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别总拿红二代说事很多人生活都很普通

“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符号,将留下历史的痕迹,但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对的,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近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对“红二代”的话题畅所欲言,而且希望人们把整篇文章看完再做评价,不要断章取义。作为一名世人眼中标准的“红二代”,他认为,当前,社会上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仇官仇富”并波及到“仇红二代”,这是由一些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罗援将军说:“我们应该从主观上、从用人制度上寻找原因。但也不可否认,还有一些人刻意用‘红二代’来说事,故意挑拨干部子弟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干部子弟进入党政军高层进行阻击、设障、施压。”

  “干部子弟搞特殊化”与“歧视干部子弟”都不对

在针对“红二代”这一称谓发表看法时,罗援一再声明自己对“红二代”这种提法并不认同。罗援说:“这实际上是把干部子弟变成一个特殊群体,变成既得利益的代表,这是不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为什么偏偏制造出‘红二代’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是要把革命干部的后代和一般民众进行隔离,不利于营造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采访中,罗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这些干部子弟的父辈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正像一首军歌中所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若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其次,在战争年代中,许多干部子弟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很多人在解放后才被他们的父母接到身边,将军后代合唱团有一个节目叫《乳娘》,反映的就是他们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此外,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子弟家庭受到冲击,上山下乡,是老百姓抚育、收留了他们,他们和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

罗援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一些媒体报道中也将他归于“红二代”群体。罗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上一代的革命家对子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提出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贫下中农、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出身于四川革命老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参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罗援回忆,父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当时就不愿意他到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上学,“我就在西苑小学和十九中上学,发小都是西苑大队、六郎庄、海淀街这些农民和平民的孩子,还有机关大院的子弟以及附近高校老师家的孩子,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上中学期间有两个暑假一个寒假,父亲让我和我的哥哥先后到时传祥清洁队掏大粪,到公安总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到东北旺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罗援记得当年的101中学,党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他们从不炫耀家庭背景,不以父辈身份地位为荣,而是以艰苦朴素为荣,他们比的是谁身上衣服的补丁多,谁能德智体全面发展。如果谁家里以公车来接送孩子上学,同学们会觉得是一种耻辱。

“父辈的希望就是让我们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要让我们不忘本,牢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准备到哪里去。现在却将干部子弟和人民群众完全割裂开来,这是有问题的。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对的,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干部子弟也是普通公民的一分子。”罗援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很多“红二代”的生活都很普通

现在,人们关注的,和媒体渲染的是一些名声显赫的开国元勋的“明星”后代们。事实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建国初期五大书记的一些亲属现在都是和普通百姓一样居家过日子。罗援去过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宜的家,就是两室一厅。罗援的许多朋友都在将军后代合唱团,他也是该团的忠实观众。据罗援介绍,他做过一个初步了解,团里近一半以上成员主要靠退休金生活,月退休金在3000元左右,居住条件、生活待遇和老百姓一样。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09年6月合唱团第一次外出演出时,有些人很兴奋,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我觉得很吃惊,可见,他们的父母生前对他们要求有多严格,他们现在的生活也并不富裕。”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断章取义,罗援也表示,合唱团成员中确实也有一些将军后代的生活条件要优越一些。

对社会上那些关于“红二代”的负面看法,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可否认“红二代”中间有些害群之马,影响了“红二代”的整体形象。社会上流传“红二代”中有“新三种人”:公子哥,驸马,师爷。这些人可以拿到批文、拿到项目,接触到高级领导,可以进行权钱交易。罗援说:“中央三令五申,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不能经商。可是你看,现在一些大的楼盘,一些大的项目、一些大的公司,动不动就流传背后有谁谁的背景,这些权力是谁给的?!”

就这种现象罗援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表示,首先是用人制度和监督机制上出现了问题。罗援说:“现在把公权力引入到官场,引入到市场,所以可以进行权钱交易。如果从制度上掐断这种可能性,将权力和金钱都关入制度的笼子里,一切按章办事,不徇私情,那么,不管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基层老百姓都可以自食其力,凭本事上台,按规矩下台。”

罗援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打江山,因此政府给了他们一些特殊的待遇。毋庸讳言,也惠及到他们的子女。虽然少部分民众对此是有意见的,但更多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把这个待遇一代代传下去,人民群众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现在的一些“新贵”,何功之有?他们的后代凭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以后用人制度要走向公平公正、任人唯贤的新常态。我们一代代薪火相传,传承的应是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而不应是特权。”

  干部子弟脱离群众曾经历几个阶段

据罗援透露,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刻意挑拨干部子弟和百姓的关系,动辄就说军队高层有多少“红二代”,中央领导层有多少“红二代”,但实际上,按照高级领导干部的划分标准,他们的后代在中央和军队高层任职并不多,也就是5%-10%,不能因此刻意渲染、放大,施加压力,企图对干部子弟中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高层进行阻击。罗援说,即便在那些“民主标杆”的国家,在用人的时候,家庭背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因素。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子弟被贴上“红二代”的标签,罗援认为,并不能因此就表明“红二代”是一种负资产。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红色江山,他们的后代以他们为荣,“红二代”是历史光荣的印记。“红二代”并不等同于“官二代”,毕竟在他们身上还传承着红色基因,这种基因的传承不是指“血统”的传承,而是指“传统”的延续。

在罗援看来,除个别贪腐、变节分子外,总体来讲,干部子弟有集体忠诚度。但罗援认为,除集体忠诚度外,他们更应该有集体自觉度,“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干部子弟中不乏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父辈的影响下,视野也比较开阔。但不可否认,干部子弟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有优越感、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不接地气等,在这些方面都应该好好向平民子弟学习,互补。

罗援对造成干部子弟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过系统性研究,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一是“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二是改革初期一些人利用父辈权力谋私利;三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手中有权的干部子弟腐败堕落。这引起人民群众对部分“红二代”的反感。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现象虽然有其历史成因,而且不是‘红二代’的整体面貌,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们还是有许多值得检讨反省的地方。可喜的是,现在一些‘红二代’已开始集体反思,例如,孔丹、陈小鲁等人从不同角度反思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现,这就是负责任的一代人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红二代”是历史的符号,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

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赞成‘红二代’这个提法,‘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符号,在留下历史痕迹的同时,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将记录下他们的坎坷人生,将记录下他们在战场上的拼杀,在穷乡僻壤的耕耘、在改革前沿的弄潮,在传承革命精神方面的执着,在为人民服务实践中的奉献……历史将会去评说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还会去继续奋斗,但毕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进入花甲、古稀之年,他们将逐渐从历史舞台淡出。”

罗援认为,“红二代”起始于人民群众,最终又会回归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这是一段风卷的历史烟云,更是一段难以尘封的历史记忆。如果说再有“红二代”的话,那将是一个“泛红二代”的概念,即所有创立、建设、拥护红色政权的爱国人士的后代都是“红二代”“红三代”……代代传续。

作者:罗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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