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从武大学生到基督徒——经济学家夏道平的心路历程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3 月 31 日

对大陆读者来说，夏道平或许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然而，在1950年代的台湾，夏道平则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自由中国》的编辑，夏道平的自由主义理念，通过《自由中国》半月刊，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1995年12月23日下午七时，夏道平在台湾病逝，享年88岁。消息传出，台湾各界朋友纷纷撰文、撰联追思、悼念夏道平先生。其中有两则挽联给人印象深刻。

其一是《自由中国》的撰稿人之一胡学古（又名虚一）敬挽夏道平的，曰：

奥国学派，经济理论学者；自由中国，民主政治先驱。

——胡学古《一种典型的夙者：悼念夏道平先生》

另一则是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教授柴松林献给夏道平的，曰：

人间岁月非关寿，夫子春秋在典型

——柴松林《高山可仰徒此揖清芬》

这两则挽联颇能代表夏道平的人生。夏道平大半辈子的时间致力于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研究与宣传上，人虽走了，但典型在。

前段时间，夏道平的孙子夏明，参与编辑并出版了《夏道平文选》。此书的出版，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被遗忘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能。夏道平的思想人生，不论是他的师承、政论，还是他的基督徒身份，都值得当下的我们深思，从他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线脉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自由主义者走向基督徒的精神之旅。

一、与武汉大学

夏道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大冶一个商人家庭，七岁起受了八年私塾教育。后来考进新制中学。他与武汉大学颇有缘分，1929年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两年后直接升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193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法学院助教。

抗战时期夏道平曾短暂做过文职军官，还曾任职于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1949年赴台后参与创办《自由中国》，并任该刊主笔，宣传自由、民主。《自由中国》停刊后一直在台湾高校教书，致力于自由经济的研究工作。在人生观上倾向于“理知的自由主义思路”。

晚年，夏道平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曾说：“毕业于武汉大学，决定了我后来大半生的命运。”（注1）

他曾非常感念一位恩师和一位益友。这位恩师是其家塾先生杜星符。

杜星符不仅教其作文，给他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虽未受过新制教育，他却知道科学新知的重要，经常劝我父辈要让我们去考新制学校，以适应时代潮流”。（同上）

后来，夏道平能够进新制中学，他确信是杜老师之前对父亲的劝告起了作用。进了新制中学这一关，才得已进入武汉大学。这也是夏道平最感念杜星符的地方。

他所感念的益友詹绍启，也是在武汉大学认识的。

那时，夏道平刚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詹绍启则是其刚入校的“小同乡”。虽然他们在武大的四年间过往并不甚密，但后来在台湾，这位武大的小同乡曾寄给他一本刊有预告米塞斯（L.vonMises）的新著TheAnti-CapitalisticMentality的内容摘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夏道平理清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重要作用。

而且，在武汉大学所受的教育奠定了其一生的自由经济思想。

当时，武汉大学的创办人王世杰、周鲠生、李四光等人都有留英的背景，他们多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高材生。可能由于这一因素，他们聘请了不少有留英背景的尤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任教于武大。

这里，很有必要梳理一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民国知识分子的关系。民国知识分子中，那些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像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等人都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拉斯基的影响，成为介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而在这一群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群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如任凯南、周德伟、蒋硕杰等人。虽然在政治上他们与罗隆基、储安平都主张民主政治，但在经济主张上，则截然不同，任凯南他们在经济上主张严格遵循市场经济原理来发展经济，他们是典型的亚当·斯密的精神传人。

这些理念的不同，与他们的师承有关。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政治系与社会学系的教授，多是费边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理念上的代表就是拉斯基；而在这所学校里，经济系的教授，则多数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市场的力量，反对对经济的任何人为干扰，其代表人物有：埃德温·坎南、罗宾斯、哈耶克，他们一直致力于对拉斯基思想的批判，弘扬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与经济学系教授的思想分野，其实也构成了英国工党与保守党的迥然不同。英国工党的理论家当时是拉斯基，而后来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的经济理念则来自于哈耶克。

夏道平所就读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就有两位有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背景的老师：任凯南、杨端六。

二、接通古典自由主义一脉

在夏道平读书的1930年代，计划经济的思潮正随着苏俄五年计划的成功而弥漫于世界，与此同时，经济干预的理念也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风靡一时。然而，夏道平的经济学理念，则走向了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之路。

夏道平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

他在大学最初学经济学时曾“被误导到非经济学的歧途”，据他在《自由经济的思路》自序中回忆说：

——“在我们经济学系一年级教经济学的那位先生，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他所教的，是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还在三年级教一门经济政策，那是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来德国的那套玩意儿。所以我在起步念经济学的时候，就被误导到“非”经济学的歧途。”（同上）

不过很快，在老师任凯南的帮助下，夏道平走出了误区，对此，他回忆说：

——“所幸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由于接触面的扩展，我没有深深地走进那个歧途。这是得力于好几位从伦敦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其中特别是任凯南老师。”（同上）

夏道平曾提到那时任凯南对一位留美硕士关于美国的制度学派的演讲的点评：“制度学派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后代。”夏道平说：

——“我当时不懂其中的含义。到后来念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从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的争辩中，我才领悟到任老师那句话透露了他自己的经济思路。（同上）

作为埃德温·坎南的学生，任凯南的经济思路是偏向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的，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学生夏道平对哈耶克的经济学主张的接受。

