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国都、故都、故宫:近代北京的空间政治与文化表征

城市空间总表征着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北京城亦是如此。从帝都到国都再到故都,北京在20世纪前半期经历的三次重大社会变革为城市空间变迁带来了三次发展方向的改变。总体而言,近代北京[1]的城市空间随其城市身份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演变逻辑,发展现代化与保护传统成为两条贯穿城市发展的主线,并在北京的身份变化中各有消长。

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版图

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的变革始于清末。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布局在封建政权的统治下维持了几百年的稳定局面,至清末,列强的强势入侵迫使清政府在政策上做出适度改革。然而,清朝统治者“希望在不改变根本利益和保持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改弦更张,并坚持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或预防性的改革,力图维护封建权贵的特权和封建社会体制”。[2](P484)这种政治上的定调在城市空间演变中亦有所体现。相比当时中国某些沿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快速,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清政府的政治主张联系更为密切,现代化进程则要保守许多。在此背景下,新式现代学校在北京出现,电灯、电话等电气设施开始被北京居民所接受,封闭的城墙结构也因火车的到来被打破。尽管如此,彼时帝都的城市空间结构仍未发生本质变革,仅为局部调整。清末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已然决定了现代性短期内无法在中国迅速散播,这一点在政权所在地北京尤为鲜明、突出。

北平,颐和园,拍摄高度400米。画面由远至近可见万寿山、 佛香阁、排云殿、昆明湖,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皇家园林, 将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尽显无遗

北平,颐和园,拍摄高度400米。画面由远至近可见万寿山、 佛香阁、排云殿、昆明湖,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皇家园林, 将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尽显无遗

另一方面,清末的改革新政又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变迁埋下了种子,大量到海外留学、游历人员在体验现代都市生活的便利后,纷纷将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理念带回国内,在思想、文化层面为北京的城市变革提供了舆论动力。到民国初年,作为现代工业城市表征的现代性渐渐占据了北京舆论的主导地位,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北京市民的新追求。尽管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还是肤浅、片面的,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灭亡,凭借现代化的印刷技术与日渐成熟的舆论环境,现代性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城市变迁的无形力量。

民国既立,北京由帝都变成国都,城市管理机构随之调整。现代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都市政公所的成立与运行,这一机构在民初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史明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一书中将推动北京城市变革的力量归结于当时的技术官僚。的确,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市政公所官员克服财政困难,摆脱思想束缚,直接策划、实施了民初北京几个重大的城市改造工程,奠定了北京城市空间变革的基础。市政公所还注意占领思想、舆论高地,译介外国现代市政书籍,出版《市政通告》,扩大舆论影响,力图根除文化保守派对城市空间改造的阻力。

民国时期的北京

民国时期的北京

从帝都到国都,城市身份的转变使塑造国都形象和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成为北京政府与民间舆论的一致追求。在帝制倒台、共和新立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工业化的国际形势中,时人塑造国都形象的努力必定只能从城市现代化建设着手,以期建设国都新面貌,展现国家新形象。

面对帝都北京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打破原有封闭状况成为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基础。于是,在以市政公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的主导下,开展了“国门”正阳门的改造、拆改城内的皇墙与城墙、修建环城铁路、兴办有轨电车等一系列现代市政工程,使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部分解构,并被新的开放式空间结构所代替,建基于帝制的空间等级秩序随之被打破,空间的平等意识成为国都时期的新追求。如果说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帝制皇权的威严与至高无上,象征着专制旧文化,那么国都的改造则是要通过解构这种帝制空间,利用国都“首善之区”来代表国家的政治定位,体现民国新政体所蕴涵的民主、共和新理念,同时给国民提供一个新时代的生活愿景。可以说,国都北京空间改造计划与空间开放运动的努力,表明民国政府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承载新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即通过打破旧的封闭结构宣传民国的新观念、新思想,宣传崭新的政治理念,这也是民国初年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主要动力。

然而,帝都北京的空间秩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又保存了较强的稳固性。帝都的空间符号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观念在时代变迁、社会制度更易中并未彻底断绝,而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存留。其中,有的是根源于儒、道、释的哲学观念,有的是对于风水之学的迷信,统统弥漫于时代变迁的社会思想中。上至政治人物、政府官僚,下至普通市民,都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这对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构成了强大阻力。在北京城市空间开放运动中,随处可见传统文化观念对于现代化的抵制,现代与传统的冲撞以及最后形成的交融都在北京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了空间上的呈现。以城门、城墙、牌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空间符号与为便利交通而引入的电车、火车等现代性符号的冲突,究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化的较量。这种较量无疑展现出近代北京不同于其他沿海商埠的特殊现代化进程,彰显了二者不同的特质。

空间开放还只是北京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步,只有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深层调整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国都时期初年,民国政府先后改造、开辟了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与中国近代早期官办博物馆——古物陈列所三处新型公共空间。这三处空间曾共同组成了明清时期帝都北京的核心权力圈,但进入民国后均遭解构,由封闭走向开放。新型公共空间的开辟进一步拓宽了北京公共空间的结构,使象征皇权、等级制度等旧有封闭空间的瓦解继续深化,民主、共和的时代观念深入人心。

