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厉害的武器当然不是牙，而是舌头。
苏亚雷斯的牙，哪比得上穆希卡（乌拉圭总统），塔瓦雷斯（乌拉圭主教练），以及马拉多纳的舌头。
苏牙就这样“被政治”，或者说，拉丁美洲就这样被“武装到苏牙”。苏亚雷斯上两次咬人事件仅仅局限于足球领域，而这一次，在世界杯这样的国家竞技舞台，其龅牙顿成獠牙，足球场难免成了意识形态政治道场。路易斯·苏亚雷斯的同胞，铁杆球迷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著名代表作名为《拉丁美洲：被切断的血管》，尽管明明是苏牙想放别人的血，但是在其遭到国际足联超乎想象的重罚之后，他俨然变身为受害者，一举成为拉丁美洲饱受西方欺凌的最新形象代表。这一戏剧化的逆转，再次说明西方世界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历史鸿沟有多深。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4年6月28日下午，巴西马拉卡纳球场，2014巴西世界杯1/8决赛哥伦比亚对阵乌拉圭，乌拉圭球迷戴着苏亚雷斯面具表达对他的支持）
仿佛不仅仅是基耶利尼肩膀上有一道伤痕，连苏亚雷斯也被一把拉下球衣，露出无辜的一道伤痕。那是无形的、隐形的一道伤痕，随便一道紫外线一照，就会显形，就会隐隐作疼，那是拉丁美洲阳光下的阴影。
这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案例，苏牙就这样被置于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之间。国际足联秘书长宣称苏牙应该去看医生，也就是说，他认为苏牙有心理或精神疾病。国际足联开出的罚单，有趣和争议之处在于禁止其参与足球活动四个月——是足球“活动”，也就是说不但不能参加比赛和集体训练，甚至似乎都不能去球场看球。国际足联视之为疯子，而又用对待麻风病人的办法去对待他，那就是隔离。这是一种含混的双重处罚，苏亚雷斯既被当做罪人，又被视为病人。
这是一个精彩之极的案例，通过足球模拟了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简明程式：主体通过对他者的隔离、规训、惩罚以获取权力秩序。当然，这也贯穿了整整一部西方殖民史。
但在苏牙事件处理中，国际足联恰恰又犯了一个有违西方文明准则——科学实证——的错误：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获取证据（至少没有基耶利尼的验伤报告）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苏牙在收到判决之后认罪，不等于国际足联的程序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文明的霸权”招致了强烈抗议。塔瓦雷斯怒斥国际足联“政治迫害”，指责批评苏牙的媒体“反正都是说英语的”。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干脆用西班牙语来回击：“La fifa es una manga de hijos de puta！”这是拉美面对西方霸权，最通俗的一句反抗口号——“婊子养的”或者“狗娘养的”。当然，为了文明，为了政治正确，不妨翻译为“女性性工作者养的”，或者“人类的不能吃的最好的朋友的母亲养的”。
（资料图：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图左））
我还是从米卢蒂诺维奇嘴里学到这句粗口，十几年前他有一次私下如此骂某位敢于挑战他的记者。而据说从前在墨西哥，球迷也这样骂过他——因为博拉和那句粗口刚好还押韵。一位南斯拉夫人，一个欧洲的浪子兼共产主义世界的叛逃者，就这样把一句西语粗口挂在嘴上闯天涯，它既充满了唾沫横飞的人味儿，又具有诗一般婉转漂亮的音节。
（资料图：米卢（图左）与郝海东昔日合影）
马拉多纳则连带骂贝利和贝肯鲍尔——他俩都拥护国际足联对苏牙的惩罚——并且再次把国际足联称作“黑手党”。然而老马太低估国际足联了，国际足联这种屌毛哪是黑手党那根葱能比拟的。FIFA如今就是一个二十一世纪新型的跨国资本主义行会，一个超级全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一个无法监控和驯服的膨胀的怪兽：它更像寡头专制和跨国公司的无敌合体。
马拉多纳总是将国际足联和美国搁到一起来骂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美国跟足球运动关系还有限——国际足联和美国，在这位卡斯特罗的铁杆粉丝眼里都是金钱帝国黑手，也都是世界警察，更重要的，都是趴在拉丁美洲身上的吸血鬼。
国际足联和美国这两大霸权，有时候容易激发拉丁美洲同仇敌忾的凝聚力，即便不是政治同盟，他们也容易建立某种“情感同盟”。在戈亚斯州一个偏僻的小镇，当我乘坐的大巴停靠在路边旅店旁，司机一看到电视上哥斯达黎加进了意大利一个球，竟然振臂狂呼；在科帕卡巴纳海滩，巴西人全都为哥斯达黎加淘汰希腊而欢呼；而在电视台，巴西乐队和墨西哥乐队一起做足球节目；巴西人为惊险击退智利而举国欢庆，可是要知道有些在巴西街头摆摊卖纪念品的小贩是智利人，假如巴西被智利淘汰，他们的生意会一落千丈。
毕竟这一次世界杯是拉美的主场，是抗击西方霸权的象征性战场。
