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林毅夫为何推荐钱穆

经典的意义不用多说,毕竟哲学家说趣味无争辩,经济学家说歧视即价格。有多少人读完《国富论》有待推敲,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自身经济史又了解多少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济史亦是如此。钱穆《中国经济史》在国内出版可谓珍贵,林毅夫推荐序怎么说?

《经济人》点评:张维迎林毅夫争论涟漪还在继续,这其实也反映对公共领域的认知分歧。此前《经济人》推送《亚当斯密有多么重要》(可发送3获取)的文章也引发各种反馈。有朋友问林毅夫从斯密能学到什么,也不乏经济学的朋友表示,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奥派就是退出“经济学界”的声明。

关于经典的意义不用多说,也无终极结果,毕竟哲学家说趣味无争辩,经济学家说歧视即价格。有多少人(甚至经济学家)认真读完《国富论》,这本身就有待推敲,更进一步,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自身经济史又了解多少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济史亦是如此。中国经济史更是有待挖掘,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在国内出版可谓珍贵,值得推荐。钱穆才大如海自不待言,这本书的诞生,也是偶然。全书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开讲,涉及各代经济,并且专辟章节谈论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

观点立场不论,林毅夫在作序推荐《中国经济史》时表示“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林毅夫还认为钱穆先生一生耕耘讲坛,特别强调对本土文化同情的理解,“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其间对历史的反思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那时的中国大都处于低谷期;而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应该与之前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话不妨一听,钱穆也值得一读。钱穆曾说“作历史性的研究,最要在能划清时代界线”,时代风云变幻时,回顾历史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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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钱穆讲中国故事

徐瑾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济史亦是如此。

经济史如此重要,可惜却一直重视不够,尤其中国经济史更是有待挖掘,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言,“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200年而已。”同样,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人而言,经济史近些年步入低潮,状况可谓边缘,这导致经济史多少有点两边不靠的境地,在经济学界以及历史学界都难以得到主流的充分认可。

如此情况之下,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在国内出版可谓珍贵,值得推荐。这本书的诞生,也是偶然。钱穆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众所周知,新亚书院由钱穆、唐君毅等人创立,宗旨在於“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后来经过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等历史,也诞生余英时等大家,而钱穆也在六十年代离开新亚书院前往台湾。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新亚书院校友往往用“偶然的无中生有”来形容其历史。也就是钱穆在新亚书院这十来年,政治风雨飘零之际,在香港这块“借来的城市借来的时间”甚至是借来的教室里,一位国学大师在近乎孤岛的殖民地讲述本国历史,这本来就是偶然,而叶龙先生刚好此时就读新亚书院,他不仅非常用心地做了笔记,而且刚好是浙江人,自称能完全听懂钱穆无锡国语,于是钱穆当年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中国通史”等课程,也有了宝贵的笔记。

最早基于钱穆所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整理,在《信报》社长林行止慧眼赏识之下,叶龙在信报开设专栏,刊出之后颇受读者欢迎,偶有断档就有读者询问,最终也促成了这本《中国经济史》的产物。

正是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这本书来得巧,如果中间一个环节缺失,也总有遗憾,但冥冥之中,使人觉得总有隐形的逻辑之线在促成这本书,再到内地出版,多少暗合钱穆所言“温情与敬意”的旨趣。根据叶龙先生所言,钱穆对课程是有备而来,“宾四师开这门课,上讲堂时携带了笔记卡片,是作了有系统的备课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的”,而钱穆生前,叶龙也曾经将部分摘录的笔记用航空信请钱穆修改,钱穆也总是很热心很热心地改正后寄还。

因此而言,这本书并不是钱穆所写,但是熟悉钱穆作品的人也可看出,叶龙先生的整理可谓得力。全书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开讲,涉及各代经济,并且专辟章节谈论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

从某种意义而言,本书不是专著,是基于讲座而成,但是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看了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说中国文化,从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谈起,论及古人重黍稷轻稻粱,而黍稷均为高地农作物,总结而言,“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化,亦非河流文化。”

例如谈土地政策, 钱穆从以田产征税道“两税法”取代以人丁为主的 “租庸调制”,认为唐代“两税法”制度以前是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的问题,唐代之后则则不再讨论土地而是只谈赋税,“只是事情而非政制,成为一技术性的问题”。从历史关照现实,钱穆也关注当前土地变化,“今日台湾的平均地权政策或大陆的共产主义土地制度,可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已回复到两税制度以前所看重的土地问题上来了。” 问题在于,今天来看,最终内地土地改革到底在“政制”与“事情”之间打转,未必走出钱穆所谓的“技术性”层次。

钱穆对历史得失的评价,也大多平和,很多我们惯常教育中非黑即白好评价不同,而对于一些争议很大的改变也从结果来平衡解读。例如水利,欧洲人说黄河是中国之害,钱穆认为黄河最早有利,后期才对中国有害,而原因也在于割据分裂等因素导致黄河水道六次变迁,宋代之后黄河水患第一原因就是黄河正道被各种原因牺牲,人力控制黄河流向往往导致水患。南北意识在钱穆的论述也多次出现,他认为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营养线是北方,宋之后则是三吴水利,而宋代变法背后的也有南非之争的暗涌,王安石代表了南人急进革新,而司马光代表北人保守传统,但钱穆主张对两人都应报以同样尊敬。

如此案例,比比皆是,令人获益不少,不过也有遗憾之处。就章节比例而言,开篇宏达,谈秦汉魏晋经济可谓详略得当,而宋元尤其是明清经济则篇幅不足,略有头轻脚重之感,而明清恰恰是东西大分流的关键时刻,未能看到更多钱穆先生分析,颇为遗憾。但这种精简也只能视为一种残缺的美而接纳,正如叶龙先生引用师母胡美琦文中引述钱穆所言:“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能所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

《中国经济史》

作者:钱穆 讲授 / 叶龙 记录整理 / 林毅夫 序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年:2013-12

页数:312

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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