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四卷一号始，至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六卷六号止，《新青年》杂志共有三卷十八期是由编辑部同人轮值编辑的。作为民国史上由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强强联合的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仅仅限于这三卷共十八期刊物。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在这三卷共十八期杂志中，到底有哪些人轮值编辑过《新青年》杂志？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历史问题面前，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都交出了以讹传讹的错谬答案。
查勘周作人日记，他在1917年8月9日项下写道：“晴，上午往大学收七月上半月俸，……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十一时去，夜颇热。”
这是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人一起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钱玄同，第一次为《新青年》约稿事登门拜访寄住在绍兴县馆（又称绍兴会馆）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时任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即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
9月1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以前论交钱君转送《新青年》。”
这里所说的“前论”，是周作人从《北美评论》第717期抄录翻译的学术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原作者是英国学者W.B.Trites。这篇采用浅显文言文进行翻译的学术论文，三个月后刊登在陈独秀轮值编辑的《新青年》4卷1号中，是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写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表示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联合推动之下，由陈独秀一个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四卷一号开始转型“复活”为由六名北大同事轮值编辑的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并且直接启动了一场遍及全国的以提倡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出版史和中国文化史谱写了一页辉煌篇章。
1918年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收《新青年》四卷一号八本，以赠霞卿，……午至教育部同大哥及齐、陈二君至和记午餐。”
同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夜韩寿谦来。”
鲁迅笔下的“季巿”，又写作季茀、季黻、季芾，是时任江西省教育厅长许寿裳的字。鲁迅之所以如此慷慨又如此郑重地拿《新青年》送人，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准备到这份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中大显身手。
与周氏兄弟的相关记录相印证，钱玄同在1918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Jan.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喜。”
在此之前的1918年1月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新青年》杂志由主要同人轮值编辑的历史事实：“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编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与独秀谈，移时叔雅来，即在独秀处晚餐。”
在由钱玄同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二号中，周作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作品《古诗今译》。按照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提供的说法，所谓“古诗”就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
（《鲁迅日记》）
《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刘半农的名字，是1918年2月10日：“晴，星期休息。……晚刘半农来。”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半农来，11时去。交予……小说一首，题目《童子之奇迹》，入《新青年》中。夜多爆竹，睡不甚安。”这篇翻译小说随后以《童子林的奇迹》为标题，刊登在刘半农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中。
1918年2月10日是旧历丁巳年除夕，在随后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中，刊登有四首以《除夕》为标题的白话新诗，作者依次是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他们分别是该杂志第四卷第五号、第六号、第一号、第三号的轮值编辑。刘半农在《除夕》诗中叙述了除夕之夜与周氏兄弟的对话：“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浦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在为这首诗所写注解中，刘半农介绍说：“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浦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同样是在1918年2月10日，胡适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介绍说：“今天起得很早，天未亮便醒了。点起灯看了一会儿的书，天亮明了，便穿衣服起床。那时还不过七点钟，厨子（名阎海）已出去了。因为昨夜我叫他今天午饭办几样菜，为同居的高先生送行，……吃过饭便有客来，……客去之后，我也叫车出门，先到大学法科去寻一位朋友，谈了一刻钟，又到大学文科去办了一点事。五点半钟到一位陶孟和先生家去吃夜饭。陶先生也是大学的教授，是在英国毕业的，学问极好。”
这里提到的陶孟和，是《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的轮值编辑。行文至此，《新青年》第四卷的六位轮值编辑已经全部出场。“同居的高先生”，就是与胡适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四号的安徽同乡高一涵。当时的高一涵与他的好朋友李大钊一样，既不是《新青年》轮值编辑，也还没有到北大任职。住在北大法科也就北河沿预科宿舍的“朋友”即刘复字半农。刘半农在他自己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中，刊登有一份《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其中第十一项写道：“稿件寄交‘北京东安门内，北京大学法科刘复收’；封面应写明‘某省某县歌谣’以便分类保存，且免与私人函件相混。”
胡适“谈了一刻钟”的主要内容，显然与刘半农正在组稿的《新青年》四卷三号直接相关。几天后，胡适应刘半农邀约以《除夕》为标题创作一首白话诗：“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若问谈的什么事，/这个更不容易记。/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这本戏和那本戏。”
由此看来，在阴历除夕即公元1918年2月10日这一天，《新青年》轮值编辑刘半农，不仅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以及并不是轮值编辑的鲁迅、周作人等人，基本上确定了四卷三号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初步构思策划了由胡适轮值编辑的四卷六号即“易卜生号”的大致内容。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在首页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这是“编辑部”名称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之中，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型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与此相印证，胡适在1918年3月17日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表白说：“昨天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一篇一万字的文章。这文是不卖钱的。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不能不做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三点钟方才做好。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也是情愿的。”
同样是在四卷三号中，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标题刊登了王敬轩与刘半农一唱一和的双簧书信。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在读者来信中以极其肉麻的赞美腔调公开点出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随之而来的便是被《新青年》同人引蛇出洞的前辈文人林纾，联合他的亲信弟子张厚载发起组织的以牙还牙的反攻倒算。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书评家。出版专著《谁谋杀了宋教仁》、《历史背后》、《民国底色》、《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红粉民国》等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