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主席尼葛洛庞帝回忆自己当年给张朝阳投资时，对方对互联网甚至还一无所知。他在1996年认识了张朝阳，随后给对方投资了2万美元。
2014年6月25日，尼葛洛庞帝与本文作者在百度百家的《The big talk》研讨会上的合影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创造出来”，这是尼葛洛庞帝的一句名言。
尼葛洛庞帝在1996年认识了张朝阳，随后给对方投资了2万美元。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主席尼葛洛庞帝回忆自己当年给张朝阳投资时，对方对互联网甚至还一无所知。
那为什么敢把钱投给他？
尼葛洛庞帝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自己看中的不是一匹马而是那个骑马的人。对他来说，投资不是投资一个好的主意，而是投资一个人。事实证明他的眼光确实独到，他后来称在搜狐上投资的“回报是巨大的，也许这一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
不过，尼葛洛庞帝在互联网史上最大的贡献不是给了搜狐网启动的种子资金，而是在出版了《Being Digital》一书。
该书描绘了数字科技将给人们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由此引发的思考。该书中文译者胡泳将书名译为《数字化生存》，隐含了没有数字化难以生存的意思。
胡泳后来解读：“这本书虽然是90年代出版的，但是首先必须放在80年代的语境下来谈论。80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完成了重新认识世界这样一个使命，跟晚清时期林则徐、魏源他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很相似。所谓相似是指，中国人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醒过来，最早看到的就是西方的科技。高科技在晚清时表现为洋人的船坚炮利，我们想要迎头赶上，不料甲午海战打破了这个幻想，我们以为只要有了新式海军，有了外国大炮，就可以和列强平起平坐，这种迷梦被粉碎了，继而才开始寻求制度、文化层面的革新。而80年代的核心主题，其实就是关于国家富强的讨论。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比较直线的思维就是，西方走过的路必定是我们要走的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所以这是一次焦虑之旅，我们总要经历一个从技术层面到达制度层面最后又到达文化层面的过程。90年代我们再次提出生存问题，尽管是技术层面上的，依然会打动人们内心那根弦。”
胡泳深刻地洞察了一代人内心深处的微妙感觉，这可以从张朝阳后来的一段话中得到验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西方列强在几百年前把中国的国门打破，当他们用稍稍发达一点的科学技术制造的枪炮把清朝的铁骑军队，一排排轻易地放倒的时候，中国人就彻底丧失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一个泱泱大国的自信心。而在过去的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志士仁人一直在寻求自救，在寻求自我，来建立自己的自信。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道路，但是仍然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沉重的自卑感，这导致我们对很多事情不能不卑不亢地来面对。取得一些成就，我们就沾沾自喜；能够跟西方人平起平坐，以能够对西方说‘不’而感到扬眉吐气。我们觉得能够挑战西方，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做到了。实际上，这里面还是隐隐约约包含着一种自卑感。”
无论如何，尼葛洛庞帝和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对张朝阳的搜狐的起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下面我们会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
1986年，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张朝阳放弃了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大师的梦想，“当时我的梦想非常Crazy（疯狂），想当好莱坞明星。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对?我后来真的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
尘埃落定之后，他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之路，“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接受尼葛洛庞帝的第一笔投资后，张朝阳回国创业。他当时的公司起名叫互联网技术公司（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y），英文缩写是ITC，在去工商局办执照时，被告知公司中文名一定要按ITC的中文谐音翻译，于是公司起名为爱特信。
爱特信坐落在北京万泉庄园一个墙壁斑驳脱落、仅有2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没有热水。这些还能让人忍受，可是房间窗外有个锅炉，常在深更半夜发出恼人的刺耳之音，让张朝阳耿耿难眠。一天，一个清华同学来看他，走进他的办公室，惊愕不已，“哎呀，你怎么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当年搜狐只有4个员工时，有一次张朝阳跟我们几个拿着黑板在上面画，讲他的宏图大志，说他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我们私下觉得他傻得可以，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爱特信第一个员工苏米扬这样回忆当时的张朝阳。
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佩奇说过：“常常，追求雄心万丈的梦想会更容易。因为没有别的人会疯狂到做这件事，你面临的竞争就少得多。”
但随后张朝阳等来了一个机会，这也与尼葛洛庞帝有关。
1996年底，中国早年互联网领域的大姐大、瀛海威公司创始人张树新在北京街头书摊上看到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她被这本书打动，想和尼葛洛庞帝建立联系，以提升瀛海威的品牌。而恰逢出版该书的海南出版社编辑也正想把尼葛洛庞帝请到北京来，“搞一场数字化运动”。
由于张朝阳认识尼葛洛庞帝，于是由他负责牵头把尼葛洛庞帝请到中国，瀛海威则提供资金赞助。“有一哥们儿说，你们只有几个人，瀛海威几百个人，你干嘛不用这个机会呢？我茅塞顿开，当时基本是全国媒体都到场，我要利用这次机会让他们宣传宣传我们。”张朝阳后来这样回忆。
在这次活动中，张朝阳担任了尼葛洛庞帝的翻译。他是尼葛洛庞帝此次访华活动的最直接受益者，他全程陪同，不断地向媒体介绍自己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媒体拍照时，他就拼命地往张树新和尼葛洛庞帝中间挤。
“我跟尼葛洛庞帝一唱一和，他说什么我翻译什么。后来有人提问，这次为什么到中国来？尼葛洛庞帝回答说，‘我这次首先做了一个重要的投资，这个投资就是由张朝阳创办的爱特信公司，我想看看这个公司怎么样？’当时所有的媒体一下子哗然，第二天《中国经济时报》、《北京青年报》都进行了报道，再加上现场的效果，爱特信从此出名，我也开始有点名气。”张朝阳这样回忆。
网上至今仍流传着张朝阳早年吃盒饭的一张照片：在一个面包车里，青涩的张朝阳一手端着一盒米饭，一手用筷子从一个中年女子手中的饭盒中夹菜。女子因抬手，面部被挡住，但看得出来她衣着优雅，举止祥和。这张照片有可能是尼葛洛庞帝访华活动期间所拍，而那位中年女子很有可能是张树新。
《数字化生存》随后在中国引发了关注的热潮，“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大国情结，感觉不能在这次席卷全球的信息经济浪潮中丧失机会。”胡泳说，“所以《数字化生存》与当时中国人心底普遍的危机感暗合了。”
当时，新闻发布会把尼葛洛庞帝搞得很累，他接受了无数的采访，回答了无数个问题。发布会结束之后，瀛海威安排了辆车，让张朝阳晚上的时候带着他去转转北京，车差不多开到天安门附近的时候。尼葛洛庞帝转过来脸对张朝阳说，“我欠你一点儿钱。”张朝阳一愣，下意识的问欠什么钱? 结果尼葛洛庞帝紧接着就说要追加投资，他对张朝阳说，“你明天早上到宾馆跟我一起吃早餐。”第二天一大早，张朝阳赶到了尼葛洛庞帝住的钓鱼台宾馆赴约，他从尼葛洛庞帝处得到了7.5万美元。
张朝阳不久就取代张树新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国互联网代表性人物。一年后，爱特信演变为搜狐网，尼葛洛庞帝的第二次访华开始由搜狐网提供赞助了。
2004年，尼葛洛庞帝访华时，给本文作者的签名书
本文作者：姜洪军，著有《极客：改变世界的创新基因》、《雷军》、《微软王朝危机》、《谷歌风云》、《乔布斯和他的对手们》等8本图书；1996年起，在《中国计算机报》等IT媒体历任记者、主编。j_h_j@s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