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境安民”真英雄——钱王祠有所思

就单个景区而言,杭州西湖是我的最爱。春夏秋冬我都游过,最近到浙西衢州,往返取道萧山机场,我还是特意进城在西湖边住了一宿。

在杭州工作的浙籍旧同事,晚上餐叙时对我说:你去过钱王祠吗?一定要进去看看,我们杭州人很崇敬钱王的。我太太还是女朋友时,初来杭州逛西湖,我就带她去“拜”钱王祠了!

是吗?我知道西湖所谓新十景有一个叫“钱观表忠”,绕湖逛时也曾看到过一座竖在湖畔的“功德(牌)坊”,钱王祠的“招牌”,但是并无强烈兴致要进去瞅一瞅。

(西湖边钱王祠的功德坊)

翌日上午,从旅店直往湖边走去,原来我就住在“柳浪闻莺”附近。走在柳荫下,想到柳永咏杭州的名篇《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你看,柳永描绘的钱塘繁华,首推“烟柳画桥”之美。这“烟柳画桥”的景象,在杭州城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现在市区已是高楼林立马路纵横,只有西湖基本保存了旧时风景。

柳永生活在北宋初期(约987年—约1053年),他的所谓“三吴都会”,我们知道只能始于隋唐之后“五代十国”之吴越国,吴越王钱镠(音留)建国都于杭州;而此前,吴国的都城在姑苏(苏州),越国的都城在会稽(绍兴)。他的所谓“自古繁华”,也只能始于建都的公元923年前后。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一万五千三百八十户,至吴越国盛时人口激增至十万余家(约五十万人)。

估摸到了钱王祠地界,朝湖面方向穿过一条宽阔笔直的林荫道。道上矗立着五座四柱的牌坊,依次各书的四个大字是:“王者襟度”,“用贤惠民”,“志与智孚”,“识量高宕”,“功在东南”。

这条林荫道的尽头是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平控弓弩的塑像,他本是行伍出身,以武功而建国。塑像的说明文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其生平事迹:

钱镠(852—932),字具美,小名婆留,杭州临安人。公元923年,钱镠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长期奉行“保境安民”之策,不兴战事,以民为本,奖励耕织,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广罗人才,发展贸易,使杭州一跃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钱镠卒于后唐长兴三年,终年81岁,葬临安,谥武肃王。钱镠半生戎马,一世英雄,被百姓尊称为“钱王”。“钱王射潮”、“钱王凿井”等佳话在民间广为流传。

(钱王祠外吴越国建国者钱镠塑像)

游览了钱王祠,又搜读毕相关史料,比较各种说法,我觉得这段说明文字的立意非常好,观念有传承又很有现代性。它突出了钱镠建立并垂训继承者的吴越国基本国策“保境安民”,以及今天仍然值得弘扬的“以民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忠顺”和其他什么东西。不要以为钱王祠扩建于2003年,书者应当有这么个思想认识水平。那可不一定。我宁肯认为这个评价与时代关系不大,而与杭州人、浙江人一千多年来相沿的对钱氏的好感有关。

且说钱镠塑像不远就是“钱祠表忠”石碑。这四个字把当初建立钱王祠的政治教化目的说得十分明白:表彰钱氏王国三代领导人对中原王朝之忠。事实上,钱王祠在宋代原本叫“表忠观”。

北宋神宗朝大臣赵抃(1008—1084)本浙西人氏,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而知杭州。熙宁十年(1077年)请同在杭州任职的僚属与晚辈苏轼(1037—1101)草疏上奏朝廷说:

“……当(唐代末年)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器(而称王称帝)者,不可胜数。既覆(灭)其族,(又祸)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孓遗。而吴越(国)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民,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奉)献(纳于中原王朝者)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负其险远,(太祖)兵至城下,(其)力屈势穷,然后(才)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国)不待诰命,封府库、籍郡县,请(为)吏于朝,视(离)去其国如去(驿)传(旅)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

“昔窦融以河西归(降)汉,光武诏(令于)右扶风修其父祖坟茔,祀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寺曰妙音院者为观……庶几永终不堕,以称(符)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昧死以闻。”

宋神宗批示曰:“可。其妙音院赐改名表忠观。”

