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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推荐过的书:习近平推荐《苦难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来,爱书、荐书的领导人不胜枚举,尤其是毛泽东,爱书如命,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就是明证,其藏书之多、读书之勤、荐书之广世所罕见。而近些年,大量经世济民的书籍引发外界的关注。温家宝多次讲话中提到和推荐的书就有一二十本,其中不乏中国古代经典,也有不少外国著作。领导干部爱书、荐书,这样的学习氛围自上而下地推进、日益浓厚。

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推荐过的这些书,有的指点江山,有的谋划改革,有的寻问历史……体现着领导人的执政智慧和直面改革的深思。

习近平:《苦难辉煌》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一些省级干部聊天时曾对《苦难辉煌》进行过推荐。《苦难辉煌》是由高层智囊金一南历时十五年倾注心智的力作。被称作第一本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图书,第一本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的图书。

那么,他为什么要向省级干部们推荐这本书呢?有分析称,首先是该书所表现的那种信仰的力量。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在那样的一个险恶的环境下抱成了团,在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撑下,他们披荆斩棘,历尽万重险恶,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求存求发展求壮大,写下的一路长歌惊天地泣鬼神。正是历经了这样的苦难洗礼,才有了今日的辉煌与复兴。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可能还希望党的高级干部看事看物需要有战略思维与战略意识,要在险恶中看到希望,在得意时看到危机。《苦难辉煌》一书一直在讲着这样的因与果的关系,一直在用历史告诉读者,任何时候,都要有一种清醒的态度。所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此外,习近平可能还有一种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建军史正本清源的推崇。

李克强:《第三次工业革命》

新华社人物特稿里曾经提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尤其是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问世,立刻引起李克强的注意,他马上要求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

特稿中提到:国际前沿科技杂志最新提出,海底可燃冰将会成为第三次能源转型革命性的替代品。他第一时间就批示给国土资源部,要求密切跟踪最新研究成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指出能源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过去曾给世界的产业与社会带来了2次革命,如今正在迎接第3次革命。

该书认为在第3次革命中,依赖石油的经济将向以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经济转型。同时还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分享各个家庭的太阳能电池等分散型电源产生的电力,摆脱石油将成为可能。这或许意味着能源结构的调整也是总理的改革方向之一。

温家宝:《沉思录》《道德情操论》

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访问的温家宝,提及古罗马的马可·奥勒留所著《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除此以外,温家宝曾数次推荐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称“它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腰封印有温家宝“推荐”的新版《道德情操论》。

温家宝说,书籍本身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人可以改变世界。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修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王岐山:《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

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并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有专家指出,这本书在中纪委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被推荐,虽然可以被理解为让人们对反腐的紧迫性、反腐效果关乎政权生死存亡有更为深切的认识,但反腐本身就不只是惩罚贪腐官员,只有以提高制度的整体有效性为基础,腐败的预防和惩罚才能有所成效。

受访专家表示,实际上作者托克维尔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如果结合王岐山在此次讲话中所提倡的“润物细无声”的反腐思路,其之所以推荐该书,恐怕也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够通过阅读这本书,重新审视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推行改革。

2013年,一篇热门新闻报道中还提到王岐山曾向下属推荐阅读《大清相国》一书,使得该书迅速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售罄断货。据《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透露,2007年该书出版后不久就曾有媒体报道过王岐山推荐此书。《大清相国》一书的最新版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社副社长龚湘海认为,这本书卖到脱销与王岐山的推荐不无关系。《大清相国》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汪洋:《世界是平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他特别偏爱的是汤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在重庆任市委书记期间,汪洋就将此书当做寒假作业布置给重庆市的党政干部,到广东任职后汪洋又在多个场合大力推荐这本书。

任职广州期间,汪洋还邀请作者弗里德曼来访。这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对他推动的“解放思想”讨论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汪洋还向部下推荐美国哈佛大学知名讲师泰勒·本-沙哈尔撰写的《幸福的方法》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等人撰写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分析称他的意图是希望敦促一心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官员们,要关注生活和环境等市民层面的幸福。

领导人谈读书

毛泽东:饭可以一日不吃书不可一日不读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博览群书,他把各种有益的书籍都视为珍宝,须臾不肯离开,真正做到了嗜书如命。毛泽东关于读书的言论有很多,例如:“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1938年10月,党的六中全会休息时,毛泽东曾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习近平:读书能启发智慧滋养浩然之气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谈到了自己的个人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习近平还列举出多项读书的好处,“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李克强:不读书就难有思想火花闪烁

2013年5月,当时正在瑞士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观了位于伯尔尼的爱因斯坦博物馆,当被一位瑞士大学生询问 “你作为中国总理是否还有时间读书”时,李克强笑着回答:“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读书。如果不读书,就难以有思想火花闪烁,也难以了解人类文明进程。”

