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召开雾霾防治研讨会 重霾来袭我们怎么办

重霾来袭:我们怎么办?
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召开雾霾防治研讨会

(通讯员 郭金石)12月22日,由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重霾来袭:我们怎么办”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国务院三峡办原副主任、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胡保林,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环境保护部政研中心主任夏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明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大气环境研究领域首席专家张烃,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理事会主席颜梓清;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孙佑海,天津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天津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张俊艳以及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的师生出席了会议。

天津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召开雾霾防治研讨会 重霾来袭我们怎么办

张俊艳在致辞中介绍了学校人文社会科学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北洋法学的悠久历史和法学院复建以来的发展变化。她谈到,2015年末,为响应国家十八届五中全会“绿色发展”理念的号召,天津大学依托法学院成立了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旨在服务党和国家绿色发展的重大决策,服务重点区域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依托优势学科,在城市规划、盟员战略、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绿色立法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提高我国绿色发展的研究水平,争取绿色发展的国际话语权。今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基地正式落户天津大学。截止目前,绿色发展研究院的多篇咨政报告已经得到最高法、环保部等部门领导的批示,起到了很好的咨政作用。此次研讨会恰逢其时,雾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中小学停课、施工项目停工,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张俊艳希望各位专家为雾霾防治问题贡献良策,为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贡献卓越的智慧。

张烃

张烃指出,雾霾是国家和社会都非常重视的问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但大家感觉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所采取的措施发挥效应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二,污染物的成分越来越复杂,来源越来越多样。第三,人口增加,直接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增强,这对污染物排放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雾霾治理问题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雾霾问题表面是一个环境问题,深层次来讲是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问题。为此,必须要立足长远,从调整产业结构模式、发展模式转型方面入手,以经济手段引导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引进绿色的生产理念和手段。

李俊峰

李俊峰认为,发展理念的转变是治霾的根本。为了消除雾霾,保障公众健康,首先是要对燃煤采取有效措施。在燃煤取暖方面,美国、日本等国家基本不以煤炭取暖。我国采暖用煤不到3亿吨,但造成的污染却很严重。再如燃煤发电,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天然气发电为主,不仅便宜,而且清洁,而我国燃煤发电,达到清洁要求的代价往往非常高,容易变成污染搬家。其次,霾产生的另一重要污染源在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建议在京津冀地区两、三年内全部强制使用“国5”、“国6”汽车,这样不仅可以发展新产业,减轻民众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水平。建议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率先实行机动车电动化,并提高油的品质。再次,农业生产过程中过量使用化肥也是产生雾霾的原因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平均每亩地使用化肥最多的国家,以至于氨、氮等大量存在于土壤。化肥产业虽然牵涉的利益较多,但必须予以整治,从源头控制污染。最后要转变发展观念。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成本和收益。应当大力倡导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重,推行环境保护优先的理念,并采取实际措施予以贯彻。

夏光

夏光的发言题目是“应对雾霾,分类施策”。他认为,根据雾霾的存在状态,可以把雾霾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大范围、短时间的大雾霾。第二类是局地性、常态化的城市灰霾。这两类雾霾的机理有比较大的区别。第一类雾霾可视为一种自然灾害(气象灾害)或准自然灾害,犹如台风登陆会造成巨大财产损失一样,人类较难控制和干预;而第二类雾霾是人为污染为主要原因造成的, 可以通过减排等措施加以消除。因此,在应对这两种雾霾的对策上也应有所区别。对第一类雾霾,主要是适应和防御,例如做好预警,在重霾来袭的时候暂停一些工业生产和城市经营活动,告诫市民减少室外活动,戴口罩进行防御等。对第二类雾霾(灰霾),要作为治理重点对待,采取根本性治理措施,增强环境净化能力,抓好本地源减排,例如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降低城市建筑密度,腾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生态空间,以增加天地之间的水气交流,减少雾的发生概率;通过建设生态廊道,提高空气流通强度;增收城区机动车拥堵费,以降低城区机动车出动密度和提高车速;长期来看,应把市内所有燃油汽车全部换成电动汽车。

