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官，向来讲究仪威，也就是派头。到了清末时候这风气依然很浓烈。不妨举个例子，张之洞搞实业，其中在湖北武昌的纺织企业称纱、布、丝、麻“四局”，“四局”总办（相当于现在的集团总经理）下车间视察，会要乘轿子让抬进车间（黄师让：《裕大华企业四十年》）。并非总办两只脚一定懒到如此，而是在于派头。进入民国后，掌握枪杆子的武官比文官吃香，因而武官的派头比文官更大。
武官摆派头比较方便，一是调动装备容易，二是手下有兵，排出场面来只要一声命令。摆场面的派头渐渐不符合新思想，但对于军人，漂亮的戎装则是必须。今人大凡看北洋时期的武官戎装照片，实在是中国从穿新式制式军服后最为漂亮的。1980年代我在军队服务时，周围军官弟兄们有一种我们中国人身材穿军装无法漂亮的观点，那时候信息还很蔽塞，我找了一些北洋时期的戎装图片给大家看，才惊叹我们中国军人也是可以穿得很赳赳武夫派头的。
北伐军作为革命军有了不同，但还是穿得很气派，从北洋时期的学习德国改成了学习苏俄，皮靴、武装带、手枪，有时候配上短剑或马刀，有的再配上皮制公文包，一律是擦得铮亮。不过，军人风气已经开始变化，有的将领已经以穿得官兵一致为荣了，代表人物是冯玉祥，即使非议冯玉祥的李宗仁也承认他“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冯玉祥是北洋嫡系出身，能够这样算是奇葩。
中共南昌起义时，军队装束还是北伐军一样。朱德率领残部上井冈山以后，在这方面逐步改造了红军。在1929年6月红四军白砂会议时，林彪给毛泽东的指责朱德的信中，其中有内容便有批朱德外表形象的问题。朱德外表形象当时有很一致的看法，他不像一个老资格将军，而像一名“伙夫”。在当时一般军人眼睛里，朱德的“伙夫”形象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比如朱德手下大将龚楚回忆在南昌起义时：“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是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南昌起义后，朱德所率残军由于有正宗黄埔系统“铁军”骄傲，林彪之类军官们仍然无法摆脱皮靴、武装带的追求，不过，包括林彪自己在内，最终还是被朱德改造，接受了朱德的风格。
（1944年，任弼时和朱德在延安。）
国民革命军基本维持了主要来自苏俄的皮靴、武装带黄埔风格，即使解放军，在建国初期也学习了一段时期苏俄风格。不过，国民革命军里，在奇葩冯玉祥系统出身的将领则很多保持了冯玉祥的风格，阎锡山晋军系统出身的将领总体上外表也比较朴素，比如傅作义即是。
在蒋介石嫡系最主要将领中，有一个特例汤恩伯，他竟然跟朱德一样给人以“伙夫”印象，不仅如此，还以“伙夫”形象进行宣传。如果从被称“伙夫”来讲，不论派别、系统，只从军人身份，朱德就是老大，汤恩伯则属于老二，有相当军阶而被称为“伙夫”的老三，在中国军人中则不能找出了。汤恩伯还在1930年担任国民革命军教导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时，就开始追求朴素外表，但被称为“伙夫”则是在1940年，那时候已经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有个侍从副官张高峰专门写了篇文章《伙夫头》发表在重庆报纸上，说汤恩伯一年四季身上是虱子，官兵们不叫他总司令而叫他“伙夫头”，这令汤恩伯大为高兴。（葛天：《我所知道的汤恩伯》）
其实，这不能当真。从“伙夫”而言，只是外表而已。比如南昌起义后发生第一次作战的壬田遭遇战，由先遣司令朱德首先接战钱大钧所部，龚楚再见到战场上的朱德，印象一下子改变了，他说：朱德“在战场上的表现，既沉着又十分坚定。……他这种临阵果敢、指挥若定的修养，确证他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顿使我改变了以前对他的‘伙夫’印象”（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汤恩伯军事能力诚然不能跟朱德比肩，但毕竟是蒋介石最为善战的主要将领之一，并非庸碌之辈。反过来说，能够超越蒋介石嫡系中普遍讲究外表的风气，制造出“伙夫”形象，就已经说明非比寻常，这正是侍从副官故意写文章称汤恩伯“伙夫头”，汤恩伯却特别高兴的缘由。
从经历而言，朱德虽然是赤贫农民家庭出身，但自小接受严格教育，做过教师，从军后的路径一直非常正规，当中将混成旅长时可说腰缠万金，可以有的享受都受用过。如果说中共领袖中谁曾经最多有钱、谁曾经最多有过享受，那只能是朱德。在德国留学时，他被周围人视作为“中国将军”，与贵族身份的房东除了讨论军事，还经常讨论欧洲贵族生活方式。回国以后他才改变了自己形象，南昌起义前重见的他的老部下、把兄弟国民革命军师长杨如轩说，朱德的生活方式让当年滇军的老弟兄们都觉得朱德跟以前不一样了（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早年朱德》）。当红军初期林彪指责朱德时，实际上对于朱德来说，林彪不过还是个不谙事体的土包子青年而已。汤恩伯则是浙江武义县乡绅家庭出身，生活向来十分富足，读过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科，1926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他能始终保持日本军人式样的坐姿来说，显然是个非常注重军人仪表的人。