温家宝:要读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

2009年的“世界读书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国家图书馆,与青年人交流读书心得时说:“也许有人会说,没有时间读书。但是一个人一天总可以抽出半个小时读三四页书,一个月就可以读上百页,一年就可以读几部书。读书要有选择,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 作者:侯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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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1. 周海滨微说:”少帅“汪洋的从政之路说道:

    “虽然我熟悉的是中国秧歌,雅各布·卢财长了解的可能是美国街舞,但不同的舞蹈都是对舞台的丰富,舞蹈语言也有共同规律,对话就是交流,无论单人舞、双人舞,还是双方参加的集体舞,中美都感到有收获。”

    当地时间2015年6月2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开口便以“舞蹈”来比喻中美关系,引起与会中美两国官员的笑声。这是汪洋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第二次到华盛顿参会,对于中美关系之“痒”,他显得驾轻就熟,以至于在不到4分钟之内就结束公开发言,令现场一些记者大叹“好像还没拍够”。

    虽然发言“极简”,但汪洋主旨明确,他反复呼吁中美开展“更好的对话”。

    (汪洋与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共同出席对话)

    对于汪洋诙谐幽默、直白易懂的“发言风格”,美国人并不陌生,自其主持经济对话以来,他在美国颇有擅长“官话民说”的声誉。美方官员对会谈的评价是直截了当,并称双方“必须致力于为找到解决方案而努力”。显而易见,“极简风”和“更好的对话”,将有助于双方合作,管控分歧,增进共识。

    事实上,自从汪洋从政以来,就一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政治魅力,尤其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伴随着他的不仅是年轻,更多的是果敢、成熟以及雷厉风行的人格色彩。

    作为“少壮派”官员,汪洋的仕途轨迹,似乎平淡无奇,但其出场,却显得异同寻常。他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也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但就是这个高中还没读完就到安徽宿县一家食品厂当工人的平民子弟,以坐火箭般的速度在政坛窜升——从1981年到1983年,汪洋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从副处级的共青团委宿县地委副书记,到正处级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28岁即成为副厅级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至1988年,汪洋先后任安徽体委的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并在32岁那年正式成为正厅级干部。1988年至1992年,汪洋成为安徽铜陵市的市长,人称“娃娃市长”。几年后回良玉主政安徽时,汪洋升任副省长时年仅38岁,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副省长。从小小的教员到统管数千万人生计的副省级干部,汪洋只走了16年。1999年,上调中央,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03年又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48岁即成为正省级干部。两年后,汪洋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并在任上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委员。2007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主政这个以改革开放著称的沿海大省。据统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层级复杂的国度,一个公务员35岁到正处、47岁到正厅都是进步比较快的了。也因其年轻有为且为官廉明而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政坛“少帅”。

    据说他在安徽时就以能力出众深受时任总理朱镕基赏识,被朱镕基点名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

    温家宝担任总理后,汪洋被提升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成为温家宝的左右手。

    还有不少观察家留意他在安徽多年的共青团工作经验。

    当年邓小平巡视安徽时,也曾特别与这位思想开放的“娃娃市长”见面……

    “没走一点弯路”的政坛履历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汪洋在政界和民间都备受好评。

    1 天道酬勤
    宿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号称“皖北大门”。 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号称“皖北大门”。这里曾经出过嵇康、刘伶、葛婴、朱温等诸多历史名人。也发生过改变历史的关键战役,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楚汉时期的垓下大战、解放前夕的淮海战役等等,宿县均处在中心地位。

    1955年,汪洋就出生在这里,年少的时候,家境贫寒,生活举步维艰。作为家中的长子,少年就承受丧父之痛的汪洋,不得不替母亲分担起家中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夏季,汪洋选择了从高中辍学,到宿县地区的食品厂做了一名工人。他在食品厂里,一干就是4年,因为他不怕苦、不怕累,很快从一个基层工人成了车间负责人。

    在此期间,汪洋一直延续了好学的好习惯。而正是这种长期坚持的毅力,使他的付出有了回报,1976年,他被调到五七干校做教员,这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从一名车间工人,被选拔为党的理论宣传干部,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也在情理之中。在五七干校的3年间,他聪明好学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从工人转为干部,在摆脱贫寒家境的同时,汪洋还收获了更大的人生尊严感,更加坚信了靠勤奋拼搏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信念。

    1979年,命运再次垂青汪洋,他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为期一年,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恰值此时,邓小平访美,实现了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敌对关系。这一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震撼多于反感。一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文化开放的美国形象冲击着中国人的头脑,一个赴美留学取真经的浪潮在知识界兴起,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至今甚至已泛滥至中小学生。

    其实,在如何认识美国这个问题上,汪洋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心里都有一些绕不过的坎,里面夹杂着既复杂又矛盾的感受。这些感受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影响着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和认识,使美国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