苏轼为此作了《表忠观碑记》,在记载了上述奏疏后例有铭文。铭文以“匪(非)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者),视此刻文”作结。苏轼的这个碑记被书丹勒石为四片八面。据说,明代嘉靖年间的杭州知府陈柯又重刻了一遍,流传至今,尚存三片。我不懂书法,没有特别留意它。

苏轼之文说得十分明白,所以要纪念钱氏三世五王,就是为了“劝(鼓励)奖忠臣、慰答民心”,而以“劝忠”为主。

“忠”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里最核心的价值观。

“忠”的政治与社会含义,就主流价值观而言,第一层意思,秦汉以来就是忠君(所谓“忠臣”),或忠于主子(所谓“忠仆”)。上引苏轼的铭文就有“非忠无君”的话。

第二层意思,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里是忠于“大一统”。提倡对皇帝的死忠、愚忠,并不符合孔孟之道,但“大一统”则不然,孔夫子向往的原本就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所以,北宋初年大臣薛居正(912—981)奉太祖命监修《(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二结尾“史臣曰:自唐末乱离,海内分割,荆、湖、江、浙,各据一方,翼子诒孙,多历年所。夫如是者何也?盖值诸夏多艰,王风不竞故也。……盖属大统有归,人寰允洽故也。惟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矣”。赞赏的就是钱氏祖孙三世五王(孙辈有三人先后居王位)与众不同的“事大勤王之节”:中原王朝,对李唐固不用说,就是对其后的梁唐晋汉周,不论它姓什么,是否异族入主中原(后唐、后晋、后汉皆为沙陀突厥人建政称帝),都一概奉为天子,称臣纳贡,陆路受阻就绕海道。

这也就是上文苏轼赞扬的吴越国虽富甲天下,“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司马光(1019-1086)则在《资治通鉴》赞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要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这种“忠”如果值得赞美,地处东南的钱氏吴越王国,不论中原王朝是何姓何族称帝,皆以“中国”(正统)事奉之,那么,身在北方而为人臣的冯道,不管谁建政掌权,都勤勤恳恳地尽治国安邦之力,又有什么可谴责的呢?

对不同人事评价的双重标准,将监修《旧五代书》的薛居正(还有认可并奖励他的宋太祖)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薛居正的《冯道传》的结论部分,高度赞赏“(冯)道之履行,郁(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同时又批评他“事四朝,相六帝……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这是以可怜的“春秋笔法”,寄托一点无力的褒贬。

明末清初,杭州城有个富N代叫张岱,颇有才情。他在易代之后著有《陶庵梦忆》,回忆从前的好时光,其中《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两篇是我们都在中学课本里欣赏过的。

他撰写的《钱王祠柱铭》,上联云:“力能分土,提乡兵杀宏诛昌;一十四州,鸡犬桑麻,撑住东南半壁。”夸奖钱镠的武功与文治,其能力可以博得封疆裂土称王,曾率领乡兵斩杀敌将刘汉宏,替中原天子生擒不听他的劝阻而自立伪中央称帝的前统帅董昌,又将东南十四州治理得生活安定。

下联云:“志在顺天,求真主迎周归宋;九十八年,象犀筐篚,混同吴越一家。”张岱此句妙在“顺天”一语,与“求真主”相联系,迎哪归呀,就将“大一统”与忠于“真命天子”统一起来了。

满族血统的大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在钱王祠看了张岱的柱铭,一定恍然大喜,便题下了“忠顺贻庥”(庥,音休,荫庇、福佑之意)四个字。

前面说到的钱王塑像和“钱祠表忠”碑左边,就是钱王祠院的右侧门径,门径上方有圣旨牌坊,是什么圣旨我没有在意,可能是宋神宗同意建“表忠观”的批复,也可能是清康熙或雍正皇帝的谕示。可以肯定,最显赫最庄重的就是,一进祠堂大门,迎面而立的书有乾隆皇帝“忠顺贻庥”的御碑(亭)。

乾隆皇帝告诉天下人,只要你们做臣民的“忠顺”,就可以贻福子孙,钱氏家族就是好榜样嘛。你们看,传了这么多代,还可以享祭于世!

