人们再也不习惯放弃镜头图像而听哪个人信口雌黄了。
      当然,人类不可能就此告别谣言。即便是活生生的图像,也有欺人的时候。人类成熟到哪一步,谣言也会狡猾到哪一步,它与人类一起成长。我们即使能死死捍卫住已知的真实,也仍然会惊恐地看到大量真假难辨的物象出现在四周。因此,我们不得不时时向世界投射怀疑的目光。
     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想起了我们遥远的先人,他们就是这样从森林和沼泽中走出来的,队伍中经常因风暴的去来、猛兽的出没、歧路的选择而议论纷纷,他们的领路人也会因谣言和非难而无辜牺牲,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走到了文明的开阔地。我们小学的课文里曾有一篇高尔基的作品,说这支队伍的领路人叫丹柯,在人们受到谣言蛊惑而混乱的时候,他挖出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大家的道路。与其被谣言压死,不如发出光亮把谣言驱逐;众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你,你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谣言;传谣者都是可怜人,他们能接受谣言,也能接受光亮;光亮是什么?是那颗真正为众人负责的心——说这番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当时拿着书,泪光闪闪。她现在应该白发苍苍了。被无数丹柯带领到了文明开阔地的人们,从来没有免除过谣言的侵害。有时甚至会出现几亿人全被谣言笼罩的局面,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毕竟还是有光亮的聚集,还是有一次次的走出。这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还会走下去。人类还会遭遇到足以激发更恐怖的谣言的诱因。连地球的命运尚且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我们安能在一时平静中沾沾自喜?至少需要有一个特别清醒的群落,像思想者的雕塑,像佛陀的造像,像坐在牛车上的孔夫子,像乱发蓬松的爱因斯坦,让行走着的人群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慌乱中仍然心存一种信赖,信赖他们明净而忧郁的眼神。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那么,说了千言万语,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一件:齐心协力,把那些无法消灭的谣言,安置到全社会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争取成为智者,而且曾经从衰世走出。

  11. 谣言的产生有很多原因,首要的就是它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价值是相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群体而言的,比如我是个大学女生,我可能就更倾向于传播关于大学女生晚归,回校路上遭遇地铁迷药事件。我是个母亲,我就可能传播关于父母粗心致使孩子丢失或受伤的信息。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谣言,因为它们不知源头,就这么一遍遍地从QQ群传到微博到人人到朋友圈,并且这些消息也都未得到过官方的证实。而这条信息必须迅速传播出去才能保证的它的价值,所以谣言和新闻有着同样的时新性的特点。此外,对于未知的事物和理论(不得不说知识总量增加,个体不知道的东西就更多了),我们看到貌似合乎情理的解释,也就顺手传播或者相信了(我当年还相信过“穿秋裤是俄罗斯人阴谋”这事儿呢,果然太年轻了)。还有就是聊天啊、八卦啊、取乐啊,还有获得说服别人的快感(类似于这事只有我知道,我现在说给你听了,膜拜我吧…)啊,都是谣言产生的理由。
    谣言的传播机制和谣言的产生基本密不可分,上面说了谣言首先涉及到一条新闻或者一条紧急信息,且关系到一个群体,为了证明自己和群体的关系,为了在自己所属群体占有一定位置,彰显一定价值,人们必须立刻消费谣言,这就是即使口口相传,谣言也跑得飞快的原因。而这种口口相传,即从一个熟悉的人身上获知信息,更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并且谣言背后隐藏的往往是我们想要相信和表达的情绪之类的,比如网上一直流传的马云说过、白岩松说过、乔布斯说过,哈佛校训…这些都是人们愿意或者希望的一种信息或者情绪表达。所以,当社会上某种情绪泛滥,或者动荡的时候,谣言就越多。。。一是官方的讳莫如深,二就是人们普遍焦虑或者想要解释周围环境吧。而且我觉得只要所谓阶级社会存在,谣言就不会停止,毕竟有着官方的话语体系的话,就肯定有民间的体系存在。官方的话再宏伟博大信誓旦旦,也挡不住民间的叽叽喳喳。除非做到完全透明。。不过这怎么可能呢。。某些都市传说或者“伦理故事”的反复出现,也就是人们一直所担心事情的主题的一再重演罢了。
    意义嘛,就不多说了,像是解压啊、获得群体认同啊、保持自己的认知平衡啊,现在网络话语强大了,也让谣言倒逼真相的事例多了,这也算是一种意义吧

  12. 走了一半电信诈骗流程。骗子会核对身份证最后一位,防止你调戏他。骗子基本是台湾人,对大陆的机关名称,权限设置基本上一无所知,漏洞很多。骗子基本都是南方普通话,口音很重。目前的制度很有问题,电信方面对于港澳台的号码提供不了真实的来电显示,用户完全不能通过来电显示来提防。只是电话显示有个+号或者000骗子在交互过程中会让你提供身份证,姓名等信息,它们知道身份证18位的编码规则,如果不对,它们会扣掉电话。电信诈骗的耗时很长,仅仅是第一个阶段的上钩,就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本来还想走到最后结账一步,把全过程走下来,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陪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