    1972年2月,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大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了!世界政治格局的版图在毛主席和尼克松的谈话间已悄然变动,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关系未来30年的走向。彼时,17岁的汪洋从广播里听到这则重大新闻时,他的内心会发生怎样的动荡呢?尼克松,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元首,竟被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进了自己的书房?既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既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我们怎么会突然和美国出现和解的迹象?这一切或许让这个17岁的小伙子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困扰。

    1980年,从党校学成归来的汪洋开始到宿县地委党校担任教员,一年以后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从此,他的政治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1982年,他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

    从教员到体委主任、党组书记,汪洋只用了短短的7年,一位认识他的熟人这样评价,升迁之快,和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

    按照现在好多人的说法,升迁过快肯定是凭借关系,但汪洋不是,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位和汪洋交往多年的人士回忆说,“他在公事和私事上分得很清楚。”

    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经到合肥办事,想和汪洋叙叙旧,汪洋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汪洋当时有自己的专车,但是他并没有使用,而是用自行车接他的朋友去家里吃饭,之后又用自行车送老朋友到火车站。

    但公私分明并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超前的思维和果敢的作风,这一切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2 铜陵实验
    火箭般升职速度的奇迹背后,是关系?还是思想?

    海外舆论往往把汪洋作为“团派”明星看待。然而,汪洋在共青团基层历练之际,胡锦涛已经成为团中央书记,两者地位相隔天壤,不可能成为“团派”骨干。汪洋出身平民,也不是什么“红二代”。所以,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主要是响应了时代号召,成了时代思想的解释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现在,再来回首汪洋在铜陵市长任上的改革举措,就更容易理解了。

    1988年底,汪洋担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铜陵是个较小而且贫困的省辖市,在安徽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铜陵的4年,汪洋雷厉风行,是颇具改革和创新意识的汪洋彻底展现才华的4年,充分展示了个人独特的政治风采。即使在后来上调国务院以后,他依旧保持这种工作作风,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工作人员评价他是“雷厉风行,有很多现代的观念和理念,改革和创新的意识很强”。

    在铜陵,汪洋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而且还引来境外媒体的关注。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

    此文犹如平地惊雷,由这个贫穷的皖北山区传遍了神州大地。而汪洋就是这件事的领头者。

    一篇报道曾这样描述他在铜陵的作为——

    “1991年,《铜陵报》发表文章《醒来,铜陵!》,当地电台同日播出,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就此拉开,在整个铜陵市激起强烈反响。

    思想大讨论只是汪洋在铜陵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他要确确实实对当地旧体制进行改革,打破束缚地方发展的‘三铁’思想,彻底改革‘三铁’体制。

    他首先从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整改。当地官员和群众也被他激情四溢的改革决心所带动,开始从冷眼旁观迅速转为积极投入,参与其中。之后,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铜陵沸腾了。”

    这篇文章后来被《经济日报》转载。《经济日报》不仅配发了消息和评论,还策划了系列报道——《醒来,不只是铜陵》。其后,《经济日报》发表了文章、通讯、评论、编后、编者按、图表、来信30余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场大讨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场思想大讨论”。

    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很快就招致了许多保守势力的反对。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中央高层放话:可以先行试点。此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醒来,不仅仅是铜陵!》

    对此次改革,汪洋评价道: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铜陵老百姓则评价汪洋为:聪明能干、思维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

    令人振奋的是,在皖北山沟吹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在之后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粤大地再次响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这与此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思想颇为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层,尤其是邓小平的关注。汪洋由此名震中国,被中央领导称为“有改革风范的少帅”。

    邓小平看到《经济日报》的报道后,非常赞同汪洋关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不久,邓小平就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提出要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据说,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时,还特别召见了汪洋,称他为“娃娃市长”。也有香港出版的相关图书如此描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会见后,邓对汪洋印象深刻,认为其是个人才。”

    知情人士透露,关于邓小平接见汪洋的说法版本不一,很难有人能准确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显然在见汪洋前就已注意到他。

    汪洋在铜陵开始成为当地官员的形象代表,老百姓也从怀疑逐渐到认可他的做法,并给予极高信任。

    “汪洋形象非常好,人长得很帅,口才又好,加上很多提议都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深为当地官员和民间佩服。”一位曾经近距离接触汪洋的人士说。据他说,汪洋还有一种不同常人的气质。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局长遭到汪洋的严厉批评。“他骂人的时候,让人感到很紧张。”但汪洋骂人既不是那种粗野的,感觉无教养的方式,也不同于那种文绉绉的简单批评,而是很有气度,两眼炯炯有神,咄咄逼人,眼光很有锐气,不怒自威,发火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一震。

    汪洋不仅会大刀阔斧地改革,也会表现出认真、重视细节的一面。铜陵市有一条长江路,这条路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砖是彩色的,这是当年中国仅有的一条以彩砖铺地的马路。马路两边,大树成荫,绿色掩盖之处,还有很多欧式别墅样子的厕所,干净美观,曾经有国内官员专门到此参观。