1951年国庆节,首都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图中左侧为天安左门

1951年国庆节,首都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图中左侧为天安左门

在更加生活化的消费、娱乐空间方面,国都北京传统与现代两种类型的消费、娱乐空间此消彼长,体现了北京政府的城市规划、空间控制给商业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一方面,“首善之区”的政治地位要求国都北京在商业领域引入现代性的消费、娱乐新形式,以更新帝都北京的古老形象,因此现代化的商场、商业新区在政府的规划下纷纷建成;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北京传统的庙会等商业空间逐渐没落,而南城的天桥却趁着政府规划与市场迁移的便利迅速发展起来。商业、娱乐空间地域上的重新分布亦反映着北京空间结构中传统与现代的共存。

此后,北京从国都转为故都,经历了自其为历代政权首都以来最大的一次身份转变。国都地位的丢失使北京在政治上沦为一个地方性城市,大量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因之离京南下,北京失去了昔日的消费主体致使社会经济陷入萧条,城市也丧失了原来的发展动力。在对城市的重新定位中,北京当局与社会舆论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结合城市文化历史遗产与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将之定位为国家的文化旅游中心。人们据其城市身份变化所形成的新的城市认同,影响了北京的发展方向,即由国都时期因“观瞻所系”的政治要求而建设的现代城市向保存文物古迹的文化古城转变,实质就是向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返归。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因之减缓,空间结构随之稳固。

进入故都时期,在城市身份变化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计划,这导致北京开始遵循全新的城市空间生产逻辑,不再像国都时期那样强调通过现代市政建设更新国家形象,而是寄希望于保存本土历史文化古迹以构建东方文化古城,由一个政治城市转变为文化城市。于是,故都不再有大拆大改的空间开放工程,也未开展大规模现代市政建设,而是在国都北京的空间基础上利用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契机整理、修复了大量文物古迹,使古都北京的历史空间符号得到较好存留,帝都的空间秩序得到巩固。同时,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也服从于创建文化旅游中心这盘大棋,现代化在故都时期10年受到了抑制。故都北平虽由原来的国都降格为地方性城市,但在文化维度上却获得了与原来国都政治地位相类比的国家文化中心地位,以中华文化中心的身份与世界对话,在文化层面上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有了文化中心这一“资本”,北京政府就能顺利地争取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在远离政治象征的情况下得以全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这是故都文化古城形象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

相比国都时期朱启钤主导下的现代化城市改造,故都北平的城市空间相对要稳固许多,基本上延续了国都时期的空间格局。由于城市身份的变化,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国都、故都形象也出现了明显差异,由国都时期对现代性的赞扬与向往转变为故都时期对文化古迹等传统空间符号的肯定与宣扬。故都的文学书写与古城想像,以及同期的旅行手册,对于北京传统城市空间符号的宣传介绍,成为当时构建文化古城意象的重要媒介,使北京的文化古都形象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传播,也成为后世想像古都北京的历史资源。

从帝都到国都的空间政治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较早地注意到了空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敏锐地指出,空间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3](P50)近代北京的城市发展史生动地诠释了政治权力利用城市空间控制地方社会、区隔人口的过程。帝都时期,北京的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成为帝制国家显示其政治权威的符号工具,四重城墙的封闭格局与贯穿城市南北的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建筑群都彰显着帝制的无上权威与荣耀。帝都北京的这种空间特征也引起了马克斯·韦伯的注意,他在谈到帝都北京时说:“城市在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首先有栅栏或墙,然后弄来与被围起来的场地相比不太充分的居民,常常是强制性的,而且随着改朝换代,如同在埃及一样,或者要迁都,或者改变首都的名字。最后的永久性的首都北京,只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是一个贸易与出口工业基地。”[4](P62)因此,帝都北京的空间造就了一个纯粹的政治城市,城市的生产、娱乐、商业等社会功能受到严格控制,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在等级森严的空间区隔之下被帝国的制度规训着。

清末,列强入侵与现代性的引入撼动了清廷统治。清政权的瓦解是在1911年,但早在1906年的预备立宪,上溯至1901年实行的清末新政,甚至更早的1898年的维新变法乃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发起的洋务运动,清政权内部的被动政治改革就预示了帝制政权已成强弩之末。因此,近代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是随着清政权的式微而逐渐发生的。现代性带来的帝都空间结构的局部变化象征着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皇权被世界工业化的大潮强烈地冲撞着,其坚实的权力土壤被现代性的激流慢慢地侵蚀。在帝都末期,尽管清廷仍极力垂死挣扎,但北京城市空间的变化还是表征了帝制权威即将被颠覆的命运。

然而,清王朝灭亡后,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并未随帝制皇权的颠覆而解体,相反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较大程度上保持着帝都的空间特征,没有迅即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化都市。进入国都时期,民国政府所代表的新兴政权对北京的改造依然是不彻底的,在开放城市空间与拓展公共空间的过程中,现代性受到了空前的压抑,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革命的不彻底性为帝都城市空间结构留下了生存的土壤。有人在谈论近代北京的政权更迭时说,“庚子所改变的,虽西洋化之输入,而根本未十分动摇。辛亥所改变的是革命色彩之加入,然后不久还是屈服。自辛亥至于戊辰十七年中,虽然奉的是民国正朔,而帝制色彩的确保存不少,官僚化的程度似乎不逊于前清”。[5](P199)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等事件,以及张作霖坐镇北京时的祭孔行为,都表明帝制的理念并末在民国军政大员的心中完全退去,而历届北洋政府对孙中山所力主的共和理念也只是阳奉阴违。因此,在国都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过程中,每当对象征帝制皇权的空间符号进行改造时,特别是拆改城墙与城门时,守旧政治势力总会立即跳出来干涉、阻挠,且总能够奏效。作为新兴政权的代表,主导北京市政建设的京都市政公所为构建共和国家首都力主对城市进行现代化改造,以使之成为体现平等观念的现代化都市;而阻挡现代化进程的守旧势力则体现了帝制观念、皇权政治在北京的根深蒂固。两种力量、两种政治思想在北京城市空间这个容器中交织、碰撞、冲突,并显现于新的空间布局上。

