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张贤亮,文学史里的坏小子

张贤亮去世的消息飘来,我在朋友圈转发,只说了六个字:心情有些复杂。

很快朋友圈就被刷屏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每当一个负载着我们这代人共同的隐秘记忆的人物辞别,许多人内心深处的郁积会突然迸发,流淌为悼念的河灯与怀念的碎金。

一条颇有代表性的微信是这样的:

“张贤亮是我在大学时期关注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 对于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我,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黑炮事件》等作品不折不扣地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从社会、历史到精神与肉体对于人的意义。谢谢你,张贤亮,一路走好!”

作者一看就是一位姐姐。我的意思是,由于年龄与性别的差异,即使是同代人,从张贤亮作品里读出的讯息也差之甚远。这与时代的复杂有关,也与张贤亮本人的复杂有关。

象征张贤亮“归来”的作品是1980年发表的《灵与肉》,据此改编的电影《牧马人》由谢晋导演,1982年上映,捧红了朱时茂与丛珊。我读到这篇小说应该也是在1982年,《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小说——很可能是因为《牧马人》巨大的社会反响,否则,一篇发表在地方文学刊物《朔方》上的小说,很难有这样高规格的待遇。那一年我念小学四年级。

《灵与肉》并不特别。一个饱经苦难的知识分子遭遇善良穷苦的姑娘与人民,这种遭遇不仅让他熬过了苦难岁月,还促使他拒绝了海外归来的资本家父亲提供的出国机会。“苦难—升华”与“人民—祖国”的双重主题,在伤痕文学里在在皆是。《灵与肉》只是被电影这个扩音器放大,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如果将《牧马人》与另一部催泪伤痕片《庐山恋》对照,会发现二者的书写途径极为相似,包括对历史情境中的“海外—中国”想象。

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1983年的《绿化树》。对饥饿无微不至的描写让人动容,马缨花圣母般的无私奉献也引人遐想,另一个给人印象极深的地方,是主人公在濒于生存绝境之时,仍不忘研读、反刍《资本论》,从而与苦难的日常生活形成了隐形对抗,也给了主人公区别于马缨花身边那些普通民众的资本,让他可以安然享有马缨花特殊的供奉。洪子诚指出:“中国传统读书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以及凭借学识的‘资本’以求闻达的欲望和可能,使这些作品在深层意识与结构上,仍是古典戏曲、小说的‘落难公子’、‘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主题的现代沿袭。”

两年后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是同样主题的变奏。而且,由于《资本论》提供的玄思,与投身抢险带来的荣耀与自尊,让主人公超越了嫉妒与自卑,重新获得了性能力,也让他远离了那个象征肉体欲望的“性对象”黄香久。灵最终战胜了肉。

很多人说那时是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作黄色小说来读,并非虚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绿化树》主题一致,但是后者惹人同情,前者则遭到不少人的反感——我至少忘不了一对隔壁楼的青年夫妇,平时一直嘉许我好学读书多,听说我已经读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那种怪异的眼神。我听到他们在嘀咕:怎么能让小孩看那样的小说?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共和国文学中第一篇大面积进行性爱描写的公开发表的作品。无数人(包括我)第一次从这篇小说中得到性的启蒙,尽管这种“启蒙”杂乱而怪异,但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它仍是第一次目睹肉欲在白纸黑字间释放。这让张贤亮与其他“伤痕文学”作者在识别度方便高下立判,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性浪潮”的滥觞。

站在三十年后回望,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张贤亮小说中的通俗因子。在爱国、精神升华、对民族命运深入思考的背后,确实隐伏着通俗文学的许多必备元素,比如对物质财富的展示,对食、色等肉体欲望的放肆渲染,悲欢离合大团圆的结局,还有对苦难的炫耀式书写……这一切都大大满足了八十年代眼界未开的读者猎奇的趣味。我们无法判断张贤亮是否有意为之,但他的小说引发争议,又一纸风行,与这些通俗元素密不可分。

大多数读者被张贤亮的性描写震骇得头晕目眩,却很少人意识到,张贤亮小说中的道德观相当保守。主人公对马缨花与黄香久的评价迥乎不同,因为马缨花对主人公的爱欲基于精神崇拜,而黄香久在发现主人公性无能后,免不了做出偷情的勾当。而主人公与马缨花分离是因为环境的变动,离开黄香久却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除了觉得她偷情不洁,精神无法交流,也隐含着对“肉胜于灵”的恐惧。这种意识,其实跟写《莺莺传》的元稹也相去不远。

