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热岛效应、空气污染、公共资源人均占有率少，使得大城市失去了比较竞争优势，这无疑导致了城市格局的“二次洗牌”，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不再明显，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疏散、产业外移，中心城市将逐渐落入“空心化”的尴尬境地。
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向往去郊区居住生活，其中不乏到郊区投资度假酒店的城市金领，也有不少希望过上工作日在城中上班、周末在田园休闲的城市白领，更有盘算着经营现代农场、开发无名海岛的超富裕阶层。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庞大的“蚁族”，由于无法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被消极地挤压到了边缘郊区和小城镇。
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动因如何，现代大城市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中国式逃离”的版本。“逃离北上广”是一种社会生态，但同时，更是一种经济现象，因此有人称它为“逆城市化”。
交通拥堵、热岛效应、空气污染、公共资源人均占有率少，使得大城市失去了比较竞争优势，这无疑导致了城市格局的“二次洗牌”，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不再明显，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疏散、产业外移，中心城市将逐渐落入“空心化”的尴尬境地。
而得益于城市外围较低的人口密度和充足的用地，以及普及化的私家车等交通工具，清新的空气、巨大的公园，把更多人吸引去了城郊。但同时，对郊区来讲，社会问题可能也会骤然凸显，美国洛杉矶那种低密度的绵延郊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摊大饼式的蔓延扩张极易造成土地浪费，开发不完善、成为睡城等不良后遗症很多。
但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糟糕。逃离大城市也罢，扎根小城镇也好，用脚投票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最佳诠释，也是资源配置优化的极好解读。
从某些角度分析，“逃离城市”并不意味着城市化水平的下降，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偏好变化、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生产地理格局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市发展的区域再分配。我的理解是，城市发展到了一定极限，离心疏散必然会超过集聚效应，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结构势在必行，“逆城市化”的过程走得好，反而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无论人口和产业怎么转移，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政治、文化中心等核心功能是无法撼动的，因此中心城市的“复兴”就是要抓住这个特点，突出核心引领作用，脱胎换骨，再上一个台阶。
比如德国鲁尔工业区复兴、巴黎左岸计划等国外成功范例就是很好的佐证。对那些人口转移和产业外迁的城市衰落区进行拆迁、改造和建设，对建筑物进行改造升级，增加开放度，减少消极的灰色空间。
这方面不少城市也在做，也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建设的过程中常常是无序地大拆大建，效果不是很好。这一点国外就做得比较好，他们将各种生态环境、空间环境、文化环境、游憩环境等保持一定的延续，用现在时髦的话讲是“有机更新”，以全新的城市功能替换功能性衰败的物质空间。
空间是基础，产业是灵魂。对于流失了一定资源的大城市来说，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还是要靠产业的重新布局和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认为首先是要延伸产业链，升级产业体系。比如对于城市中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鼓励向上下游产业拓展融合，引导产业链高端延伸。
还有，可以提高产业融合度，扩大产业集群，比如强化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发展，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融合，促进都市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同步提升，这样就能实现产业结构的演进和高级化。
最后就是产业的做大做强，拓展产业辐射面。中心城市需要建立一批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通过产业的平台化、专业化发展，实现产业联动。比如宁波现在就紧紧抓住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机遇，加快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项目建设，强化电子商务等优势产业的对接与引导，大大拓展了产业的发展空间。
上面讲的都是城市硬件的更新，当然软件也要提升。比如要更加注重城市的品质品位，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强化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切实解决好教育、卫生、就业等实际问题，不断增强市民的稳定感和幸福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真正是宜居宜业的。
当然另一方面，对于产业和人口迁入地的郊区和城镇，中心城市也要合理看待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巧妙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必须要认识到，通过郊区和城镇来承接部分城市功能，可以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带动效应也更加强大。
比如以宁波为例，“一核两翼多节点”的网络型都市区新格局中，慈城、泗门、西店、石浦、集士港、溪口及观海卫等7个卫星城市是重要节点，“十二五”期间还安排了不少城市功能区和重大项目布局在这些卫星城，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既减轻了中心城市由于资源有限导致的承载力不足，同时也完善了城郊功能配套，加快了卫星城由传统意义上的“镇”向现代意义上的“城”转变。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短期内看“中国式逃离”给城市带来的阵痛和挑战确实不小，但是从长远看城市发展将更趋完善，与周边郊区城镇也将更为互补融合、相得益彰。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吴胜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