在公共空间的改造方面,国都北京公共空间的拓展寄予了民国政府与社会舆论构建现代都市公共交往场所的迫切需求以及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向往,体现了帝制取消后政府欲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区别于帝都空间秩序的努力,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与进步。然而,国都北京公共空间的拓展并非单纯构建市民公共领域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目的。在建设现代城市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改革者还热切地通过提供公共空间促进新市民的形成,于是城市里出现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厅,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培养新的公共精神和国家意识”。[6](P3)也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国民教育成为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国家往往利用空间对民众进行身体与心灵的塑造”。[7]进入近代以来,新型公共空间如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城市广场、公共运动场等,常常被国家机器当成规训人民、引导大众行为的场所,成为福柯所界定的权力规训空间。国都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亦是如此。我们看到,包括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与古物陈列所在内的新辟公共空间,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民国政府宣传国家意志、培育符合政府要求的市民的公共场所。这些公共空间仍被国家权力、行政力量以各种隐蔽的形式控制着,以天安门至紫禁城为核心圈的公共空间的拓展未能为北京建立起真正的公共领域,仅仅实现了物质空间上的开放,因此国都北京新辟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多故宫解读:www.yangfenzi.com/tag/gugong

相比之下,王笛在研究近代成都的茶馆时认为,“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是“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是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8](P5)许纪霖也指出,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未能在风气保守、政治色彩浓烈的北京出现,但却以报纸、学会和学校等形式在上海出现。[9]而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茶馆酒楼和公园中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红纸贴”,[10](P170)可见国都政府对北京公共空间的严格控制。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空间政治下的市民不得不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也就没有生长出韦伯所说的西方城市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市民阶层。[4](P58)因此,国都北京虽有开辟公共空间的宏愿,却终因政治氛围的保守与市民阶层的缺席而未能使新开辟的公共空间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国都北京的这种空间政治也决定着北京生产、商业、娱乐等社会功能的发展方向。从帝都到国都,庙会与集市等传统的、间歇性、移动式消费和娱乐空间随着新兴固定市场、现代商场的兴起逐渐从北京的消费市场中式微,旧有消费、娱乐方式在世纪之交遇到了现代消费、娱乐方式的挑战,商场式购物与看电影、逛跳舞场等新式娱乐体验走进并丰富着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尽管国都北京在城市空间上开始部分呈现现代城市的特征,现代化的商场先后拔地而起,甚至还出现了香厂新市区这样完全按照西方现代都市模型建造起来的新兴消费娱乐区,但与沿海的上海等商埠城市相比,这些由西方引入的现代商业空间及消费、娱乐观念与生活方式始终未能占据北京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全部,相反,传统庙会、集市、天桥市场等消费空间与逛戏园、捧角儿等娱乐方式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帝制时代,北京就是一个消费城市,缺乏发达的生产市场。进入国都时期以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北京的消费市场始终由稳固的消费人口维持着,即便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仍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北京《益世报》在描绘北京的娱乐市场时说:“近来经济界十分紧急,又值各机关大闹裁员,各游戏场中宜有萧条景象矣。乃事实上有大谬不然者,推其原因,盖北京之日逛游戏场者,专有一部分人,如阔少、遗老、女人、游民等,除此外便无所事事,故游戏场中,初不特在各处办事者之光顾,即为已足也。”[11]出版于民国时期的都市地理小书《北平》曾将北京的人口划分为逊清的遗老、满清旗人、民国以后退休的官吏、当代握有重权的官吏、寄居北京的阔人、文人学子以及普通市民七类,[12](P154-159)这七类人基本构成了支撑北京消费、娱乐市场的主要群体。就消费倾向而言,由前清延续下来的消费、娱乐习惯仍在遗老、旗人与本土市民等群体中传承着,维持着传统消费、娱乐市场的经营,而其他群体则是现代商业与娱乐方式的追随者,成为促进北京现代商业空间的发展动力。因此,在国都时期,本土与外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种消费和娱乐方式、商业空间得以在北京共存;当国都南迁后,官员、文人学子大量南下,随着北京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地现代商业、娱乐空间迅速萧条,而传统的消费、娱乐空间仍得以延存,特别是天桥这个平民市场还能继续保持繁盛。

总的来说,从戊戌变法到国都南迁的约30年里,北京在政治、社会生活上处于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在新的国际形势中,北京虽然对于现代性的力量进行了部分接受,但旧的一切尚未完全被清理干净,在政治、社会、经济、娱乐等各领域都出现了新与旧的交叠。

1900年,使馆区解围后的英国公使馆墙外,就是那堵写有“Lest We Forget”(唯恐我们忘记)的墙。英军士兵和两个教民,两个教民准备乘洋车离开,叫来的车夫在等待时,被勒令不得站立

1900年,使馆区解围后的英国公使馆墙外,就是那堵写有“Lest We Forget”(唯恐我们忘记)的墙。英军士兵和两个教民,两个教民准备乘洋车离开,叫来的车夫在等待时,被勒令不得站立

