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有一种悲哀叫鲁迅的同学

了解鲁迅在三味书屋念书时的情况,有一件事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那就是,鲁迅有一位名叫周寿恒的同学,当年表现出来的聪明程度和记忆力,远在鲁迅之上。周建人回忆说:“我大哥读几遍能背出来四十行,他却能背出八十行。”他们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也曾一再称赞周寿恒是难得的天才。但是,后来两个人的成就,有天壤云泥之别。鲁迅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豪,而周寿恒却一事无成。

鲁迅当然是三味书屋的优秀学生。他的同学周梅卿(也是鲁迅的从叔)回忆道:“三味书屋读书,到了年底要背出一年里所教过的书。鲁迅年底在家里复习了几天,将一年里读过的书,在老师面前一放,能将一年所学过的书,一次就背将出来。对课本上,也都是老师奖励的红圈圈。”寿镜吾的次子、曾经代父执教做过鲁迅他们老师、日后中了慈禧听政时期朝元(恩科状元)的寿洙邻,也说过:“镜悟公执教虽严,对于鲁迅,从未加以苛责,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他说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

周寿恒能在读书上比鲁迅有更出色的表现,不难想见,他的天资禀赋是多么地优异。

探讨人生成败,具体地说,探讨生活环境、教育经历、性格志趣等对于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影响,鲁迅和周寿恒,是一个绝好的参照组。

张能耿先生在《鲁迅亲友寻访录》书的《福彭桥周家的两位高材生》一节,对此进行了分析,分析包括主观努力、家庭教育、性格爱好等方面。貌似全面,但我认为,对于真正关心教育、成才问题的人们而言,参考价值并不大。

主观努力,当然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古今中外,每一个成功者,都是通过努力达到目的,实现理想的。鲁迅的成功,跟他一系列的努力密不可分:在三味书屋时认真读古书,学习诗词、绘画,搜集家乡先贤的文献著作;在南京水师学堂、南京矿路学堂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外语能力;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日语,学习医学,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阅读各国文学作品,筹办文艺杂志,从事翻译工作,撰写关于文艺的学术论文;在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时,搜集、研究古代造像碑刻,研究小说史,在钱玄同等人的催促下开始白话小说的创作……在绍兴,在东京,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在上海,五十余年的人生,鲁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努力。

但是,我们很难说,凡是不成功的人,都是不努力的。比如,我们很难说,闰土、阿Q都是不努力的。闰土终日吹着海风,在海边种地,生儿育女,作为农民,应该说是努力的。但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见到儿时以哥弟称呼的作家,恭敬、分明地叫起了“老爷”。阿Q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追求爱情(跟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要求革命(听见革命消息,他激动兴奋,看见赵家遭抢,他并未像小D那样拔腿逃跑),也是够努力的。跟鲁迅家境相当、同门求学的周寿恒,学习骑马技术,拉二胡,演戏,据说能演各种角色,可见也不是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之人。周建人说:“周寿恒也许是太聪明了,他觉得(读书)没有花力气的必要,所以他不喜欢读书,更没有看见过他写字。”这样的回忆,是不太可靠的,像是成败论英雄的一种事后阐释,猜测成分很大。

家庭教育,当然是人生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古往今来,有巨大成就者,常常是异数。有家学渊源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们的成功,跟家庭教育可以没有同向、直接的关系。例如,孔子,父亲是武士,他却走了从事文化教育、宣扬礼仪的道路;李白,家族、父亲可能都是经商的,他却成了伟大诗人;纳兰容若,出生于富贵权臣之家,他却成了多愁善良、哀感顽艳的词人,跟他仗势欺人的兄长截然不同。

鲁迅成为文豪,可以说跟他的家族有一定的关系,他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做过翰林,是一个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旧式文人。但是,鲁迅日后成为文学家,家族的影响实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父亲去世早,鲁迅少年时代即承担起支撑家门的重担,许多事情均需自作主张,进新式学堂,学采矿,学医,用白话文写作,都是鲁迅的父辈、祖辈在天之灵所意料不到的。鲁迅的成功,与其说得益于家庭教育,不如说得益于家道中落。家道中落,使他“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这,是大大有助于他的文学事业的。

《福彭桥周家的两位高材生》中有这样几句话:“家里人希望周寿恒学钱业,曾送他到一家钱庄学生意,结果是学不进。总之是他不喜欢的不想做,他喜欢的又不让他做,也就成为无事可做,于是成了吃吃玩玩的‘嬉客大少爷’。”这个总结,失之简单武断。一点儿家庭的期望与安排都不敢、不能违背,他的无所成就,是不能归咎于家庭的,得从自身找原因。他太缺乏反抗精神了。鲁迅结束私塾生涯之后,不是去考秀才举人进士,走科举正路,而是学洋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当时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是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自序》)。由此可见,鲁迅具有叛逆的勇气。