    4年的铜陵生活,也培养了汪洋的铜陵情怀。曾经有人开玩笑地问汪洋,你是飞鸽牌还是永久牌?他笑着说,当然是永久牌了。汪洋在铜陵的成功改革,大大改善了城市面貌,也激发了铜陵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铜陵人非常希望他能永远留在铜陵,但他们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当时像汪洋这样级别的干部能够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实属不易。此后不久,1992年,汪洋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之后又先后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直至1999年上调中央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先后担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若干职位。2005年末,汪洋重新返回地方,出任重庆市市委书记。

    在安徽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1999年,44岁的汪洋上调中央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该委最年轻的副主任。他还担任过两个不为外界注意的职务: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保先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他在业务上和政治上都过硬。

    在温家宝出任总理职务后,2003年,汪洋跃升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书记,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无论胡锦涛、温家宝还是副总理曾培炎的出访,汪洋多有陪同。

    3 空降重庆
    2005年末,中国进行了此年最后一次高层调动,涉及湖南、黑龙江、贵州、重庆,其中新上任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颇为引人注目。

    由于汪洋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干练、超前的改革思维,再加上其有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的任职经历,使得中央在考虑西南重镇重庆市委书记的人选时,迅速锁定汪洋。

    国家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致力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但收效不明显。重庆改为直辖市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加之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的核心城市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重点,急需一个年富力强、有魄力、有能力、有眼光、懂得把握大局的当家人来规划和协调大的区域经济整合,。而汪洋正是这样适合的人选。

    汪洋奉调重庆市委书记,据信,这一人事任命是考量其曾在国家计委工作,熟悉经济课题,并参与制订“十一五”规划,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楚,可助力这座中国最大直辖市新阶段的发展。

    此外,中央曾为解决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等因素而决定重庆直辖。8年间,重庆主城区获得了发展,但三峡库区却困难重重。而在处理库区矛盾方面,汪洋富有经验。2004年,四川大渡河兴建瀑布沟水电站,汉源县约10万人将被迫迁移。由于居民不满政府的土地征收赔偿方案而引发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当时,就是汪洋带着胡锦涛温家宝的四点重要指示前往汉源平息。

    平息“汉源事件”,外界对汪洋的手腕、能力评价颇高。

    中组部这样评价汪洋:长期在地方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政治素质好,党性观念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过多岗位锻炼,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组织协调能力强;工作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善于从宏观上思考问题;工作敢抓敢管,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注重调查研究,把握政策稳妥;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求真务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注意听取他人意见,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公道正派,处事稳重,待人诚恳,对自己要求严格。

    完善的性格和过人的才智来自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早期的磨练。汪洋孩提时代,家教甚严,母亲对他管理很严格,汪洋也非常孝顺。

    自从离开宿县以后,汪洋就很少回到家乡,他也想把母亲接到合肥、北京长年居住,但都被母亲婉言拒绝了。汪洋在安徽省任职期间,每年春节都要回宿县看望母亲,母亲认为路费很贵,表示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不必每年都回。

    在汪洋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更加紧张,回老家的机会也愈发稀少。6年间,只有一次春节回家看望母亲,而且还是悄悄地,没有带秘书,也没有惊动地方政府,汪洋自己乘坐火车从北京回到了宿县。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悄悄地离开了。整个过程非常安静,即使他们家的邻居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母亲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他母亲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儿子,同时也尽量避免给儿子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很多人一直想拜访她,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汪洋一个很好的老乡朋友,到北京出差,去看望汪洋,当得知他母亲依然在宿县居住以后,随即表示一定回老家拜访。当他返回宿县时,正时中秋月圆,他马上拔打汪洋母亲的电话,表示要登门拜访。电话是汪洋的妹妹接的,回答说母亲不在家,去合肥汪洋的弟弟家了。然而事后,他了解到,汪洋母亲根本就没有离开家门一步,只是为了不给汪洋添加任何额外的事情,从而嘱咐女儿无论谁打电话来,一律回答不在家。

    家严出才子,汪洋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即使成为安徽省常务副省长以后,他都没有忘记学习,为了顺利从中国科技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坚持学习英文,最终考取了大学英语6级的证书。

    同时,他还继承了母亲的优良秉性,宽厚待人、严以律己。作为宿县出来的大官,很多老乡希望汪洋能帮他们忙。宿县一个退伍老兵曾经托关系找到汪洋,希望能调配他到合肥工作,但是按照政策他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汪洋在了解情况以后,很耐心地向他作了解释,表示工作还是要按照程序来办。结果这个老兵被说得心服口服,打消了原先的念头。

    虽然汪洋对自己严格要求,但是对于老百姓,却有着深厚的感情。12月26日,汪洋开展到任后的首次工作——深入三峡库区看望慰问基层贫困党员和群众。在汪洋看来,为百姓办事、把百姓之事放在首要位置是一个政府官员应做之事,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汪洋任职重庆两年以来,先后遇上大旱和大水。2006年6月至8月,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让这个火炉之城如“火上浇油”。这场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总损失达80亿元,约占2005年重庆市GDP的2.5%。

