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季，我在《山西日报》实习，住的地方离太原城里著名的柳巷很近，有人就拉我们去吃“清和元”的头脑。据说，这道早餐是傅山发明的，而这家老店的牌匾，便出自傅山的手笔，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所表达的，正是民间社会对异族统治的一种态度。人们从“吃‘清和元’的头脑”这句日常用语中所得到的，是一种会心的快感。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做如是想了，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近现代以来新的民族认同。但是，生活在四百多年前明清交替之际的傅山，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华夷之辨”这个问题。
傅山，字青主，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氏，梁启超谓之清初山西学术唯一可述者——“以气节文章名于时”。其实，傅山的身份远比梁启超所说复杂得多。首先，他是个大书法家和画家，《清史列传Ÿ傅山》说他“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赵执信推山为国朝第一”。他的医术也很高明，尤精于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名世，至今仍为医学界所看重。过去人们认为，汉代名医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所以他才选择了行医；傅山却能二者兼得，“即擅高韵，又饶精思”，故称“贤者不可测如是”。
行医是傅山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还有书画，特别是书法，然而，鬻书卖画让他感到很不爽，尽管有时不得不以此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但他对这种做法从心里是抵触的，特别是在晚年，他甚至痛恨那些逼他卖字的“俗物”，他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所以，他把那些应酬之作称之为“死字”、“死画”、“死诗文”，非天机浩气所发，徒然使人受苦。
行医则完全不同，所得固然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而更重要的，“若医者，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也就是说，傅山是以行医的方式逃避官府的骚扰，特别是新朝廷的骚扰。所以，明清易代之后，他便在太原城里开了一家药铺，由儿子傅眉经营，他则住在郊外。据《清史稿》记载，傅山还经常与儿子傅眉“共挽一车”，四处去卖药。由于他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主——虽然时有来自地方官员作为朋友的私下资助——他也就可以不买新朝廷的账，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不合作的气节，犹如梁启超所言，“以气节文章名于时”。
傅山的“文章”，历来不为人所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医术和书法名气太大，其他方面的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实上，他是山西学术圈的核心人物，他在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这三个清初学者用力最多的领域，都有很深的学养；他对史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年编纂而成的《两汉书人姓名韵》，是研究汉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晚年作《左锦》，一部研究《左传》的专著，也为一些学者所瞩目；他还写过一部《性史》，专门讨论心性的问题，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从留下的片言只语中还能看到王阳明心学和李贽学说对他的影响，他自称其中“皆反常之论”。
不过，傅山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气节。《清史稿》谈到其中的原因：“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缙）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娿。”在一个精神萎靡，信仰缺失的年代，太多的士子文人选择向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妥协，他却毫不犹豫地坚守气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终于使他脱颖而出，享誉士林。
（图注：傅山《草书孟浩然诗》）
明崇祯九年丙子（1636），山西提学袁继咸被巡按御使张孙振陷害，以贿赂罪被捕，押送京城受审。袁继咸这个人，一生起起落落，原因之一就是敢说话，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来山西之前，总理户、工二部的大宦官张彝宪曾有“朝觐官赍册”之奏，袁继咸站出来反对，他上疏指出：“此令行，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参谒，屏息低眉，跪拜于中官之座，率天下为无耻事，大不便。”然而，皇帝没有态度，却招致了张彝宪对他的怨恨。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既听命于中官，而且，他有事请袁继咸帮忙，遭到袁的拒绝，他觉得很没面子，于是竟上疏诬陷袁继咸因私受贿。
傅山是袁继咸的学生。袁继咸执掌三立书院期间，傅山曾在这里读书，是三百余名生员中的一个。袁继咸被人诬告，陷于京师狱中，傅山得知消息后，很为老师鸣不平，遂变卖家产，筹措万余金，约同学曹良直、薛宗周等百余人赴北京向朝廷请愿，为身陷囹圄的袁氏申冤。他们本想通过通政司将疏文递给朝廷，但通政司参议袁鲸与张孙振是好朋友，借口疏文不合规格而拒绝递交，暗中竟将副本转给在山西的张孙振。张孙振大为恼怒，以迫害傅山的弟弟傅止相威胁。傅山置之不理。在三次上疏均遭拒绝后，他和同学改变策略，走上街头，将傅山起草的揭帖投于京城大小各衙门，路遇官员或宦官，他们也奉上一份，希望能被皇帝看到。这时，山西巡抚吴甡亦上疏皇帝，为袁继咸辩诬。袁继咸更将张孙振请他办事并贿赂他的材料呈给皇帝，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于是，次年一月，“诏逮孙振，坐谪戍，继咸得复官”。