除了北京保守的政治氛围与落后的工商业基础所导致的新旧力量的交叠,帝国主义对北京的政策与北京市民对外国势力的激烈反抗也阻碍了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早在帝都晚期,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就成为帝国主义在华野心的象征,激起民众极大愤慨,义和团在清廷的默许下对其发动攻击,成为庚子事变的导火索之一。进入国都时期,外国资本又试图通过不平等条约介入北京的城市建设以谋取利益,引发北京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抗。经过激烈抗争,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全部由本国财政解决,诸如电车这样耗费巨大的工程,外国资本也未能插足,像香厂新区也是由市政公所组织规划设计,由本土民族资本建设完成的。这与上海、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的市政建设大多由外国资本投资并控制完全不同,北京的市政建设一直掌握在本国资本手中。也正因如此,国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没有按照外国现代城市的建设路径、模式发展,而是与本国政治、民族情感、国家认同密切关联,从而使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带上了更多的本土特点,呈现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相交叠的空间形态,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沿海商埠的现代化之路。更多北京文化:www.yangfenzi.com/tag/beijing

故都的空间重塑及其文化表征

1928年,国都南迁,北京作为首都的殊荣瞬间消失,城市身份问题遂提上日程,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失却国家政治中心的核心地位,城市的发展动力自然也面临着更新,直接表现为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北京现代化进程的延宕。迫于这种形势,北京官方与民间舆论不约而同地重新定位城市地位,在北方军事中心、经济中心还是国家文化中心的争论与权衡中,最终决定将文化中心作为其发展方向,即利用本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北京塑造为以旅游、教育、文化等资源推动城市发展的国家文化中心。于是,故都北平的现代化建设策略与国都时期相比就产生了相应变化:保护城市历史资源的呼声压过了原来为塑造国都形象的现代化建设,维护城市空间结构的稳定代替了原来的城市空间改造运动,发展城市旅游资源与打造国家文化中心的宏观政策使这一时期北京的现代化建设融入了更多传统文化因素。北京卸去了灿烂的国都光环,在故都10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供人游览、凭吊的“文化古城”。

这一时期,北京已降格为“北平特别市”,加之于城市建设上的政治束缚便得以解除,原有空间政治亦随之消解,维持既有空间结构的力量顿时消散。然而,故都并未因此转向沿海商埠城市那样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抓住了“文化”这根救命稻草,在失去政治保障后选择了返归传统以寻求发展动力。文化成为影响其空间的决定力量,原有城市空间政治被新的建设国家文化旅游中心的计划所代替。北平不再是政治力量交锋的舞台,而将被建成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游览空间。

北平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是要通过保存历史古物、在文化上返归传统重新获取城市发展动力。无论社会舆论还是政府的施政方向,都将建设文化旅游中心作为拯救丧失国都政治身份的故都的一剂良药。就政治地位而言,北京已沦为地方性城市,城市地位大弱于往昔;就文化层面而言,北京由帝制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古迹足以使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跻于东方文化中心的地位,于城市身份的转换中获得全新的文化动力,但同时现代化也遇到了较国都时期更大的阻力。表现在城市空间形态上,城墙、城楼、皇家宫苑、坛庙、牌楼等古迹得到了力度空前的保护,许多受损古迹也得到了良好的修复,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故都时期反而被继续稳固下来。其时,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虽未完全停滞,但在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呼声中也退化为建设文化旅游区的陪衬,建设现代北京不再是主流。因此,故都时期北京仍较大程度地保留着传统城市的空间外观,这主要归因于放大了传统文化力量的文化旅游区建设规划及其指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百度用VR技术“复活”朝阳门,身处雾霾中我们更怀念老北京城

国家政治中心的南迁,也使得那些“在1919年和1925年曾经在政治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大学生们,现在发现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北平不再是首都,对一个软弱的地方政府,再也不能通过游行示威发挥它施加压力和劝诱的强大威力了”。[13](P154)曾活跃于北京街头的学子只能回到校园,在建设文化古城的呼声中充当国家教育中心大军中的一员;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鼓吹新学、西方文化的学者,在故都时期即使没有远离这个城市,也选择了偃旗息鼓,士大夫讲学之风与中国传统文化随之复兴,实现了文化领域的回归传统。故在北京卸掉了政治的冠冕后,文化仍能继续发挥其“心房的作用”,[5](P209)既能因之救济经济上的不足,促进城市的正常运转,又使北京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足以称雄于国内的文物古迹在物质、空间符号上极具文化艺术价值,理所当然地转化为故都建设国家文化旅游中心所倚恃的特殊资源,所以北平政府实施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与故都文物整理计划,以及“北平旅游手册”对故都的文化宣传与文人的文学记忆,均将文化古迹看成能使北京重新焕发活力的捷径。在时人看来,返归传统,创建文化古城,是在政治之外找到的繁荣故都的力量。

但文化并不能与政治全然无关。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梳理文化观念时曾指出,“文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可能关系到国家,文化还会具有政治的维度”。[14](P11)实际上,故都北平所要返归的传统文化也未能彻底脱离政治。北平创建国家文化旅游中心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试图利用文化古城的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声誉,通过“文化”这一软实力影响华北军事局势,抵御日本对华北的觊觎,以期起到政治中心起不到的作用。另外,在城市建设上返归传统文化并抑制现代化建设,整理、修复帝都的空间符号,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空间政治的承认,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功能在城市空间的藏匿之下,以物质遗产的形式得到保护与整修,并对现代性形成了顽强的抵抗。因此,故都北平向传统文化的返归是从原有的显性空间政治向隐性的文化政治转变,基于传统文化思想规划建造的帝都空间结构在故都时期得以延存,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在故都北平亦不得不向传统的文化政治妥协。