    上任之初就强调“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好重庆的各项工作”的汪洋,没有手足无措,而是几乎一直奔跑在抗旱第一线,“GDP可以少,人命要确保”成为抗旱防灾的大原则。在他的领导下,“大旱之时要大抗,大旱之后要反思”,重庆最终“减产不减收”,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有灾无难”。即使旱情结束,汪洋也没有松上一口气,而是马上又投入组织预防“大旱之后可能的大汛”,最终经受住了“天灾”的考验,算是给重庆百姓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次年夏季,重庆又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约30个小时内降雨逾300毫米。重庆人看见汪洋身穿救生衣、坐冲锋艇探视重灾区。胡锦涛总书记7月下旬到重庆视察灾情,也侧面显示了中央对重庆救灾及恢复生产工作的肯定。

    当地民众谈及汪洋到任后,重庆的一个重大变化首先是,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面貌改变了。过往,重庆市的干部比较官僚、浮躁,去年,汪洋下工夫伤肃吏治,令官员放下架子,主动为企业、为百姓服务。

    据《联合早报》报道,对官员,汪洋要求很严格。他说:“必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汪洋大力提倡干部读书并指定一些书目,“少一些浮躁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少一些吃喝玩乐、多一些知识文化”。

    一个耐心寻味的细节是,在重庆遭遇特大旱灾时,汪洋到农贸市场视察,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态度傲慢地两次叫菜农站起回话。汪洋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从菜农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该工作人员。“不看了,走!”转身离去,丢下目瞪口呆的一班官员。事后他表示:“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也有人指汪洋是在作秀。但后来的一些事实让这种论调很快破产。

    一个突出事件就是,震惊2007年中国新闻界的“最牛钉子户”事件。

    汪洋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以开明、冷静、务实的态度解决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时,“钉子户”户主杨武爬上孤岛般的楼顶大喊:我要见汪洋!

    舆论一下子将汪洋推到了风口浪尖。

    汪洋没有寻求有关部门封锁媒体的报道,没有动用执法部门“硬来”,而是指示各方与户主积极谈判,并最终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此事,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称赞。

    有媒体说,汪洋此举为各级地方政府解决同类纠纷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还有媒体甚至戏称,汪洋通过了“考试”并获高分。

    香港《亚洲周刊》评价说,“最牛钉子户”结局皆大欢喜,汪洋为胡温强力冲关通过的《物权法》、为大陆私权保护,写下了一个理想的注脚。

    就在“最牛钉子户”事件被炒得火热之际,汪洋的另一个重大举动在山城重庆火爆出炉。《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根据汪洋提出的“领导同志的活动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后”的批示,重庆发文要求整顿党报版面,“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这在中国首开先例。

    香港《亚洲时报》分析指,整顿党报头版的举措显示了汪洋的个人政治智慧。重庆提出的“传媒改革”,早于2003年汪洋刚成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不久,中央已有提出类似的意见,只是地方没有跟从。

    就在十七大前夕,各地官员忙于“粉饰太平”之际,汪洋也没有封锁“十一”黄金周期间重庆发生客车爆炸、导致27人死亡的消息;加上早前引发中外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问题,最终通过谈判方式得以妥善解决等等,都令他在民众和媒体的心目中加分,无疑增加了其在政坛的筹码。

    在十七大上,面对媒体,他在谈到自己在重庆的工作时,表示“又满意又不满意,有些工作值得满意,有些工作觉得不满意。”

    至于哪些方面满意,哪些方面不满意?他对在场的记者说,“你们应该去问问重庆的老百姓,对我有什么满意,什么不满意,比我自己说更有说服力。”话音刚落,全场一片掌声。

    面对媒体上各种有关自己个性的报道,他则显示了极大的肚量,并笑答“我不算什么个性官员,我是个‘本分官员’!”

    除了是一名个性官员,汪洋还声称自己是一名“资深网友”。

    2006年,汪洋被评为“年度网络知识分子”。这一消息成为2006年度网络界最热新闻之一。许多网友“挖掘”到,汪洋与网络竟有深厚的渊源!