乾隆皇帝比他老爹雍正皇帝的思维要严谨。据载雍正五年,清世宗敕封钱镠为“诚应武肃王”。其实,论“忠”,其本心“诚”与不“诚”只有天晓得,但“顺(服)”与不“顺”则见诸行动,是可以考定的。

钱镠为人“诚”吗?《旧五代史》载,“镠厚陈贡奉,求为国王”,“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真有胆识,中国大乱,他冒充天朝册封海外诸国,发展海外贸易,赚得盆满钵满。)

他不称帝,不过是审时度势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而已。当然也可能与他父亲的告诫有关。他出生时,父亲认为他不吉利,把他扔了,是在他家老太婆坚持下才保住小命,所以他的乳名叫“婆留”。他称王后衣锦还乡,父亲钱宽却躲着他不见,终于见到他父亲说“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旧五代史说“镠泣谢之”,显然他是听进去了。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实为不得已也极不甘心,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后世称为《新五代史》)对此有详细记载。

无论如何,钱氏三世五王从未称帝,一直以藩臣之礼事奉“中国”,最后交出军队民户国土,总是事实。顺从,顺服,就是“忠”、“忠顺”。

然而,朝廷和当时的士大夫倡导的以上两种“忠”字观,都是从统治者利益出发的,并不是儒家所讲的“忠”的本义。

那么,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忠”的本义,或者说最重要的义项是什么?

本人去年在《从检察官张飙、刘炳华说到“忠”的本义》见http://dajia.qq.com/blog/220290069857447)一文里,引《左传》里的“曹刿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证明“忠”本是指君主对人民尽职,忠于自己的内心判断而不故意扭曲公平正义。这就是“忠”的第三层意思,最有现代性的一种。

但是,事实上,“忠”的本义,正如它的字词结构所显示的,是发出“心”“中”的衷心之言。即孔夫子对弟子讲如何立身行道说的“主忠信,行笃敬”。孔夫子所说的“忠”,主要是忠实于自己的本心,言行一致,无论何时何地始终如一(衍生意义包括“为人谋”而忠诚讲信用)。而荀子讲的“从道不从君”,则是在政治上鲜明地主张忠于“道”(价值观和原则),而反对无条件地追随某个主子。

其实,在政治学意义上,关于“忠”,以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最透辟,最简明,最有力,也最有现代性——那就是以民为本、百姓的利益至上。这种思想观念本于孔子所修订的《书经》(《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忠于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忠”作为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义项。

那些饱读孔孟之书、真正崇奉孔孟之道的人,是不能彻底否定这一点的。如苏轼《表忠观碑记》,表扬钱氏的事奉“中国”之忠,落脚点却是:“是以(因此)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张岱咏《钱王祠》“扼定东南十四州,五王并不事兜鍪(战士的头盔)……五胡纷扰中华地,歌舞西湖近百秋。”夸的是钱氏五王,不好争战,没有逐鹿天下的野心,所以在“五胡”乱华之际,能够让两浙人民享受了近百年的太平日子。

这也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钱氏五王奉行的“保境安民”国策。钱王祠的主殿供奉着钱氏五王的塑像(神主牌位),而殿门匾额上大书的就是“保境安民”四字。

所谓“保境安民”,钱王祠内展示的主要内容,一是“三筑杭城”、“疏浚西湖”、“射潮筑塘”、“东南佛国”(广建寺庙)等市政、经济和文化建设,二是“纳土归宋”。

对于钱镠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让百姓长期服劳役,史书上不乏非议;对他兴修水利,则连乾隆皇帝也极表赞赏。而对末代吴越国王钱弘俶的不战而降呢,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从宋到清,历代王朝不都是在表扬他的“忠顺”吗?苏轼拟的那个奏疏对比很鲜明呀,那些顽固抵抗赵宋大军的,直杀得“积骸为城,酾血为池”,枉送了多少将士性命,祸延多少无辜良民!