从国都到故都,北京对于传统的发扬与对现代的抑制,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根源。有学者在评价传统与现代在国都与故都的命运时说:“在国都阶段,心态保守的中央政权,多少起了压抑西化、追求时髦的作用,传统文化仍居社会主流;到了故都时期,北平把传统的文化当成繁荣城市的宝贵资产,在追求与拥抱西方进步物质文化的同时,却在价值观与城市意象上,保留中国文化的精神。有意思的是,这种充分开发传统精髓,以重新定位城市,赋予城市新生命的努力,只有当北京成故都之后,才获得充分发展。”[15](P24)质言之,国都时期的帝制政治思想残留与故都时期返归传统的文化政治,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之所以呈现传统与现代相交叠形态的根本原因。

我们还可以在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中发现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特殊性。与北京受政治和文化支配的空间逻辑不同,近代上海得益于外国资本的涌入与商业市场的发达,现代性在进入上海后便获得了长足发展,摩天大厦、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空间符号成为近代上海的城市意象,以致有人宣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16](P7)而此时的北京却经历着返归传统以谋求转型的阵痛。近代巴黎的改造经验更具有可比性。在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授意奥斯曼主导了巴黎的改造计划,拆毁了大量历史街区后,修建了大楼、城市广场、公园、教堂,扩建并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将巴黎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都市,从而与历史上的巴黎彻底决裂。大卫·哈维称这种决裂为“创造性破坏”,其背后则是“经济、社会组织、政治与文化上的复杂模式,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17](P325)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大量工人失业与资本过剩等问题困扰着刚刚取得政权的拿破仑三世,最后他选择授意奥斯曼“通过城市化的方式,解决资本过剩和失业的问题”。[18](P8)这显然是近代巴黎改造的根本动力。

相比之下,北京则由于保守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资本既无法产生有效流通,也没有使自身增值并推动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求,进而束缚了商业、社会生产、市民阶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且北京的地方自治与行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因此决定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根本因素是传统政治观念与文化逻辑。帝都、国都、故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种不同的城市身份,在政治上虽历经更迭但始终未能彻底革新,在文化上虽有西学涌入但又终究返归传统,使北京的城市空间沿着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轨迹演变、发展。在这种空间演变逻辑之下,近代北京的现代化建设虽有所突破,但城市整体上仍保持着传统空间结构,人们基本也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如果未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3](P47)因此,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依旧是传统北京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容器。同时,这种空间结构还形成了北京颇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赵园曾指出,“对于北京,最稳定的文化形态,正是由胡同、四合院体现的”。[19](P21)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两种空间符号形成于帝都时期,进入近代之后又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保存下来,成为北京地域文化形态的典型象征。这正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在文化上的体现。

作者:王谦,刊于《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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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双城记”:比较视野下的北京与上海城市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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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双城记”:比较视野下的北京与上海城市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5年6月13-14日,中国的“双城记”:比较视野下的北京与上海城市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古都学会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市社科院、天津市社科院、北京鲁迅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布法罗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史林》、《安徽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会议。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了解到,6月13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北京市社科院谭维克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历史研究是社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城市研究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历史研究中,有差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通过研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把北京、上海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北京、上海都是中国同一级别的特大城市,两个城市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特大型、中国范、国际化”。但北京、上海也存在诸多不同,其最为根本、最深厚的原因是历史文脉的差异性决定了北京和上海在城市风格、精神、魅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要通过这样的比较,使两个地方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互相包容,共同发展,这也是这个会议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主任姜进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北京、上海的城市研究议题,其学术吸引力不言而喻,但此前不少城市比较的会议,大多聚焦在上海、东京、香港、巴黎之间,但直到今天才将两者进行对照比较,是十分有趣的学术现象。她从“两个原型”、“两种典型”的角度指出,北京、上海不仅仅是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城市起源的原型。上海是海港城市的原型,北京则是作为统治者堡垒的城市原型。从史学研究而言,以这两个城市进行比较,显然背后都蕴含这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

随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先后发表题为“北京研究的可能性”与“以北京为‘他者’的近代上海”的主题演讲。

陈平原教授指出,二十年来在其带领下北大中文系在北京城市研究方面进行着持续的努力与尝试,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北京的文学想象和历史记忆。同时,这种记忆又加深我们对作家和文学史图景的想象。他认为,需要将眼光从中文系的典型作家作品转向文学生产、文化生产以及思想论争。通过借助丰富的报刊资料,研究者在谈及知识人的努力和教育制度建设的时候,将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从文学角度出发观察城市,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但由于学科训练、知识背景等方面的限制,上述研究往往回避了经济、市政、建筑等同样很有意义的话题,使其显得缺乏“硬度”,而且有待出现高屋建瓴而又言简意赅地重塑北京整体形象的著作。陈教授提出,相对于上海研究,北京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城市特点的不同,北京研究容易陷入在城市研究和国史研究之间的纠缠,一不小心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华民国史或者清王朝史,从而使城市史走向国家史或者民族想象。此外,北京研究边界模糊,三千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城市的层次更为丰富、线索更加复杂,当然其研究潜力也更大。首先,北京的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研究还有待深入;其次,在北京研究中引入考古、艺术、建筑等视野,增加空间感和视觉性;再次,加强对档案资料的利用;最后,把握尺度,斟酌写法,更好地解决研究思路和叙事技巧,以呈现出更加准确的城市书写。除了学理本身的困难,陈教授认为,学术兴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张力,地方政府的发展需要以及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与学者研究理想之间的矛盾,同样制约着城市史的研究。权力的介入、金钱的诱惑,使城市史、都市史研究充满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学者除了在书斋里指点江山外,必须介入日常生活,直面各种问题,努力改变这个城市发展的方向,为公众建立起城市的历史意义及其文化内涵。