常纪文

常纪文赞同“局部霾”的说法但反对“大雾霾说”。他认为,雾霾是可克服的,雾霾根本上是城市管理与工业布局、产业发展出了大问题。区域雾霾治理要在区域协同发展和解决大城市格局中协同开展,不能就雾霾而论雾霾。大城市扩散之后导致很多问题,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从空中俯瞰,会发现除了楼房就是马路,楼房都是排放源,我国高楼大厦太多,马路上全是排放源——汽车,绿色是点缀,高楼中产生大量生产生活排放,造成了“大城市病”。什么原因造成了“大城市病”,可能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下一步要改革中国权力与资源格局,形成权力清单。要优化城市管理,应该提高公交车道的利用率,减少整体的排放,城市管理要提质增效。

颜梓清

颜梓清作了报告“重构机动车污染防控体系研究与减排效果分析”。扬尘、工业、机动车,是空气污染三大来源。工业污染最大的问题是脱硫、脱硝没有同步,导致脱硫增高了温度,造成氮氧化合物的超标排放。目前以燃煤量计算排放量并不科学,如果以燃煤量来控制污染量,所有的污染处理措施就一定是关停状态,因为有没有处理措施,交的钱都是相同。她建议重构机动车污染防控体系,建设汽车污染总量控制体系,实施车辆排放污染总量等于车辆排污量乘车保有量乘行驶公里数。准确搜集汽车污染量,统一质量管理体系、统一检测方法、统一设备技术标准。推广污染量分级管理和电子执法系统的建设。通过云平台大数据对超标车和高污染车限行和淘汰。此外,允许私家车主交易其污染量,利用交易费用养车。每年在允许车辆数量增加的同时,控制总体排放污染量,实现污染减排和经济增长双丰收。污染量交易价格由市场自由交易确定,这样可以促成交易市场的活跃和车主减排的积极性,也能促成高污染车治理好,或者淘汰,或者少开,这是分享经济的方式。

曹明德

曹明德的发言主题是“治理雾霾的银弹:改进行政执法”。他强调,要搞清楚雾霾的原因和条件、内因和外因。污染物排放是内因,气象因素是条件。如果没有污染物排放,就不会导致大气污染。所以曹明德不赞同把它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甚至作为一种自然灾害。从法律方面讲,治理雾霾的“银弹”或良方是改进行政执法。即使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权占三权中的主导地位。因为行政机关具有准立法权,也具有准司法权,还有行政执法检查权,集三权于一身,这是其他任何权力部门不具有的。涉及到大气雾霾治理,首先,无论是环保部还是地方政府,必须设定任期目标。如果任期内未完成该目标,要行政问责,追究政治和法律责任。其次,要重视司法监督,目前我国正在试点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还没有铺开。公民和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更是于法无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短板。再次,要强调社会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也同样重要,有人说中国雾霾主要原因是企业在夜间直排、偷排,由于这种污染源很分散,环保部门也无力监管,附近居民也无法监督。若果真如此,环保部门也是有责任的。建议采取奖励举报人的办法。最后,强化市场机制、经济措施的适用,可以由市场来做的不由政府来做,而且市场机制效果也好得多,比如二氧化硫的排污权交易、碳排放交易都是用市场工具。更多雾霾解读:www.yangfenzi.com/tag/wumai