可是你看,连吴越国的邻邦、那个著名词人李煜当国的南唐,不是也要抵抗一下赵宋军队吗?李煜待到金陵城被攻破,巷战无效,才狼狈地“肉袒出降”。南方十国之一后蜀国国主孟昶,在宋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之际,才自缚出城献降表。像吴越王这样“民知易姓而不知易国”,平静如戏台之易帜换主的,五代史上并不多见。要知道不论南唐,还是后蜀,它们立国的时间都不及吴越国长久。

后蜀灭亡后,有一首诗流传甚广,是孟昶的妃子、蜀中有名的“花蕊夫人”所作:“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题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相传是孟昶与妃嫔被掳到汴京后,赵匡胤垂涎花蕊夫人的美色,召她进宫聊天,说到后蜀的亡国,花蕊夫人便口占了这首诗。不论赵匡胤提问与花蕊夫人作答的本意是什么,在后人的解读里,花蕊夫人这首诗都是在谴责孟昶和他的军队没有拼死抵抗。甚至有人说,前蜀王衍被后唐所灭时起草降表的是李昊,这次又是他,于是有忠愤不平的人晚上在李昊家的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

这些谴责投降的人,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呢?绝对不是“保境安民”,不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利益最大)!

如果从人民利益出发,李煜、孟昶这样的昏君垮台,南唐、后蜀这样的失败政权亡国,绝对是好事。凭什么要人们为保卫它而流血牺牲?“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是再自然再合理不过的事。

由花蕊夫人的诗可以反证,钱王以“保境安民”为立国宗旨,说到做到,不让国土上的军民为保卫自家江山而枉送性命,是非常不容易的,说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一点不算过誉。

写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北宋文化名人欧阳修(1007年-1072年)。他比为钱氏请旨建观表彰的赵抃只大1岁,比见证过吴越国兴亡的《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年轻95岁,却对钱镠充满深仇大恨似的。他所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第七”,与薛居正的总体肯定大不相侔,通篇是对钱氏的揭露贬斥。在他的笔下,钱镠就是一个穷奢极欲、残民以逞的昏君暴君,甚至是一个可笑的小丑。关于后一点,他记了一段轶事:梁太祖(朱温)即位,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尝问吴越进奏吏曰:‘钱镠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赐之。”

梁太祖口中的“英雄”自然是讽刺,欧阳修不过是借朱温的话来讥笑钱镠,把他描绘成一个只知享乐的昏君。尤其可笑是,欧阳修本是文章大家,据说惜墨如金,字字凝炼,为了诋毁钱镠,却在《吴越世家》开篇用了一大段,讲相面术士如何在钱镠微贱时预言他是“贵人”;最后在本传作总结时说,“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这不是在批你自己吗?人家薛居正作传时提都不提的无稽之谈,你罗里吧嗦津津有味地讲一大堆,还好意思在这里装破除迷信的智者!

不过,对欧阳修《新五代史》这段故事,明末清初的张岱的七律《钱王祠》,中间“英雄球马朝天子,带砺山河拥冕旒”句,从以小事大而“保境安民”角度解读,却是赞扬的口吻。

可见思想观念对知人论事的重要性,也可见思想观念的拉锯交锋在中国没有穷期。

我忍不住还要批评一下卫道士欧阳修。他的《新五代史》卷五十五杂传第四十二写冯道,明知“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享年73岁),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却偏要不顾冯道同时代人的感受,反潮流地论定冯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他以为他是谁呀——有上帝还是阎罗王的终审权?

这使我想到明末异端思想家李贽,他对五代的冯道、和力排众议让刘禅的蜀汉向司马氏大军投降的光禄大夫谯周,表示高度赞赏。李贽说冯道“其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谯周)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冯道)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冯)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代)相禅,潜移默夺,纵有兵革,不间争城……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冯)道务安养之之力也。谯周之见,亦犹是也。呜乎,观于谯周《仇国》之论(讽姜维连年攻魏,使蜀国百姓凋敝),而知后世人士,皆不知安社稷为悦者矣。”为冯道(及谯周们)翻案,是李贽以思想犯而下诏狱的罪状之一。

而今,李贽所说的“后世之士”,恐怕仍有不少当权者不懂“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的根本道理。所以,见钱王祠,见钱塘父老崇奉以“保境安民”的宗旨统治者,我深表钦敬,谨作此文纪之。

作者:鄢烈山,杂文家、时评家。退休前为南方报业高级编辑;现为纪事丛书《白纸黑字》主编。已出版《点灯的权利》等个人文集21种,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另著有传记《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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