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岛刚:从“饮会”看日本社会的礼仪与规矩

【导读:清末黄遵宪用素朴的文化人类学为日本文化或日本民族追根溯源,得出了日本跟中国“同种”的结论,但周作人向来不信这同种同文之说。世上可以有愤青,可以有哈日族,也应该有第三种人,取研究态度的独立派。《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正是取这样的研究态度,邀请长期生活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人、媒体人,以更宽的视野、更深的思考来讲述现在的中日。长期学习、工作在中国的野岛刚先生从“饮会”这个日常交往,道出了中日之不同。】

在日本,“饮会”(多指公司白领在下班后跟上司或同事一起喝酒聚餐的社交活动)是一项具有特别社会意义的行为。尤其对公司白领来说意义非凡,“饮会”上的表现关系到“出人头地”,这么说并不夸张吧。另外在与人相处时,如果不积极参加“饮会”,朋友自然就越来越少,这成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担忧。

然而,很不巧的是我并不擅长“饮会”。每当参加公司举办的“饮会”时,我就后悔自己生为一个日本人。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我想把自己所了解的日本“饮会”之特殊性介绍给各位中国读者。

我进入报社是在1992年。公司分配我去的第一个赴任地是九州佐贺县的佐贺支局。当时,佐贺支局除了支局长、次长以外还有6个年轻记者。地方支局的支局长或次长在下班后非常喜欢带着年轻记者去开“饮会”。偶尔几次还好,但基本上每周都得去一次,真没有比这更麻烦的差事了。

我绝不是一个偏执的人,但不太喜欢浪费时间。在“饮会”时谈论的话题大多是上司过去的“当年勇”或失败经历,所以过半年以后“饮会”上就多次听到同样的故事。慢慢地我就觉得太无聊,逐渐把这种心情写在了脸上。

有一次,次长这样对我表达他的不满:“你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在听我讲话,如果嫌无聊的话下次不用来参加‘饮会’也行啊。”

当时的我(或者说现在也一样)反抗精神很强,心里想“既然上司说了不来参加也行那就不用去啦”。后来在次长组织“饮会”时我是同事中唯一没出席的。

然而在日本企业里,这么不擅于处理同事关系的作法就意味着没法“出人头地”。我理解到这一点是在赴任佐贺的两年以后。

有个同事跟我同一年同时到佐贺赴任。他这人不错,性格开朗、很善于社交,挺受领导喜欢。但工作方面不那么优秀。客观来看,就写报道的能力来说我比他优秀两倍。虽然这是我的自说自话,但我确信这一点。

日本报社的晋升机制跟中国等海外报社有些不同。日本的报社发行量巨大,在全国各个地方都设有采访报道网。新记者进入报社后最初的赴任地基本上是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城市。在这里的最初两三年,新人一边进行有关采访的培训一边接受上司的考察,以判断他的能力、适应性、人际交往力等。综合考察各种因素来判断其能否顺利进入下一阶段。从基层采访点最初调动的目的地是札幌、仙台、横滨、名古屋、神户、广岛、福冈等地方中心城市。我当时在佐贺支局,所以第一道难关就是看能否顺利调去福冈。

有一天,人事部门贴出通知,宣布和我同时来佐贺的那名同事被调去福冈。返回支局后我看到的是,那名同事和次长在一起相谈甚欢的情景。这时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醒悟到,在日本社会里“饮会”有多么重要。结果,我调动去福冈时已比他晚了一年。至少这一年的时间是因为我在应对“饮会”方面处理失败,白白损失了。

从那以后我也多少有些变化,积极参加“饮会”。但也并不是对上司那些无聊又自负的话题都摆出一副津津有味的倾听状。​

如果我是普通上班族或许会这么想,没有必要为了出人头地而曲意逢迎。对于抱有这种想法的我来说,相比于跟上司去喝酒,和采访对象一起喝酒吃饭更有益处,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公司来说都有好处吧。所以我一直把“跟上司的交往”控制在最小限度。