周寿恒的家庭,实际上跟鲁迅有一定的相似性。两家不但门第相当,交情也不错。周寿恒的祖父,虽然不曾中过进士,做过翰林,但是在道光甲午科乡试中考了前五名,是个举人,享有“经魁”的美誉。再者,周寿恒的父亲周慰农,在周氏家族中,是鲁迅父亲最好的朋友。

家庭教育,不是万能的,周氏三兄弟不同的人生道路,也不失为例证。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仨,两个成了文学家,一个成了生物学家;成为文学家的两个,一个以硬骨头著称,被誉为“民族魂”,一个做过异族入侵者的帮手,被称为汉奸。

跟主观努力、家庭教育相比,性格志趣的影响要大些,直接些。不过,我总觉得,鲁迅从小喜欢听长妈妈讲民间故事,喜欢看地方戏,喜欢收集各种绘本图书,这些事情,多少有些被过度叙述了,有为果寻因之嫌。因为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所以,尽量搜集他早年跟文学相关的事迹。这样的叙述者,包括鲁迅本人。作为著名作家,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接受报刊采访,当然会多谈跟文学有关的事情。而周寿恒,因为他不是名人,对他的介绍叙述本来就少;加上他没有在文学上做出成绩,自然更没有必要挖掘他接受文学熏陶、爱好文学的事迹。其实,即使是有限的知情者的口述,也可以看出,周寿恒是喜欢文艺的。喜欢拉二胡,混戏班子,扮演各种角色,都是。这一点上,鲁迅跟他差不多。

如果说,周寿恒有太多玩物丧志的嗜好,使他终于不能成为文学家。这种说法,明末清初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著名散文家张岱,是不会答应的。张岱自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自为墓志铭》)。周寿恒的嗜好,肯定不如张岱多。

另外,鲁迅也不是一个没有嗜好、情趣寡淡之人。据周建人说,鲁迅早年除了爱绘画,还爱种花,爱养鱼。后来,鲁迅爱吃辣椒,爱抽烟,爱吃零食,爱看电影,爱搜罗古代造像、碑帖、外国版画,兴趣相当广泛。

张能耿先生指出,鲁迅跟周寿恒爱好上的不同之处是:鲁迅不赌博,不嗜酒。赌博、嗜酒,都不是好事,必须加以批判,这当然是传统教育的套路。但是,赌博、饮酒,跟文学之间不但不是绝缘的,有时候还会有促进作用。杜甫曾经在长安客舍豪赌过,唐宋诗人词人几乎没有不爱饮酒的。伟大诗人李白嗜酒如命,人所共知。从《阿Q正传》关于迎神赛会的场景描述看,鲁迅未必不懂赌博;从生前亲友的回忆看,鲁迅也是常常饮酒的。懂赌博,会饮酒,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有好处的。不会饮酒的鲁迅,大概写不出《在酒楼上》这样的小说。

上述几节文字,不是为了否定他人的分析和总结,而是想要说明:影响人生成败的因素,个人努力、家庭教育和性格爱好等方面,固然都有份,但一定还有比这些更重要、更直接的东西。

它们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三样东西:理想、勇气、韧劲。具体地说,是高远的理想,敢于叛逆的勇气,甘于寂寞的韧劲。换言之,外在的原因,不如内在的原因重要。

鲁迅的身上,这三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进洋务学堂,应该是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学医是为了治病救人,学过开船、采矿、医学之后,转而从事文艺翻译和创作,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到中国,矢志不渝地批判封建礼教与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支持民族救亡运动,他是要走文艺救国的道路。可见,鲁迅一直是有理想之人。进洋务学堂,加入光复会,差一点成为杀手,不专心致志写更能传之久远的小说,而花大量时间写作投枪匕首式的杂文,说明鲁迅有足够的叛逆的勇气;搜集绘本图书,搜集家乡先贤著作诗文,抄录古碑文,整理古代小说,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非同寻常的耐心和韧劲。这几点特质,都不是常人所能具备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周寿恒也不具备,但鲁迅具备。

鲁迅的名文《故乡》,结尾是这样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就路的形成而言,是这样的。但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否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通向远方的目标,敢不敢踏进荆棘丛的勇气,柳暗峰回时有没有继续前行的韧劲。

作者:丁启阵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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