孙佑海

孙佑海认为,雾霾加重的根本原因是环境公共政策失衡。虽然现今我国雾霾已经十分严重,但有可能未来还要加重,而且发生频率会更加频繁。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但雾霾却越来越重,说明了我国环境公共政策的失衡。所谓公共政策失衡,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使得“老实人”吃亏,“不老实人”占便宜。表现在:一是执法过程中的利益失衡。给在用汽车按装三元催化净化器、机动车检测等领域都是如此,守法者在经济利益上确实“吃了亏”。二是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失衡。一些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影响法律、法规、标准等的制定,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的表达,造成了利益失衡。发达国家之所以污染治理比较成功,经验有很多,最根本的一条应该是善于在公共政策方面做好利益平衡。经济政策如何解决老实人吃亏、不老实的人占便宜的问题?第一,立法方面,在指导思想上,要让遵纪守法、掌握最新技术的企业享受到好处,让“不老实”的企业自食恶果,以确保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置于第一位。在实体上,应当在立法上做到利益平衡。比如不让农民用化肥,就要给他出路。不让老百姓烧散煤,那就应当对其加以补贴使其采用高品质的煤采暖。在立法程序上,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不能闭门造车。第二,执法方面,要对违法者给予严厉的处罚,不要让其得到好处。对严格守法的老百姓也要给予实际的奖励,避免口惠而实不至,要善于运用云计算等互联网新技术进行检测行业的革命。这是严格执法的基础。第三,司法方面。法院在案件裁判中应当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处罚,依法保护遵纪守法的企业和个人。第四,鼓励公众参与立法、执法、司法,鼓励环境律师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第五,要加强环境公共政策方面的科学研究。

胡保林

胡保林作会议总结。他认为,应对环境问题、雾霾问题,需要全社会、全民共同参与。雾霾加重使绿色发展研究和走绿色发展之路变得更加紧迫。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唯一的选择。总体而言,雾霾的形成包括两大因素,一是污染物,二是气象条件。污染物增多,总量增大,遇到了合适的气象条件就形成了雾霾。人类活动排放是雾霾形成的内因,降低排放量是根本的措施。绿色发展是发展方向,也是现实社会的必须选择和唯一选择。发展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身体健康,但是如果发展的结果是环境被污染,威胁老百姓的健康,这不仅会制约可持续发展,也与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与会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好的想法和措施,如转变发展方式、创新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提效升级、增强管理、严格法治、解决“大城市病”等。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下定决心,政策措施和目标基本有了,关键是有效地实施。以前制定的有效通用的政策、措施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比如城市规划、产业结构、技术问题、投入问题等。胡保林赞同“政府+市场”的方式,全面推进加重点突破;区域联防加属地管理;总量减排加质量改善等等,要形成政府统领、企业主体、市场助攻、公众广泛参与的污染防范机制,关键是把各种措施落实到位。

【来源:北洋法学(微信公号:beiyangf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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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1. 中老年时报头版头条:治理雾霾没有特效药说道:

    连日来,中国多个省市深陷“霾”伏,北京、天津等城市纷纷启动红色预警、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本次重污染天气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中老年时报》记者采访多名国家级环境保护专家,了解其中原因。

      与气象条件及污染物排放有关

      截至记者昨日发稿前,天津市27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中,25个监测点环境空气“重度污染”。津城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戴着口罩的市民。“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供暖季,再加上部分地区散煤燃烧量开始加大,本地污染排放量呈现逐步上升趋势,这使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愈发严峻。”国家社科环保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天津大学陈卫东教授表示,这一轮的雾霾之所以持续时间长,与静风、逆温、弱南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也关系密切。

      治霾需要全方位行动

      这几天,人们纷纷追问污染为何如此严重?对此,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南开大学冯银厂教授表示:“2013年1月及2015年12月期间,全国范围出现过大范围较为严重的雾霾天气,只是没有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这次雾霾天气的持续出现部分原因是静稳的天气一直延续,而且空气湿度较高。不仅如此,目前污染问题越来越复杂,重要的污染源越来越多,寄希望于采取某一项措施就取得明显效果已不现实。现在都在控制污染源,比如煤改燃、管理城市扬尘等,在这方面虽然出台了许多措施,但还需要落实。其次,汽车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机动车的限行和治理非常重要。”