    汪洋到重庆上任后的一系列执政措施和理念深得重庆网民赞赏,被网友称为“汪帅”;2007年重庆经济工作会上,汪洋使用笔记本电脑开会,6月汪洋公布个人电子邮箱向全球网友征集建设“新特区”的意见,并两次约见提意见的网民,20多次以个人名义回复提意见的网民。

    主政广东后,汪洋继续延续了其“资深网友”的品格。

    2005年底汪洋到重庆履新时,随着三峡移民主体任务完成,这个已经8岁的直辖市的使命似乎也将完结,而凸显的是它的矛盾和困难:

    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滞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主城小农村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三峡移民和大量国企下岗工人生计艰难;一些领导干部思想僵化、某些领域腐败现象仍严重……

    汪洋在重庆的近两年时间是用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到任当日,他就跋山涉水到巫溪县大巴山深处的小山村探望贫困乡亲。在重庆最偏远的城口县,汪洋率领数十官员在山区小道暴走3个多小时,不断爬坡,饿了就吃碗面。他走遍重庆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处就和群众细谈,他了解了重庆,重庆人民也了解了他。

    汪洋在重庆的近两年时间是用心点点滴滴去做事的。从发动全市人民讨论重庆的人文精神、纠正会风整顿吏治、聘请全球500强企业老总做政府顾问团、为重庆发展在网上向全球问计……外界前所未有地了解重庆,重庆也飞速地在了解世界。

    毋庸置疑,汪洋之于重庆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城乡统筹和“一圈两翼”战略的成型与付诸实施。

    在经过步步摸索层层考证,重庆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在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赞同以及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重庆有了新的特殊历史使命——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路,好为西部地区作出示范。 

    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直辖市,是着眼于重庆自身而言的。“重庆是一个有着特殊市情的直辖市,与其他三个直辖市京、津、沪相比,重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是大城市带大农村。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将重庆定位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直辖市。”汪洋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重庆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中闯出一条新路,对整个中西部地区都将有示范作用。

    重庆向中央送交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方案”。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表态,重庆要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6月9日,就在重庆直辖10周年之前,其与成都双双入围。能在全国10余个省市的激烈竞逐中脱颖而出,重庆固然有中央对其的战略考量,但汪洋在中央丰厚的政治资源亦应功不可没。

    专家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概念是,首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农村,最后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二元结构突出。城市比较发达,农村特别落后。全市3100万人口,2/3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在重庆特别具有代表性。同时,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加上三峡工程,生态保护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试验区后,城乡公共财务制度统一,实现财政分配公平,能让政府将更多资金投入农村,改善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

    试验区内将拥有政策资金扶持,成为中国“新特区”,其意义堪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东、现时的天津渤海新区相媲美,对重庆未来发展作用不言而喻。

    基于“小马难拉大车”,重庆还明确了“一圈两翼”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思路。着力打造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核心、1小时车程为半径包括周边14个区县在内的“1小时经济圈”,并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库区“两翼”。

    重庆明确了“一圈两翼”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思路。著力打造以主城区为核心的“1小时经济圈”,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两翼”,构建“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到2020年,1小时经济圈内将形成1个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若干小城市的城市体系。

    当时预计该市未来5年内,将有大约200万人口被转移到“1小时经济圈”内,而未来10~15年则将转移400万人,这是重庆承担的三峡移民总数的4倍。届时,“一圈”将形成包括一个特大城市在内的城市体系,聚集超过2000万城镇人口,GDP总量占全市比重从目前的70%提高至80%。从而成为“打造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核心区域、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主要载体”。

    美国《纽约时报》形容,重庆将是中国未来的“梦想城市”;而广州《新周刊》重庆专题加在重庆的名头是“第N城”——“最有想象空间”和“最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

    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的汪洋,深知他肩上的分量。他一开始就看得很清,“重庆的发展还处于爬坡上坎、负重前进的阶段,未来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正因如此,他一直呼吁,我们常讲“权力就是责任,工作就是服务,公务员就是服务员”,不能只当做口号喊,每一名机关干部,都必须把为纳税人服务、为群众服务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来强化,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来遵循,作为一种基本能力来提高,作为一种日常习惯来培养。

    4 南粤新政
    从高倡“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到力主“腾笼换鸟、建设幸福广东”;从柔性平息“乌坎风波”、推动农村民主选举,到善待网民“骂娘”、力挺舆论监督,五年来,汪洋主政下的广东,力排众议,筚路蓝缕,为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开放继续摸石头过河。他的开放包容、超前思维、果敢魄力、自信磊落,让这场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自我革命”,烙上了浓烈的“汪氏”印记。

    要追溯汪洋五年来的改革道路,就不得不重温当年他初抵广东时,高倡“解放思想”的那个先声夺人的登场。

    2007年,任职重庆两年之后的汪洋,奉调南下,主政广东。

    广东一向被标榜为开风气之先、敢想敢干的地方。

    2007年12月,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甫一上任的汪洋开宗明义:“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说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面临向前向后的十字路口,各种论调不断浮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汪洋在广东高调掀起解放思想运动,自然引起舆论的关注,一时间,大江南北,“解放思想”成了新的政治流行语。

    不过,汪洋所面对的挑战不少,因为当时的广东已不是以前那个拥抱改革,时刻希望走在前沿的广东了,而是官场积弊重重。所以,汪洋要使广东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必须另辟蹊径。

    当年邓小平铺开改革新局时,广东也是他十分重视的地方。杨尚昆、任仲夷、习仲勋、吴南生等中共元老,均曾主政广东,力推改革。1992年邓小平向极左阵营开火,为市场化改革打气,也是通过南巡广东实现。