在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工作时，夏道平认识了雷震，到台湾后，他成为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的编辑。在《自由中国》工作时期，他与殷海光、张佛泉等对自由经济的研究都很有热情。而且，这时，在武大认识的小同乡詹绍启寄来的杂志给了他很多启示。他后来回忆说：

——“如果那时我没有读到米塞斯新著的那篇文章，我很可能跟随海光或佛泉走上非理知的自由主义的思路而不会再有回头去钻研米塞斯、海耶克的机会和兴趣了。”（同上）

在之后的教书生涯中，夏道平还陆续翻译了米塞斯的很多书。

人生中遇合的人给他的激励和启导，终让他坚定了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接通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脉。

许多年来，在对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如谢泳、许纪霖等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其指向的研究对象，如储安平、金岳霖等人，很多时候都是拉斯基似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而通过夏道平的师承，从任凯南、杨端六，到周德伟、蒋硕杰，再到夏道平，我们似乎可以追寻到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脉络。随着1950年代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翻译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这些思想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而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则大多囿于社会的封闭与思想资源的匮乏，未能走向古典自由主义之路。

三、反对政府干预：开启《自由中国》对台湾当局的第一炮

1949年，夏道平选择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在雷震的介绍下成为《自由中国》的编辑。这也开启了夏道平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风雨人生。此时的夏道平，已经从经济上认识到了政府人为干预经济运行的各种弊端，他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批判在当时影响甚大，这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1951年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事件。

1951年，夏道平发现台湾的公职人员竟然冒充普通民众向社会公众兜售金银外汇，如果有群众上当受骗，这些公职人员就公开自己的身份，然后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将这些群众押进监狱，而这些公职人员，也因为办案有功，得到巨额的现金奖励，说白了，这是典型的“钓鱼式执法”。

发现这种情况后，夏道平写成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发表在《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上。这篇文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二是政府有预谋的诱民入罪的罪行。

对夏道平的这篇文章，胡适非常欣赏。在给雷震的信中曾说：

——“《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注2）

然而，这篇评论触到了政府中既得利益者的痛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其中，台湾保安司令部部长彭孟缉，为此大发雷霆，还扬言要“与雷震算账，决不放松，法律解决也可以。”

为息事宁人，《自由中国》在接下一来的一期中刊登了陶希圣执笔的赔罪文章《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

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自由中国》的赔罪文章之后，非常生气，认为是极大的耻辱，为此向雷震请辞《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在给雷震的信中，胡适写道：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此后，由于各方斡旋，夏道平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各种反响，逐渐平息下来，但由此也开启了《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执政当局的种种矛盾。

此后，夏道平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更多捍卫自由经济的文章，他还曾将米塞斯的《反资本主义的心境》翻译出来，在《自由中国》上连载，正是有了夏道平等人的努力，才使得《自由中国》同仁在反对计划经济、支持自由经济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1954年，《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在《我们五年来工作的重点》一文中说到：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唯有采用自由企业的方法，才能达到民主自由之路。……任何社会主义，如果他是要把所有的生产工具一齐收归国家，那种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制度之别名。”

——“我们认为要发展经济事业，必须赖有“自由竞争”的冲击乃可有成。在经济生活方面，我们万万不可忽视人类的‘利己欲’。公营事业往往不能与私营企业竞争者，就是这种利己欲在作怪。……这是天生的缺点，谁也无法克服。”（注3）

《自由中国》杂志上的这些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夏道平的观点。

四、走向信仰之路

回首来时路，夏道平颇感念在其人生中所遇合的那些使他走上“理知的自由主义之路”的人。与此同时，到了晚年，他也走上了信仰基督的道路。

许多知识分子一旦走向古典自由主义之路，其思想深处，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基督教的认知，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他们要么从全盘反传统走向与传统和解，例如晚年傅斯年、周德伟、殷海光，并进而从儒家、道家中找寻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来为其奠基；要么走向信仰之路，走向基督徒之路，如夏道平、杨小凯等人。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思想史话题。

夏道平在走向信仰之路之后，曾写了一篇《自由主义与宗教》的文章，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转向。

在他看来，知识与信仰“并不必然抵触”。他提到对他影响较大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不只是经济学家，还是自由主义的人生哲学大师。自由主义者对宗教是中立的，而非对立的。

而且，他认为，宗教可以补强道德。当时，台湾解严，旧体制瓦解、新体制尚未建立，“世风日下”，夏道平说：

——“在此“世风日下”中，知识分子无不感叹‘道德沦亡’；但很少人注意到宗教。事实上，宗教与道德的关系，是一种补强的关系；宗教补强道德。”（注4）

台湾的解严，其实意味着夏道平所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实现，意味着台湾民主宪政体制的初步建立。然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并没有让夏道平感到兴奋，恰恰相反，夏道平所感受到的却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的社会情形，这可能让夏道平意识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一旦没有伦理道德的价值支撑，就会成为随风飘散的浮萍，难以在社会上生根发芽。鉴于基督教对于道德的补强作用，夏道平最终选择了信仰之路。

夏道平的选择，不禁让人想起了几十年之前的傅斯年。那时候，处于生命晚期的傅斯年感受到了心灵的空虚，他似乎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为自由主义奠定道德基础，他希望将自由主义奠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上，尤其是孟子一书上。于是作为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要求大学新生背诵《孟子》一书。傅斯年晚年的这一行为，与夏道平晚年走向信仰之路一样，都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