许纪霖教授在演讲中侧重于以北京作为“他者”来观察上海。他指出,北京与上海作为中国一南一北两个最大的都市,可以说是互为他者,因此,北京与上海的对比,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对比,在许多方面形成明显差异。第一、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国家政治完全压制了地方政治,形成了一元制的权力格局。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形成了多元的权力格局,各种势力相互竞争,相互制约,为地方政治留下了比较充分的崛起空间,因此,上海的地方自治系统非常发达。第二、家国与都会。近代以来,北京都是无可争议的学术中心,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大学,他们是国家精英,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对地方事务比较淡漠。知识分子容易对北京产生情感,这种情感是审美的、纯精神性的。北京是一个象征,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他们对北京的认同是一种传统的家国情怀。他们普遍对上海有疏离感,缺少认同,上海之于文化精英,既不是家也不是国,就是一座城,是一座有着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第三、一国之都与世界主义的城市。北京充满着一种浓郁的中国风,而上海自从1843年开埠,这个城市就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浪潮里边开始诞生和发展的。最后,许教授还从当代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北京与上海诸多方面的差异。北京与上海,看起来互相冲突,但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互补的一个中国。因此,中国有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是巨大的幸运。

6月13日下午和14日上午,会议进行分组讨论。与会学人就近代北京与上海的城市空间、城市景观、国家史与地方史以及城市史之间的关系、城市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文学与城市、城市的现代性、城市治理、城市犯罪、城市消费、城市认同、城市情结、城市日常生活、城市观察、城市性格等诸多议题,展开了积极的建设性研讨。

6月14日下午,举行圆桌论坛暨闭幕式。在圆桌论坛上,与会学人纷纷畅谈自己参加此次会议的学术心得。大家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上海史研究在规模、声势方面仍然领先于北京史,但亟需自我突破,增加危机意识,寻找新的学术思路与拓展空间。北京城由于其复杂性,因此研究潜力巨大,有更加多样的可能性。本次会议是北京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是一批年轻人的集体亮相,展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底与新颖的观察视界,问题意识明显,并在方法论层面有所涉及,未来的研究空间非常宽广。本次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但也是北京史研究与国内外其他城市史研究加强联系的一个起点,城市比较研究可以在更多的城市之间进行。

附:会议议程

6月13日(周六,上午)

开幕式(9:00—9:30)
主持人:周航(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
北京市社科院院长谭维克研究员致辞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主任姜进教授致辞
大会合影
主题演讲(9:30—11:30)
主持人:王岗(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北京古都学会会长)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研究的可能性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北京为“他者”的近代上海

6月13日(周六,下午)

分组讨论。每位文章报告人发言时间限制在10分钟之内,剩余时间为自由讨论,请主持人把控。
第一组(地点:紫罗兰厅)
上半场(14:00-15:50)
主持人:刘仲华(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清末民初的上海弄堂与石库门——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和市民性格的形成
孙冬虎(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政治塑造北京——改朝换代之下的城市命运
林峥(北京大学中文系):“到北海去”——民国时期北海作为“新青年”的美育乌托邦
许苗苗(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王府井——作为都市空间的景观生产
徐俊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晚清上海城市景观之接受
李扬(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从六国饭店看近代北京公共空间之演变

15:50—16:10 休息
下半场(16:10-18:00)
主持人:王建伟(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刘仲华(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足民食”与“祖宗之制”的抉择
沈洁(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析——兼论新书业与“君宪”、“革命”之关系
戴海斌(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
郭道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象征帝国命运的城楼——正阳门的庚子劫难
陈丹丹(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州立学院):民初上海清遗民之生计与交接
周增光(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民国初年遗老的城市生活——以京津沪为主要观察点

第二组(地点:牡丹厅)
上半场(14:00-15:50)
主持人:马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时事进入新戏——《孽海波澜》与北京济良所
程尔奇(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初朱希祖入职北大与“旧派”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服饰、身体与现代性——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为例(1927-1937)
张晨怡(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清同治年间理学士人在京交游述论
万笑男(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950年代上海电影女演员社会身份的变迁研究

15:50—16:10 休息
下半场(16:10-18:00)
主持人: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
马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重塑城市犯罪空间——战争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流动与生存策略
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釜底抽薪——建国初期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改造与消亡
丁芮(天津市社科院历史所):穿警服的防疫者——北洋政府时期北京警察对传染病的防治
李自典(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警察与近代城市交通管理——以北京为例
刘亦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现代时期外籍建筑师在华活动述略
刘荣臻(太原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近代上海保障性住房融资探析(1927-1937)

6月14日(周日,上午)

第一组(地点:紫罗兰厅)
上半场(8:30-10:10)
主持人: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王敏(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颜浩(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流亡心态与家国意识——张爱玲后期创作中的“上海”
陈洁(鲁迅博物馆):都市的“起兴”——论鲁迅的创作与北京文化氛围
宋雪(北京大学中文系):“异域之眼”中的“Mandarin”——从明清域外文献看北京官话的发展
刘文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晚清上海日常生活中的爆竹