    2007年12月,刚赴广东上任的汪洋就意识到,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向价值链上层的攀升和转型,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于是,汪洋制定了“双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战略——“双转移”即将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侧和广东北部山区转移;东西两侧和粤北山区的劳动力,向当地的二三级产业转移,其中一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汪洋还主张企业“该倒的就让它倒”,让发达起来的企业去施惠普罗大众,问题是,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牵连,广东近来有五万多家企业倒闭,庞大的失业潮迫使总理温家宝站出来表态“该扶的就要扶”,这种中央与地方互杠的罕见现象,令外界多所揣测。

    当时,这一发展战略饱受争议,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有些专家甚至予以严厉抨击。对此,汪洋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汪洋顶住来自各方的诟病,坚定地推行这一新战略。面对各方质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解释掷地有声:“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就会带来比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更突出的问题,就很难做到发展的过程使人快乐、发展的结果使人幸福。”

    在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还坚持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至于如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汪洋依然是讲要制度创新,要学习美国,用法制环境的保障来吸引人才。

    中央某大报资深评论员与汪洋曾有过接触,他对“资深网友”汪洋的做派深有感触。

    该评论员说,2008年5月17日,他应邀到岭南大讲坛作了一次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的演讲,广东有人觉得汪洋的“解放思想”有点空,但他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讲述了一个他在广东切身经历的事实:湛江书记公开述职大会。一把手述职各处都有,但湛江很不同。湛江的做法是,述职大会之前,11位一把手的述职报告都在新浪网发布,欢迎网友“拍砖”。

    重要的是,这个大会,从始至终都由湛江电视台和当地网站同步直播、全程报道,湛江市民都能看到。

    令该人士特别感慨的是,市委把11个市区县的网友对述职报告的“拍砖”打印成册,发给与会人员。网友对当地情况很是了解,有些评论很不客气,连他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湛江的改革探索随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央某大报还进行专题报道,给予充分肯定。

    而就在湛江市一把手公开述职之后的第五天,2008年4月17日,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在广州珠岛宾馆和26位网友进行了一次座谈。汪洋的开场白就颇具网络特色:“过去你们在网上‘华山论剑’,今天我们在珠岛‘当面拍砖’。”

    汪洋治粤的另一大政绩是推动了“大部制改革”“强区扩权”“强县扩权”。“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其内在的机理,汪洋说得好:“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社会治理的传统模式,创造各种有效方式,由人民群众依法进行自我管理,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与“解放思想”和“腾笼换鸟”相伴随的,则是广东官场的持续震荡。

    知情人士透露,广东虽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但本土官员的保守意识却由来已久。

    比之更甚的,则是广东官场的贪腐之风。

    2009年,广东爆发官场大地震,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革职查办,一时震惊全国,广东官员人人自危。知情人士表示,陈、王、许的落马,与汪洋的强势治贪有关。

    另有消息指,汪洋治贪,曾得中南海意旨。

    香港媒体指,解放思想,整肃官场,是汪洋主政广东后的得意之作。但广东本土官员对汪洋阳奉阴违、消极支持,使得汪洋治粤阻力重重。

    分析人士说,查办贪腐案,对于汪洋来说,既是一次政治考验,也是一次政治契机。汪洋如果在其任内大力刷新广东吏治,引领广东经济更上层楼,其仕途再上一个台阶亦未可知。

    观察人士分析,广东官场历来排外倾向严重,所以中央空降省委书记时,通常以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式来强化其权威,以便开展工作。而汪洋是政治局中资历最浅的委员,虽然有安徽、重庆工作的地方经验,但这些省市的地位仍难与广东相提并论,故部分广东官员对其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看他到底能否压得住阵脚,能否带领广东走出新天地。

    正因如此,在一次省委会上,汪洋还痛斥广东官员的优越感,要求他们克服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克服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同时,汪洋还痛批50名代表缺会,要求纪委严查,此举迅速震慑广东官场。

    有人士分析,人口众多的中国从来都不缺官员,缺的只是个性鲜明、敢于直言、有所作为的官员。而汪洋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个性官员”。

    汪洋的个性表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爱,敢恨,敢背弃官场规则,敢与上级意旨相争辩,不按官场常理出牌。

    一个典型事件是他对广东媒体的批评。

    当地媒体为了抢风头,争先报道汪洋的调研。但汪洋对这些报道也“烦”了,说:“我下去调研,跟群众交谈,这有什么新闻性?也真难为了摄影记者,每次要拍出不同姿势,我又不是体育运动员,运动员摆不同的姿势还有意义,我拍来拍去不就那个样子吗?有些报道里,大会才刚开,就说‘大会一致认为’,这不是糊弄群众吗?”