从西北军、晋军到“伙夫”朱德、汤恩伯，中国军人作风发生了变化，而朱德的风格最终成为解放军的风格，至少在外表上不再摆派头。这当中有中国社会进入到革命时代而需要革命新风的缘由，比如南昌起义前朱德跟杨如轩等解释说：现在不时兴过去那套了。但是，尽管不是共产革命，国民革命军毕竟还是进行较之辛亥时代不同了的新式革命，尽管比之北洋将领朴素了，但为什么总体上没有摆脱皮靴、武装带风格呢？这当中涉及军事思想问题。
红军初期朱德风格没有被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们普遍接受，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朱德的军事思想。朱德有一个特点，他从参加护国战争之后，所从事的战争就基本处于严重缺乏后勤的状态，并且作为滇军将领在四川异地作战，又是主要进行极其艰苦的山地作战，他深切知道从事的共产革命军事活动必须至少在外表上要尽量官兵一致，要能够应付后勤困难，要适合游击战和运动战。冯玉祥军和阎锡山军比较朴素，也是跟他们长期经历装备缺乏、经费困难的经验有关，懂得不能摆谱，一摆谱穷军队就会瓦解。汤恩伯从当旅长后就懂得朴素，跟他虽然是浙江人却不是黄埔军校出身而需要特别谨慎、收敛有关，后来抗日战争朴素到“伙夫”程度，则跟他知道并努力开展游击战有关。总之，他们都并非不知道军人仪表的重要，更不是不懂得如何有军人仪威，而恰恰是有出于军事实际需要的考虑。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班正式开班，蒋介石亲任班主任，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实际就是汤恩伯主持、负责，叶剑英协助。这是蒋介石重视抗日游击战的转折标志，也是汤恩伯形成游击战想法的关键。5月李默庵接任教育长，汤恩伯回前线专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除指挥所部继续进行正规化兵团作战外，也在河南积极开展游击战。这正是导致汤恩伯臭名昭著的原因，被河南人称为“水、旱、蝗、汤”之“汤”。这既是他天命如此，也是他治军之误。
河南乃百战之地，民国后红枪会等种种土匪武装和农民武装蜂起，这里既是国军正面作战的第一线，又有敌后作战的涵义。汤恩伯在这里大量扩军，迅速拥有武装达60万之众，一般认为他是出于私心，这并不妥当。这是汤恩伯十分明智的军事选择，因为他所扩充的武装除补充、组建正规军外，大量是对日游击部队，然而他们基本属于地方杂牌军和土匪武装，如果不将他们收编，1940年后就会被日军和汪精卫等收编，从而大量增强敌军。朱德是从士兵、排长一步步打出来的将军，而且特别擅长练兵，土匪甚至鸦片鬼到了手上，都一样能训练出个样子来。汤恩伯不具备这样经验和能力，带兵是从当旅长起步的，虽然挺会打仗，但毕竟缺乏带兵、整军经验。收编之后，汤恩伯面临着了严重的后勤困境，恰恰1942、1943年河南连续大旱灾，于是雪上加霜。汤恩伯自己的嫡系第三十一集团军纪律严明，这些扩编武装则在缺乏粮饷中难以守住土匪本性，从而令民众对汤恩伯部格外痛恨。
南昌起义后红军时期，朱德至少有两次由于“伙夫”形象而摆脱死亡危险。汤恩伯在河南时可能也有一次。1944年2月日军以消灭汤恩伯部为主要目标的豫中会战开战，汤恩伯进行了非常艰苦的作战，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土匪和农民群起攻击汤恩伯部，使汤恩伯几乎处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不过，喜欢杀人以儆效尤的汤恩伯在这个问题上则头脑非常冷静，并没有采取两面作战策略，也即没有对土匪和农民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和进行大屠杀镇压，从而缓和了关系。比如，他在5月得以收回了被土匪缴去的电台，恢复了完整的通讯指挥系统，不然，他的主力是很难协同突围到伏牛山重新聚集的。在这期间，4月份汤恩伯自己的卫队曾被土匪缴械，有一种说法是汤恩伯本人借助“伙夫”形象逃出了。造成汤恩伯这一危险的，主要是豫西原别廷芳系统的武装（别廷芳已于1940年去世），该系统武装是土匪的民团化，一有机会就还是土匪。
作者：顾则徐，1962年，上海市人，独立学者，已经出版著作：《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服装是性的》《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梁启超哲言录——给觉醒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