10:10—10:20 休息
下半场(10:20-12:00)
主持人:程尔奇(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季剑青(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北京VS.南京——民国建都论争中的“双城记”
何其亮(Department of History,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双城记·双校记——从燕京与圣约翰看民国京沪城市性格
靳宝(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20世纪以来北京城市史研究
陈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国北京之史的研究——以近十年为中心的检视
Kristin Stapleton(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at Buffalo):Beijing and Shanghai as Cities in World History: In Search of Frameworks for Productive Comparison
叶杨曦(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系):“闭塞”与“浮华”:幕末志士与明治汉学者眼中的北京和上海

第二组(地点:牡丹厅)
上半场(8:30-10:10)
主持人: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刁成林(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研究科):论1930年代初期“三位一体”模式下的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王建伟(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民国北京城市消费的等级与阶层(1912—1937)
王煦(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古建文物保护活动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平沦陷的瞬间——从“水平轴”的视野
王谦(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政治与文化表征

10:10—10:20 休息
下半场(10:20-12:00)
主持人:郑永华(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马军(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铁门续曲(1937年11月—1946年1月)——以上海南市华法交界处为主线的考察
李俊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晚清北京妙峰山信仰礼俗变迁三题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上海的名人医药广告——以文人谀药为中心
杨原(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本性天然——北京的“玩文化”
林秋云(复旦大学历史系):交游、品鉴与重塑——试论清代中后期北京的梨园花谱热
吴文涛(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水与北京城的历史

6月14日(周日,下午)

圆桌论坛(14:00—16:00)
主持人:姜进(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
引言人: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
刘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马军(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
王敏(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
孙冬虎(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吴文涛(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何其亮(Department of History,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马钊(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自由发言
闭幕式(16:00—16:30)
主持人:王岗(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北京古都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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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明清紫禁城内如何度寒冬? 紫禁城重要宫殿有“地暖”说道:

     现在正值寒冬时节,因为有暖气,使得室内温暖如春。不过,在很多年前的北京城,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暖气。明清时期,即便是皇帝生活的紫禁城,也只有一些重要宫殿才能安装“地暖”。

      那时,最常见的取暖设备就是炕,不仅皇宫里常见,寻常百姓家也会用到。另外,还有火盆、手炉等取暖工具也极为流行。当然,紫禁城里的火盆、手炉等设备不仅制作精美,背后还藏着诸多故事。

      紫禁城重要宫殿有“地暖”

      老北京有首童谣曾唱道:“说什么说呀,锅台连着锅呀,唱什么唱呀,锅台连着炕呀”。这说的是古代百姓家传统的御寒方式。冬日天寒地冻,自古以来人们靠煤炭或柴禾来取暖御寒。那么往昔皇宫内又是如何度严冬的呢?

      古时皇宫内取暖很有讲究,如汉代时曾有温宝殿,殿内有各种防寒设备,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墙壁用御寒的花椒与泥土搅拌后涂抹,由此得名椒房殿。

      到了唐代,皇宫取暖的方式越来越多样。王仁裕写的《开元天宝遗事》载,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与唐玄宗之弟申王以及其他皇室贵族,严冬时节,下令让宫妓或又高又胖的婢妾将其团团围住,以此来防寒遮风,这种抵御风寒的方法在当时称为“妓围”。唐玄宗李隆基每到冬天就带着贵妃杨玉环到临潼的骊山行宫里泡温泉取暖。

      金代在北京建立都城,史籍中记载:金朝在建立都城时,皇宫里建了火炕,用来防寒取暖,皇帝和大臣冬天时,就在火炕的矮台上商议朝政,有时甚至还一起进餐。这种在居室中筑建火炕并在炕桌上进餐之法,后来明清时期,流传到民间,成为老百姓御寒取暖的主要方式。

      清代诗人褚维垲有一首《燕京杂咏》,诗云:安排衾枕卧无床,土炕家家砌曲房,移置砖炉深夜靠,惯薰煤气当焚香。这首诗描绘出寒冬时节皇宫与百姓家用火炕取暖御寒的情景。

      明清两代时,皇宫里的保暖方式其本质上也是采取火炕的方式,只不过其技术和其他辅助设备更加先进。比如,紫禁城宫殿的墙壁厚实,屋顶广大,这有利于冬季的防寒保暖。

      如今,当人们游览故宫时,可见故宫里一些殿堂内均设有套间暖阁或火炕,但在故宫里却找不到一个烟囱,那么明清两代的皇帝后妃以及子女们又是怎样度过隆冬数九寒天的呢?

      皇帝办公的三大殿(一般指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养心殿以及部分寝宫的墙均是空心的,殿内地砖下面砌有纵横相通的火道,直通向殿外的地炉子。当点燃外面的地炉子时,热气会均匀地扩散到地面与墙壁的每个角落,整个殿堂里温暖如春。这样做不但散热面积大,热量均匀,而且还没有烟灰污染,类似于今天地暖的功效。

      晚明太监刘若愚著《酌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懋勤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恒临御之。”由此可见,明代紫禁城中就已建造有此设施。

      这些宫殿地下火道的入口一般都设在房屋的北边,进气口平日都用很厚的木板盖住,还另设有排烟口,不仅可以排烟,还可通风供氧。如今,到故宫游览,细心的游客还能在一些宫殿建筑台基上见到地炕口。地下火道与北方地区民间所用的灶台取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皇宫里的设计比民间的火炕先进很多。

      不过,这种取暖方式比较费事,要打通宫殿地下部分,所以紫禁城里并不是所有的宫殿都采用这种取暖方式。

      乾清宫炭火盆引发大火

      在没有地下火道的宫殿,均备有炭火盆。从现仍存于故宫的炭火盆文物可知,那时的炭火盆样式非常多,太和殿的两个炭盆均是用造价高昂的景泰蓝烧制而成,为防火星外溅,火盆外还加盖有不同金属的网盖,既实用又美观。