这也是为什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区区一条玩笑式的推特，会引发墨西哥人的全国性抗议。荷航在推特上道了一声“Adios Amigos！”（再见朋友），并贴了一张飞机起飞的图片以及一张带有“离境”标志的图片，在带有“离境”标志的图片边上有一个墨西哥宽边帽和小胡子的标志。“离境”，很容易被当做殖民史和种族歧视的隐喻。
（资料图：荷兰皇家航空“玩笑”推特引起不小波澜）
小小苏牙俨然跟上校卡斯特罗一样，成了一个可以区分左右的政治标志。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和马拉多纳一样是卡斯特罗的鼓吹者，当然，加莱亚诺也把马拉多纳树为抗击西方强权的文化英雄。
在古巴问题上，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和加莱亚诺截然相反。他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发生在某次拉美首脑峰会的一件轶事：五六个拉美国家领导人围在一起，其中一位（卡多佐不愿透露其名）拍着桌子质问卡斯特罗：“菲德尔，你究竟想怎么处理你那个像一坨屎一样的小岛？每一次都得我们来帮你收拾烂摊子！”卡多佐说当时卡斯特罗坐在那儿吃惊地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而其他几位领导人也一起批评他。但卡斯特罗没有回击，只是抱怨说他信息渠道不畅，总是最后一个了解国内情况的人。
在卡多佐眼中，其他拉美领导人对卡斯特罗再不满，依旧把古巴视为“情感同盟”的一员。跟加莱亚诺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历史》中对卡斯特罗圣诗般的赞美相对照，卡多佐也照出了加莱亚诺看不见的世界历史的阴暗角落。左和右，一只手拍不响。加莱亚诺把古巴的问题归罪于美国，当然也把拉美的问题更多归罪于西方的侵吞和掠夺，而卡多佐则认为拉美更多的要从自身去反思。
在左派眼里，卡斯特罗依旧是拉美最大的革命旗帜。但有趣的是，在台湾翻译出版的一部出色的新闻述评类著作《中国静悄悄占领全世界》中，有一条关于卡斯特罗（台湾译为卡斯楚）的译注，古巴革命领袖竟然被说成已不在人世。卡斯特罗要么被当做一个革命圣人，要么被当做一个死者，他似乎已经不成其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比赛钓鱼的人，一个向马拉多纳请教点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而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幽灵。
乌拉圭球迷不顾国际足联的禁令和威胁，在赛场上纷纷戴上苏牙的头像面具。苏牙的面具背后，是拉丁美洲的幽灵，它总是会借一切可能的事件和时机来显灵，这一次，是借了路易斯·苏亚雷斯锋利的牙。
聂鲁达在名诗《马楚·比楚高峰》中高歌：“美洲的爱，和我一起攀登。”但这是哪一个美洲？是美国，还是拉丁美洲？
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也活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下，当年里根访问巴西，下了飞机后第一句话竟然是：“我很高兴来到玻利维亚。”过了二十年，小布什来访，当时的巴西总统卡多佐在会谈中发现，小布什对拉美的关心似乎只集中于委内瑞拉的石油。
巴西尚且深感屈辱，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就更不用提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成了让美国头疼的两个拉美小国，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都喜欢和马拉多纳勾肩搭背，尽管玻利维亚队曾在恐怖高原主场把老马带的阿根廷队杀得片甲不留。莫拉莱斯曾经打赢一场对国际足联的战役，迫使其取消对高原赛场的禁令，这哥们两个多月前甚至签约了该国一支球队，成为一名有时候会上场踢个二十分钟的替补球员或者说龙套演员。
（资料图：2005年11月4日下午，第4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马拉多纳与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谈笑风生）
拉美“被切断血管”的历史和现实处境，注定它一直会盛产这样的“穷人足球总统”。
于是，苏牙就这样被当做火药塞上了反击西方霸权的炮筒。但没想到才几天功夫，苏牙就迅速自抽耳光，改口道歉认罪。因为吃人家的，嘴不软不行，毕竟你挣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钱。他未必只是迫于巴萨的压力，压力还来自利物浦队，唯有迅速道歉，他才可能继续成为欧洲足球资本市场的超级硬通货。
苏牙就这样左右飘荡，拉美斗士一厢情愿要他向左，他却不由自主地向右。左和右，在当今世界，尤其在拉美，早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左也好右也罢，往往都不得不遵循政治的妥协之道。而这也是苏牙事件给拉美政治的一个启示。
在拉丁美洲的版图上满地找牙，却发现苏牙从一个被挪用的拉美反抗的象征，迅速成为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驯服的工具。
作者：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