山西学子因这次勇敢而成功的行动，在士林博得一片喝彩之声，傅山亦“以此名闻天下”。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如今已到而立之年，但他对所谓功名似乎并不太在意，虽说在三立书院期间也曾于崇祯九年（1636）、十二年（1639）、十五年（1642）参加过三次乡试，却都铩羽而归，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的主要精力并没放在举业上，八股制艺这种死板、教条的写作方式，对他这种个性突出，思想活跃的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痛苦。他以举业不足习，而对经世致用之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书，或如上面所言，致力于金石考据，以及各种与科举无关的学问。这至少表明，他对科举考试与经世致用严重脱节是早有认识的，他甚至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时局的失望，以及对王朝崩溃的担忧，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对大明王朝的感情。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经山西进军北京，至三月十九日，北京失守，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五月初，清军借讨伐李自成的名义，出山海关，攻占北京。十月，太原陷落。不久，北方诸省均被清军所控制。而此前之八月，傅山已出家做了道士，脱下儒生装束，披上了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其中便暗含了着朱家之衣，不肯降清之志。而道士的身份也为他逃避清朝强制薙发提供了理由，并借此掩饰他的反清活动。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铁脊铜肝杖不糜，山东留得好男儿。
橐装倡散天祯俸，鼓角高鸣日月悲。
咳唾千夫倈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
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
实际上，当甲申国变之际，傅山写了数十首诗，以此来表达他对故国深沉的哀思。其中《龙门山迳中》就写到他做道士后的矛盾心情：
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
入山直是浅，孤迳独能盘。
却忆神仙术，如无君父关。
留侯自黄老，始终未忘韩。
傅山不是没考虑过“死国”或所谓“主辱臣死”的问题，尽管他并非明朝皇帝的臣子，但“君亡与亡”却是当时一般士人都认可的道德律令。所以他说，“三十八岁尽可死”，甲申年他虚岁三十八岁，尽可以随着崇祯皇帝而选择死；但“棲棲不死复何言”——又如何解释呢？他用了徐庶和庾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处境，“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一方面是亲子之孝，对年迈的母亲负有责任，一方面是故国之思，不能释怀。这应该是傅山不死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许多士大夫的选择。他在许多诗中都提到了母亲，如：“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依膝有老母，远心无故乡”、“飞灰不奉先朝主，拜节因于老母迟”；“自叹于老母，负米未伸由”；以表达忠孝难以两全的内心冲突。《清史稿》也曾记述：“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
然而，傅山却未能远离清初政治的旋涡。清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河南宋谦谋叛案事发，将傅山牵连其中。六月，他被捕入太原府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弟弟傅止、儿子傅眉，以及几位“同党”。因他以“红衣道人”闻名，故此案又称“红衣道人案”。事情的起因是南明总兵宋谦在晋中、晋南、晋东南，及冀南和豫北边界组织武装起义，不幸事败被捕。审讯中，宋谦供称：“傅青主，太原人，生员（秀才），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红衣道人，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于是，傅山亦作为“叛逆钦犯”入狱受审。面对着审讯他的人，傅山咬定未与姓宋的见过面，最后一次他带了书信和礼物来，要请傅山给友人治病，因怀疑他的动机，“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着走了，就算是把他得罪了。当时，布政司的魏经历（魏一鳌）正来求药方，可以作证。
有人善意地猜测，傅山的这番话是“假口供”，编了骗官府的。或许当时审他的人也这样想，因此，关押期间，傅山受尽了折磨，目的就为了让他认罪。但他抗词不屈，绝食九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把他放在一群人里，姓宋的能认出他来，他情愿认罪。由于宋谦已经被杀，死无对证，而最关键的，又有魏一鳌出面证实了他的供词，他的门人、朋友有在清政府中为官的，也多方营救，终于使他在被关一年之后无罪释放。朋友们都庆幸他的大难不死，然而，傅山却“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这种愧疚之情：
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
便见从今日，知能度几秋。
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
冉冉真将老，残编靦再抽。