这样做的结果或许也并未完全影响我的晋升和发展吧。只是,如果当初能更圆滑地处理“饮会”,或许可以更早些、更有利地构筑起社会地位吧。

顺便提一下,出席日本“饮会”的中国人经常议论的话题是“付账的方式很麻烦”。这一点我确实同情中国朋友。不少日本人也很头疼这个问题,总是疲于为付账方式操心。

日本的“饮会”和中国的宴席在主旨上有些差异。中国的宴席基本上是以“款待”对方为目的。所以在出席宴会的人当中,经济上比较优渥或者地位较高的人应该买单,主导饭局。

反过来说,在中国饭局上不出钱的人会被认为比较“小气”,在朋友圈里评价会降低。对于被请客的人来说,对方从钱包里掏出来的买单钱是什么性质都无所谓。是他个人的钱?还是组织的招待费?或者是从客户那里收取的贿赂款?这些都不太介意,重要的是对方请自己吃饭了这件事本身。

另一方面,在日本“饮会”该由谁付钱这一点比较模糊暧昧。因为“饮会”的目的基本上是“联络感情、加深友谊”之类。谁请谁的这种意识比较单薄,付账时基本都是AA制。

当然,根据年龄、收入水平和地位等状况,很多情况下在付账时会综合考虑。这时对外国人来说就很难办。比如,公司里一个上司带着三个部下去吃饭。结账时是2万日元,上司自己出1万日元,剩下1万日元由3名部下分担。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如果上司一个人全付了,其他人就会对他评价很好,认为这个人“比较大方”。如果上司说“咱们AA”,大概会被周围人说成“小气鬼”吧。但是,“饮会”上怎样买单不像在中国那样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重大要素。日本人会觉得,对方请客了就挺幸运,不请客的话就当运气差了点也无所谓。因为,基本上是以“联络感情”为目的,所以参加“饮会”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的部下里有不少中国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挺多,但他们基本上从不想付钱,这在他们的价值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只是个普通工薪族,也有家人,家庭开销也挺大的。比方说我带着五六个部下就算去吃便宜点的中华料理,也要花两三万日元。这些都让我一个人来付的话就比较痛苦,但我也碍于面子硬着头皮去付了。

可是,这时候中国人部下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连一句“多谢款待”都不说。我知道在中国社会,大家不太把向对方说“多谢款待”当成一项礼貌,所以我也没多想什么。可普通日本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在心里想“他们是多么没礼貌啊。下次还要再请他们吃饭吗?”

反过来,我在中国被别人请客吃饭后即使反复说“谢谢,多谢款待”,对方也不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人。不仅如此,还会觉得“这个人把我请他吃饭当做这么大的事儿?真是个失礼的家伙”,反倒会招致对方不愉快。

最后,我想再说一下“饮会”上点菜的方法。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菜都由宴会组织者来决定。点什么菜、怎么点也考验着这个人的能力和经验。

我在担任朝日新闻驻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支局长时,农历新年前必须得组织饭局请部下吃饭。每到这时我最紧张的就是点什么菜。因为我点的菜好不好吃,意味着我这个外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他们的社会,考验着我对他们的饮食文化的了解程度。因此反倒说,在中国被别人请客吃饭是件很轻松的事。什么也不用操心,等对方把所有菜都点好后轻松享用就行了。

相比之下,日本“饮会”上点菜形式就比较公平,给每个参加者都赋予平等的机会。如果因为年纪大就随便决定了所有的菜,那么之后其他参加者肯定会在背后议论“这个人太自作主张”了。话说回来,在日本“饮会”上所有出席者都是地位平等的,这里包含着一个想法,即这顿饭的前提是AA制,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点自己想吃的饭菜。

我曾经听说过,不少中国人在被邀请去参加日本人的“饮会”时,当被问到“想吃点什么”时感到非常困惑。在中国的价值观看来,很难想象被请客的一方去点菜。可是,日本人在请客时很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所以就产生了这种沟通上的问题。

中国出版了很多介绍日本的书籍,但几乎没有详细介绍有关“饮会”的日中差异的书籍吧。然而毫无疑问,是否理解日本“饮会”的礼仪与规矩关系到一个人能否融入日本社会。很多中国人并不是很了解日本的“饮会”文化,所以一直很不适应日本社会。作为日中相互了解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加深对日本“饮会”的研究。

作者:野岛刚,资深媒体人。1968年出生。入职朝日新闻社后,历任新加坡支局长、政治部记者、台北支局长等职,现任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新鲜日本》主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留学。对中国的媒体、微博、日中关系、两岸关系、台湾问题等非常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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