正由于此,八十年代后期“寻根”、“先锋”的浪潮一起,张贤亮很快就被挤到浪尖之外了。他后来的作品,《小说中国》、《习惯死亡》、《一亿六》,一部比一部影响小。张贤亮是个聪明人,依恃八十年代积累下的文学资本,他转身下海,成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董事长。

不过,张贤亮关于“灵与肉”的争论一直在作品中延续。在他唯一一部描写当下的、也是他最后一部的小说《一亿六》(2009)中,出现了一个“小老头”的形象,可以视为张贤亮的自况。此人对政治、历史、文学,均博雅多识,偏偏又很“敬重风尘中人”,挑了一个比较清纯的妓女来陪侍,又坚持不发生性关系,只是两人裸体嬉闹。他的理由是:“我跟你耍,精神上得到快乐就行了。你又这么美,你想想,我这样一个丑陋的糟老头子趴在你身上‘哼哧哼哧’地搞你,像啥子样子?可笑不可笑?自己想想都觉得降低了品格,把美好的东西都破坏了,更破坏了我的心情!”他一边享受着妓女带来的精神美好,一边感慨“神州大地,男无君子,女无淑女!小姐不像小姐,良家妇女不像良家妇女!”分裂吗?不见得,这是那一代中的聪明人张贤亮对变化中的社会、精神与肉体的思考与回应。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主人公被认为以张贤亮为蓝本。王安忆这样分析“叔叔”的精神世界:

“当叔叔遭到生活变故的时候,他的信仰、理想、世界观都已完成……所以,叔叔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世界观的,而我们没有。因为叔叔有这一切,所以当这一切粉碎的同时,必定会再产生一系列新的品种,就像物质不灭的定律,就像去年的花草凋谢了,腐朽了,却作了来年花草繁荣的养料……因为叔叔有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垫底,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便也面临着接受还是拒绝这两种选择。他要为这选择找到理论与实际的依据,他还必须在他感情和理智的具有分歧的倾向下进行这选择,选择的对与否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伤他的脑筋,动摇他的固有观念。这种选择往往是包含着抛弃这一桩苦事。他还难免会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唯恐选择的这一样东西其实并不对他合适,而旧有的已经失不再来了。是保守还是进取,将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题目。”《一亿六》里,小老头为自己古怪的嫖娼辩护,论证自己支持妓女陆姐从事黄、赌事业的理由,引经据典,从毛泽东说到邓小平,说到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可以看作这种“苦苦思索”的成果。

张贤亮作为商人、浪子或许很成功,但他身份底色的作家张贤亮,却相当纠结复杂,这与他表面的风流倜傥处处留情,从宫雪花到“20个情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蒙的小说《青狐》也写到张贤亮,却只强调了他的“补偿”心理:因为从前吃过太多苦,40岁还是处男,所以几乎是以一种把吃了的亏补回来的心态在追求异性。在王安忆笔下,这种场景被形容成“叔叔来抢我们的女孩了”,然而“这种掠夺的故事演出多了,却使我们感觉到,叔叔这样做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女孩们身上,倒是在我们这些青年身上,他似乎是在同我们作一种较量”,这较量是什么呢?“叔叔终于获得了新生,可是他却发现时间不多了,他心里起了恐慌,觉得时间已不足以使他从头开始他的人生,时间已不足以容他再塑造一个自己,他只得加快步伐,一日等于二十年!”这种不甘心不服老的冲动,让张贤亮无论在文坛,还是在情场,在商场,都成了一种特立的存在,谈不上德高望重,德艺双馨,却活力惊人,风流不羁。

他是文学史上的坏小子。这种坏小子是有谱系的,上承郁达夫,下接王朔。

《沉沦》里被女性屡次拒绝,最后高喊着“祖国,你快强大起来罢”蹈海的留日学生,《动物凶猛》里整天打架拍婆子,却梦想着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成为英雄的马小军们,都是这种文学史坏小子的典型。他们将最宏大的与最私密的,最精神的与最肉体的,用欲望与青春的针线缝在一起,成就了大时代的另类传奇。人人都爱坏小子,因为他们冲击你最底层的隐秘心思,为你乏味而苦闷的精神世界打开一扇新窗。坏小子通常不为体制所喜所容,但他们总能收到意味复杂的赞美与怀念。不管你从他们那里读到了什么,你都没有读错,因为坏小子,只是逼使你直面自己的青春与欲望的点火器。

白日焰火绽放,他们哈哈大笑,剩下的事,他们可不管。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先生因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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