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来之风，吹彼中国——评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4 月 01 日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是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卷，作者菊池秀明，是日本研究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学者。

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书写中国历史的图书，我也读过不少，最有名的当属剑桥中国史系列了，江苏人民社的海外中国系列也有不少好书。东邻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成果，剑桥中国史中也有章节，日本作为与近代中国纠缠最深的国家，我很好奇菊池秀明会以怎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晚清与民国之变。

菊池秀明所记录的近代中国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前的1936年。

菊池秀明在《序章》中首先比较了中日两国对于“近代”这一词汇的感受，他告诉我们，多数日本人对“近代”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谈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带来了富足和舒适的生活。

而在中国，恰如菊池秀明的总结，“近代”一词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是屈辱的历史、抵抗侵略的历史，至今犹是沉重的“负面记忆”。

作为一个日本学者，菊池秀明在勾勒近代中国这段痛苦的历史时，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于我这样的读者的知识结构而言，既认为合乎历史，更觉得有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温情厚意在其中。

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这样的理解引领之下，菊池秀明用平坦舒缓的笔调，展开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说。

贯穿《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的，除了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贯穿引领之外，菊池秀明还尝试用一个颇有意思的独特视角，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于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于创造，亦多有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与北部边境。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命脉。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太多是经由内路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菊池秀明因此宣称，“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菊池秀明的这一“发现”，既新颖，也蛮有意思的。例如，他说在评价孙中山北上辞世于北京一事时说，“本来华北地区人民对他的革命主张并不了解，但随着对他的病情的报道，国民革命的理想得以在华北人民中广泛宣传。可以说，孙中山以死化作改变中国的‘南来之风’，他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完成了‘一个人的北伐’”……仔细琢磨，确实如此。

但是中国地缘之广阔及文化之复杂性，可能很难用“南方之风”来简单概括。即如菊池秀明书中，他把广东的革命、江浙的变革，乃至井冈山的道路，都归拢于“南方”，有些太过眼花缭乱。当然，按照中国人的某种传统，以长江为划分南北之界，倒也说得过去。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菊池秀明这个独特的发现的。某种意义上，他的发现也是契合中国近代史的大部分情况，除了苏俄势力的进入。菊池秀明自己也说，“国共两党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双生儿，尽管曾两度合作，但为争夺权力爆发的内战是他们的历史性宿命”，但布尔什维主义是北地的，不过是在南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

历史上，中国政治文化的重镇一直在北部地区，政治对北地也是近水楼台，管控顺手。而南方之地，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远离了政治中心，总有些鞭长莫及的地方。更何况，大航海时代到来后，新的世界的力量的渗入，都是踏海而来，南方之地，率先感受到此新世界力量的压力，也率先在新世界风气下得到滋养，苦难中的历练识见，总是要比偏安于北地的小朝廷上的王公大臣自负的士人更多更能感受到新世界的压力和张力，此所谓冬寒欲来鸟先知，或者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得风气之先。

这一点，我在2005年做南风窗20年，在理解粤语中“南风窗”的概念时，也明白了这一点。联系到著名的南巡，更能理解。所以，菊池秀明的这个发现，我心有戚戚的。

南方开始的复兴中华之路的视角，是菊池秀明这本近代中国史的新意之一，在此视角展开的历史事实的解读，自然也会有新的发现。

菊池秀明认为，“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的摇篮。从本书的视角来看，日本比起广东和外国租界，地处更为遥远的东亚世界的边境，更能保有中国重生的能量。”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日本是近代中国新思想新事物的基地，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党改良派的大本营，所以，菊池秀明的观点并不算过。但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再能够担当此角色了，相反，某种意义上美国有了类似的地位。

日本作为中国近邻，与近代中国纠缠最深，作者在叙说近代中国史时，也有不少新的史料，尤其是中日关系方面的史料，在我们一般阅读到的关于近代中国的通史断代史著作中，很少看到这些资料。

比如，我们虽然早已知道，许多日本人支持孙中山的意图，在于利用他侵略大陆，但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不知道，孙中山的惠州起义，其实是与日本军部有关，其中青森出生的山田良佐便在惠州起义中战死。

本书里，关于中日关系中，尤其是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日方史料，有很细微的史料，很长见识。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书中提及的日本军阀政治家桂太郎田中等，也可与戴季陶《日本论》中的评述参证，或能更好理解中日关系。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大人物和组织的看法，菊池秀明眼光老辣，“独裁的诱惑这一中国专制王朝的流毒，不仅吞噬了袁世凯，也吞噬了革命派组织”，包括后来的蒋介石。

本书也用相当篇幅谈论了文化交流，尤其较多着墨于鲁迅在中日关系上的影响，对鲁迅强烈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充满了敬意和褒扬。

在过往近代史的宏大叙事中，我们很少看到细微处发现的历史。本书专辟一章，《边境的街道和人们》，谈近代中国的三个代表性地方，香港、台湾和上海，很是独特。

菊池秀明认为，这三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处在中国世界的“边缘”，曾作为殖民地或租界接受外国的统治，社会积累了与异文化交流的经验事实。“这三个社会都是象征‘近代’的地方，无论喜恶与否，它们都带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特性。正因为这里是中国世界的边境，也可以说是聚集了近代中国隐藏的可能性和能量的地方。”

可以说，香港、台湾和上海，这三个地方，不仅聚集了近代中国隐藏的可能性和能量，直到今天，这三地也依然是聚集中国隐藏的可能性和能量最多的地方。

全书最后，菊池秀明引用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认为此话适合与本书中的那些革命者，也表现了前途迷茫的混乱情况下，不断寻找革命前途的近代中国的足迹。

《诗经》有“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讲的是慈母之爱。菊池秀明书中所言的南来之风，是与近代中国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又一幕，某种意义上，正是南方之风，吹出了今日之中国。

但是，如今的南来之风在哪？曾经期待的南方的可能性，港澳台，显然已经不再能担当此任了。技术进步建设的新的平台，会成为隐藏当代中国新的可能性和能量的南来之风么？还须观察。

本书中文版自序中，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期待，即现在的我们，应该如孙中山所言，抛弃依仗科学核物理让对手屈服的霸道的文明，重归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王道文明，“认识到近代文明的所谓‘发展偏执狂’价值观的危险性，终止为争夺亚洲第一而进行的具有排他性的争斗。日中韩三国以及朝鲜、东南亚等各国与地区都要承认彼此的存在、认识到各自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努力去寻求如何更好地利用各自长处来尝试构筑一种双赢的关系”，这也是对那些政治家的期待。

本书一些资料也略显陈旧，不过，全书通俗易懂，适合非专业读者的阅读。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出版的这套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丛书，可惜，只读了这一本，有些小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