诗中责备自己未能死在狱中，而苟活于世间，再无颜面对神州大地。另有一层意思他在诗里没说，即与他同案的萧峰、朱振宇、张錡三人的悲惨结局，一直折磨着他，使他在心理上有一种愧疚感。萧峰被处绞刑，朱、张二人杖刑后流放三千里外，生还的傅山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很清楚，是声望和人脉保全了他的性命，但“同党”之死毕竟让活下来的人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他不仅无颜面对神州大地，更无颜面对新朋旧友。他会觉得，这与“附逆”于新朝去做官，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性命的保全，反而在心理上构成了对他的羞辱，这是他难以接受的。我们从他对赵孟頫的态度转变中，多少也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失望。
（图注：傅山《芦荡秋蟹图》）
赵孟頫，字子昂，号雪松道人，本为赵宋宗室，却在宋亡后侍奉元朝，官翰林学士承旨，成为“贰臣”。书法集晋、唐之大成，尤工行、楷。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曾提到，年轻时，他是醉心于赵孟頫书法的，“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但年长后，特别是在清军入关，朱明覆亡之后，他深切意识到赵孟頫的道德问题，“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再看赵的书法，就不那么单纯地以书法论书法了，“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他甚至对董其昌称赞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一说三百年）大为不满，说贫道“乃今大不解”。但他也承认，赵孟頫“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他于是提醒儿孙注意，“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
用政治标准来谈论书法艺术，或为今人所不齿。但作为明遗民的傅山，这种选择却包含着他对故国的情思，以及一个古代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样看来，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比之于傅山，我以为，或应该汗颜。很显然，傅山在其晚年贬斥仕元的赵孟頫，而赞颂“忠君爱国”的颜真卿，不仅是艺术审美风格的重新选择，还是对民族意识和明遗民身份的可以强调和表达。他对儿孙的提醒，又何尝不是对自身的警醒和鞭策呢？
事实上，傅山晚年对匡复明室已不抱任何希望，而大多数汉族知识精英对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但在“气节”这个原则问题上，傅山仍然十分警惕，恰如顾炎武在为戴廷栻撰写的傅山小传所题跋语中所说：“行藏两途是人一生大节目，古圣前贤皆于此间着意，一失其身，百事瓦裂，戒之戒之。”
清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诏举鸿博，即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是傅山一生经历的最后一个大节目。据说，各地举荐的学者多达一百八十余位，包括朱彝尊、阎若璩、李因笃、王弘撰、潘耒、曹溶、陈僖、李顒等。其中李顒以绝食五天迫使地方官员知难而退，同意他不参加这次考试；曹溶则以丁忧为由，未赴北京。在各地官员的不懈努力下，有大约一百五十位被荐学者来到北京。傅山是由京官李宗孔举荐的，最初他一再“固辞”，以生病为理由拒绝赴京。他有一首诗《病极待死》，就作于此时：
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
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
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
世世生膝下，今生之二亲。
莫谓恩爱假，父母爱我真。
佛谓恩难报，不必问诸人。
在这里，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尽管地方政府并不放过他，阳曲县知县戴梦熊是他的朋友，亲备驴车，极力劝行。不得已，为了不让朋友为难，他同意在傅眉和两个孙子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但他打定主意，绝不参加考试，这是他的底线。因为对他来说，参加考试就等于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种向新朝廷妥协的行为，作为明遗民，除了拒绝，他别无选择。
所以，他们一行“至京师二十里（一说三十里），誓死不入”，停宿在崇文门外一个荒寺（园教寺）中。这一次，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倘若朝廷执意要他参加考试，他准备以死殉节。这时，他的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有传说，傅山一直未领此衔。大学士冯溥（益都）要求他向皇帝谢恩，并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傅山此时已绝食七天，不能动，冯溥“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第二天，傅山一行便离开北京，踏上了归乡的行程。“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傅山）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后世或妄以刘因（理学家，由金入元，祖上为汉人，傅山认为，他虽为理学家，却弃‘华夷之辨“这个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于不顾）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
五年后，傅山在儿子傅眉病逝四个月后也匆匆告别了人世。享年79岁。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最喜欢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清史稿》称：“此言非止言书也。”的确，这也是傅山人格的写照。
（图注：傅山书画作品)
作者：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