      采访中,专家一致认为,治理雾霾没有特效药,需要政府、企业、公民全方位理解、参与和行动。

  2. 天津大学学生发布雾霾调研报告:治霾是对信心与耐心的考验说道:

    2015年3月31日下午,天津大学的十余位学生代表举办“发布会”,向学校和社会正式发布了今年寒假期间4千余名天大学子共同利用假期返乡针对雾霾问题进行调查并撰写完成的《天津大学建设美丽中国?留住APEC蓝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与以往高校学生假期调研实践不同,这次调研天津大学没有采用传统的“小队”模式,而是组织参加假期实践活动的4千余名学生共同参与了该主题调研,并利用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优势,寻求更广泛覆盖的调研样本,以大数据提升调研结果的准确度和有效性。

    这4千余名学生返乡调研的范围覆盖了全国34个省市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其中又以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河南、山东、北京等受雾霾影响较重的地区为主,学生们通过面对面的形式邀请受访者填写微信调研问卷,共收集问卷35980份,其中针对普通居民的问卷33372份,针对企业员工的问卷2608份。

    关于雾霾:每天关注空气污染指数的人比例达22.8%

    在调研报告里,有一项全国居民对空气指数关注情况的统计,其中每天关注空气污染指数的人比例为22.8%,每周至少关注3次的人比例已达到51.8%,而在雾霾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民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要更高于这一比例;而另一项对于民众采取防护雾霾侵害措施的统计,从未注意防护过的的人比例只有16.1%,而八成以上的人开始注意偶尔或经常采取措施防护雾霾侵害。

    调研报告发布会的主讲人、天津大学文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赵宇同学说到,“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能很强烈地感受到每个人对雾霾问题的关注,这个话题或许有些沉重,但它确实已经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个人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关于雾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无法回避。”

    雾霾无法回避,更需要去下大力气治理。根据调研报告,近八成人认为现阶段政府针对空气污染和雾霾的治理措施仍待进一步完善,44.5%的人认为政府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是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超过50%的人认为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法规加大对扬尘及排放工业废气的惩治力度、政府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宣传低碳出行方式、增加城市绿化面积能够有效治理雾霾。可以看出,民众更期待政府在治理雾霾上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关于治霾:有64.7%的人不满意但是有信心

    在调研中,有一项统计数据让参与的学生们感到有些“意外”。他们在问卷中特意设计了一个问题,请受访者将所在居住地的空气质量状况与五年前做一个对比,统计结果显示仍有六成以上的人认为空气质量与五年前比并没有变差,或有好转但不明显。

    指导学生们设计这样一个问题的是天津大学PM2.5控制研究中心刘庆岭教授,他说“虽然雾霾问题是最近两年才凸显出来的,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空气污染一直是我们‘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国家和政府也一直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治理力度。我将这一调研数据与十年间全国各省市空气质量的数据进行了对比,两个曲线是基本相一致的。这反映出近几年政府对空气污染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多项举措铁腕治霾,虽然离民众的期待还有不少距离,但治理取得的实效还是能够看得见的。”

    调研数据显示,对于目前对雾霾问题的治理,有64.7%的人不满意但是有信心。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前不久两会上所说,“可以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但取得的成效和人民的期待还有比较大差距。我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向雾霾宣战,不达目的绝不休战。”

    刘庆岭教授说到,治理雾霾问题跟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一个更加综合的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不仅政府要下大力气治理雾霾,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选择如何用水、用电、用车,在工作中影响企业和单位选择环保生产方式,个体力量集合起来都将对环保和治理空气污染产生重大作用。”他以我国十几年前治理沙尘暴为例,“我们大概用了十年的时间使沙尘暴得到了有效治理,虽然治理雾霾与沙尘暴相比要解决更多的问题,但当我们社会上从政府到企业到公民个体形成合力,坚定信心与耐心,一定能实现蓝天青山与绿水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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