      有趣的是,入冬后,后妃们还会在入九的第一天,在点有炭火盆的居所,欢聚在一起吃火锅取暖。

      因为紫禁城里的建筑大多为木结构,炭火盆在取暖的同时,也让紫禁城内的宫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易燃体。清朝嘉庆年间,围绕这些火盆,发生了诸多故事。

      嘉庆二年(1797年),乾隆皇帝已是“太上皇”。一个冬夜,乾清宫突然冒起大火,侍卫和太监们开始大力扑救,但此时正值寒冬,天干物燥,火势迅速蔓延到了北边的交泰殿,在眼看火舌就要到坤宁宫屋檐的时候,风突然转向,坤宁宫这才免去了一劫。事后经过查证,此次大火是因为太监在看守火盆时,没有将火盆内的炭火盖严,使得火星复燃引起了一场大火。

      这场大火,使乾隆皇帝苦心收集了五十多年的“天禄琳琅”尽数损毁。后来,嘉庆很快将乾清宫及交泰殿重新修缮完备,另外又重新征集各种版本图书,补齐了“天禄琳琅”图书。

      此后,嘉庆对炭火盆格外注意。他甚至还下令只许在太和殿的平地上安放两个火盆,而其他如中和殿、保和殿的火盆用完后一律撤除。

      皇太后每年发炭120斤

      皇宫取暖,不得不提取暖的材料:煤和木炭。皇宫的用煤多是来自宁夏的太西煤,它因出自太西镇而得名。太西煤乌黑发亮,触之不染,燃之无烟无味,且有极高的发热量。故宁夏的煤曾被称为“御煤”。

      木炭则来自涿州、通州、宛平、大兴等近郊地区,用硬实木材烧成的炭被称为“红罗炭”,这些炭要按标准规格锯成一节节的,然后送至宫里。如今西安门外红罗厂大街就是当年存贮木炭的地方。乾隆年间曾钦定过薪炭的供应标准:皇太后为120斤,皇后为110斤,皇贵妃为90斤,皇妃为75斤……依级别大小供应薪炭。供薪炭的日期也有规定:即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一时开始发放,在次年春暖花开时节停止发放,与如今我们每年的供暖时间类似。

      明清两代时宫廷专门设有负责宫内取暖事宜的机构。如清朝内务府设有惜薪司,它便是专管薪炭的机构,每逢冬日取暖事宜分工更细,司下还设有柴炭处、烧炕处、热火处等机构,机构下有太监专管点火烧炕。

      清代时紫禁城的造办处还曾在地安门外设有帘子库,它是专门制作皇宫冬天或夏日使用各种帘子的机构。帘子也称“堂帘”,冬天挂的帘子有皮帘、棉帘、毛毡帘等。帘子也是按官衔等级来悬挂:紫禁城皇帝、皇后以及妃子等寝宫内,为避冬寒均以裘帘锦幕,或以皮棉帷幕深垂。而太监宫女们的居屋则是使用蒲草制成的草帘子。

      除了帘幕,帝后以及嫔妃们的卧具则是很厚的“库缎”(库缎,又名“花缎”,原是清代御用“贡品”,因织成后送入内务府的“缎匹库”而得名)、“栽绒”(丝绒织品之一)等,有时皇帝的床上还铺着几层大红毯与明黄毯。

      当然,如果这些还不足以御寒,皇帝、皇后和妃子们还常使用汤婆子(用铜制成灌入热水温暖被窝的器皿)取暖。另外还有铜制的暖手炉,暖脚炉和手提炉,这些设备制作精致、考究。

      乾隆去世后,一近臣描述了乾隆皇帝生前取暖时的一件轶事。乾隆皇帝“冬一夜暖足,用大鹅子石爆火中极热,以旧絮裹之,置诸被中,终夜温暖异常,俗间所用汤婆子, 不免有水气也。”

      乾隆生前曾在《冬夜偶成》中记述过紫禁城里冬季的供暖情况及亲身感受,其诗曰:“人苦冬日短,我爱冬夜长。皓月悬长空,朔风飘碎霜。垂帘在氍毹,红烛明涂堂。博山炷水沉,和以梅蕊香。敲诗不觉冷,漏水夜未央。”

      补 白

      明清是第四个寒冷期

      在中国五千年气象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寒冷期,明清时期为第四个寒冷期。

      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是第一个寒冷期,此次寒冷期,很少有相关的记载。

      第二个寒冷期相当西汉末年到隋初。在第二个寒冷期内,三国时期的吴国,太平年间的初夏时节,竟然出现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气象。

      唐昭宗李晔的天复元年(901年),是个大灾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开始下雪,雨和雪一直下到第二年春天也未停止,史书称“自冬至春雨雪不止。”在这样极端天气下,老百姓冻死、饿死者无数,在当时的京城长安,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尽”,“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两宋时期,是第三个寒冷期。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主政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

      宋哲宗赵煦当皇帝的元祐二年(1087年),京师(今河南开封)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导致“苦寒,民冻多死”,赵煦因此取消了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国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为“现代小冰期”。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其时间大致为1650年至1700年。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记载,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明清就占13次。 景泰四年(1453年)冬,中国自北而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下了罕见大雪,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导致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南方的广西柳州等地,河里的鱼都冻死了。

      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正德八年(1513年),大雪使得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变成了“超级溜冰场”,洞庭湖上“冰合,人骑可行”。

    张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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