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称谓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在中国,人们之间的相互称谓,可能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任何国家相比较而言,都是最复杂的称谓。如果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会产生许多的笑话。比如称爹的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爹,称妈的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妈,称姑的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姑。无论多少社会意义上的爹与妈,在逻辑上有乱伦之嫌,而且事实上非生物意义上的爹与妈确有发生乱伦的事,有时是经常的。只是事实上的乱伦又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乱伦。

中国的称谓不但是一个伦理称谓,而且是一个伦理政治化的称谓。一个伦理世界就是一个政治世界,一个政治世界就是一个伦理世界,一个称谓就是两个世界。

这些称谓是时代变迁的产物,是时代的睛雨表。

称谓变化的顺序是:同志、师傅、老板、领导、哥(姐)。这些不同的称谓在不同的时间段占有不同的主导位置,具体说来:同志称谓主导地位阶段;师傅称谓占主导地位阶段;老板称谓占主导地位阶段;领导称谓占主导地位阶段;哥(姐)称谓占主导地位阶段。前一个主导称谓退出后一个主导称谓跟上,但并不是取代,原来的称谓还存在,只是失去了主导地位。现在领导称谓占主导位置,哥(姐)的称谓大有取代之势。这些称谓是顺时段发生的,是不可逆的。当然,下述各个阶段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明显的,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第一阶段,同志称谓占主导。在毛泽东时代,同志就是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志同道合。就是夫妻结合也得首先是政治上夫妻,其次才是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夫妻。大家都互称同志,以示平等,夫妻也互称同志以示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同时同志之上,还有一个政治领袖,这个领袖人们或者称为主席,或者称为大救星,或者高呼万岁,没有人敢称毛泽东同志,称同志是对领袖的不尊。这使人想到了奥维尔的动物庄园里的一个教条式哲理,即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猪是不平等的,猪在平等之上有特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同志,而毛泽东是制造平等的大救星,有不叫同志的特权。一个平等的称谓背后,是不平等的事实。

第二阶段,师傅称谓占主导。同志的称谓,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变了,一部分人仍然在本来的意义上称同志,尤其是在官方会议的正式严肃场合。原来泛化的同志称谓受到了不成文的或者是严格限制,即限制在政治场合。在其它的场合,同志就具有了娱乐性、调侃性、诙谐性、讽刺性。更为有意思的是,同志还进入了一个特殊群体,把同志视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这表明,同志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场合具有了不同的意义,离开了特殊背景,同志一词使得人们不知所云,甚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或不可理喻。同志的严肃性和平等性已经被社会生活解构,一个同一的同志社会变成了一个多样化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称谓多样化的社会里,同志已经不是主导性的称谓,抽象的平等称谓让位于具体的不平等称谓。在八十年代,人们盛行的称谓是师傅,在同龄之间、在陌生人之间,人们之间见面互称师傅,师傅这个词本来是用在工厂学徒与教学徒的老工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用在工厂之外的称谓,通过师傅的称谓以示对方的尊敬,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学技术的潜意识渴望,对工人地位的尊重和对城市的向往。师傅有太多的内涵,有的是表性的,有的是隐性的,从历史来看,更向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表现。但是师傅本身也具有同志一样的抽象性,更由于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中下岗和成为弱势群体,师傅这一称谓也如同志一样,由普遍性称谓又回到了特殊性群体称谓。

第三阶段,老板称谓占主导。师傅称谓之后,就是老板了,老板的称谓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搞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个因素是老板不但具有了经济地位,更具有了政治地位,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一地位的改变,首先捕捉到社会细节的恰恰不是学者、教授、政治家、政治官员,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服务群体。政治地位的改变,让人们认识到金钱与权力的双重魅力,师傅让位于老板势在必然。在服务业,服务员把任何进入饭店的人称老板,商业社会的天下是老板的天下。就是在大学,研究生都把导师称老板。一个金钱占主导的世界,必然是老板一统江湖的世界。

第四阶段,领导称谓占主导。老板的称谓好景不长,一个新的称谓又横空出世。人们发现,老板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变了是权力推动的结果。如果说老板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的结果,那么权贵则是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推动的结果,富起来好,贵起来更好,权贵比富起来的老板有钱,比权力本身有地位。真正富起来的人如果不与权力相结合,富起来之后就有后顾之忧,与权力结合之后则无忧无虑。市场经济推动了老板们先富起来,权力推动权力本身先富起来,老板们需要资本积累,而权力则不需要这一痛苦漫长的原始积累过程,权力本身就是原始积累,权力本身就能生钱。权力运营财富的速度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让所有人为之震憾,权力生财的魅力让所有人不得不臣服,老板称谓让位于领导称谓也是大势所趋。这也首先体现在服务业中,他们把所有进入服务业消费的人都称为领导,见面领导好,愿意为领导服务,服务完之后,就说领导走好或休息好。官本位思想在称呼上得到充分体现。

第五阶段,哥(姐)称谓占主导,这是一个新趋势。中国本来是一个伦理化社会,这种历史源远流长。亲情关系往往胜于其它的政治关系,领导终归取代不了人们的亲情,领导的称谓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领导的主导领域在政治,领导的伦理必须与传统结合才有亲和力。于是在政治内部,认爹与干妈的越来越多,正所谓“拚爹”是也,这是在政治领域内部的伦理化倾向,也是政治上的倒退。由于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的自我复制和自我生成,同一阶层的伦理称谓又得到了强化。在服务业,服务员已经改成大哥大姐,用大哥大姐逐渐取代了泛泛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称领导太压抑,称哥(姐)具有亲和力,感觉亲切。

由称谓可观国人心态变化,也可观国人之生活方式。国人的上述称谓,都是一种不平等的称谓,这种不平等的称谓反映了国人不平等的生活。不过,由此带来的一个好现象是,称谓已经多元化了,叫同志的仍然叫着,叫师傅的仍然叫着,叫老板的仍然叫着,叫领导的仍然叫着,叫哥(姐)的仍然叫着,此一种叫法与彼一种叫法共存。这些称谓并不互相排斥,也不互相压制,恰恰也说明了社会多元化的到来。选择自己喜欢的称谓倒也是自由的表现,只是这种称谓的自由还需要平等去平衡,否则没有平等的自由,自由就会变成伦理专制的自由,父权主义、父爱主义会以自由的方式再次侵占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作者:木然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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