    汪洋的一番话,对当地一味跟风的媒体无异于当头棒喝。

    时至今日,多方事实证明,汪洋治粤已显成效。

    汪洋推崇发展是硬道理,倡导“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

    汪洋欣赏分权制衡。在他的推动下,深圳重新启动“行政权三分”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甚至,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汪洋兼容并包。2008年1月至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对此文的观点汪洋非常认同。

    汪洋热心网络民主。在一次同网友的座谈会上,他说:“互联网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谁掌握了网络,谁就掌握了未来。网络是一柄双刃剑,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介入,趋利避害,正确引导。党和政府一定要通过网络,推进民主,使网络民主成为互联网时代基层民主的新形式、新载体。”

    由此可见,汪洋身上洋溢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气息。

    这种气息,正是汪洋的可贵之处,却也是汪洋容易惹争议之处。毕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继续忽视这种分化,作为政治家,就显得思想准备不足了。

    2012年12月18日,在广东高层交接大会上,刚卸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显然十分动情。此后,他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在回顾五年工作后与大家依依话别,“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如果大家认为这5年我真的融入了广东,请批准我为“广东人””。他又透露自己“即将在新的岗位上为国家做事了”,但承诺将“永远不会忘记广东!永远会服务于广东!”

    汪洋身着中山装出席了18日下午的干部交接大会。他在回顾广东5年工作时说,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最高、改革开放意识最强的省份。特别是广东毗邻港澳,国内外关注度高,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既有独到的机遇,也有着特殊的挑战,办好广东的事情不容易。

    汪洋始终在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推陈出新,总结和完善中共执政经验,以法治的手段来延伸社会管理,在发展的进程中满足人民需求,是他最终获得党内外认可的基本经验,也是他在激烈的党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综合)

  2. 引子

    20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导弹危机”在加勒比海相互对峙剑拔弩张;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个最大的执政党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亚洲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为了各自疆域在喜马拉雅边境兵戎相见;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德意志民族为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柏林修建了水泥墙阻隔了世代交往;东南亚丛林里,美与苏、越、中浴血奋战;中东西奈半岛,阿拉伯诸国与以色列生死相拼;欧洲掀起了“布拉格之春”;东北亚爆发了“珍宝岛冲突”;美国的“性革命”叫人眼花缭乱;中国的“文化革命”令人头晕目眩;美国总统遇刺案扑朔迷离;苏共总书记下台黑幕重重;这边社会主义阵营欢呼苏联载人飞船上天;那边西方自由世界庆贺美国“阿波罗号”登月; 中国宣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南非完成全世界首例心脏手术移植……整个世界陷入了一场难以预测的冲突与动荡之中,回看蜿蜒奔腾的历史长河,有时会发现其中异样的浪花,恰恰这不经意激起的浪花引发了后来者不断地探究和思索……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是一个苦行僧、受难者,是俄罗斯悲剧存在的悲剧式的英雄。
    —— E.格罗莫夫

    1962年10月,正当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古巴导弹危机所引发的核冲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克林姆林宫高墙内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放下手头诸多令他焦头烂额的繁务,专门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研究一部小说,而且会后(20日)他又专门召见了《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亲自“向他宣布了可以出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决定。”

    由于赫鲁晓夫的肯定,《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爆红,知名度随之提高,一时间莫斯科洛阳纸贵。两天之内,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被抢购一空,销量高达九千四百本,另外还有许多人跑到编辑部争相订阅。面对不断涌来的读者,杂志社只好出版单行本,一版不够,再加印一版,先后发行达八十万册。

    与索尔仁尼琴有着相同遭遇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沙拉莫夫在写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兴奋地告诉他:“小说是十分精彩卓越的。”“莫斯科全市都曾企盼着它的出版。甚至就在前天,当我买了一本第11期《新世界》杂志,拿着它走到普希金广场时,在20-30分钟时间内竟有3、4个人问起:‘这是第11期吧?’‘就是描写劳改营的小说的那一期吧?’‘您是从哪里搞到的?在哪里买的?’”(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31卷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8月出版)

    以至于后来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正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也纷纷跑遍莫斯科大大小小的书店抢购此书。为了照顾领导们先睹为快,计划在莫斯科零售的《新世界》杂志,也被紧急调运到会议的服务点。结果是出席会的各方诸侯会上会下几乎人人腋下都夹着红蓝两本不同颜色的书:红的是全会文件,蓝的是《新世界》杂志。这种情况在苏联文学史上确实算得上从未有过的奇观。

    到底这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小说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其作者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又会让上上下下都争相阅读呢?

    “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索尔仁尼琴

    对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直至今天也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赞赏者还是异议者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真实”。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有必要首先了解“真实”一词在俄罗斯民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回忆录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在叶若夫恐怖时期的可怕年代,我有17个月,经常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面排队等候探监。一天,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嘴唇冻得发紫的女士,此前可能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立刻从我们大家常有的那种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低声(那里的每一个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问我:

    “你能描绘这里的情况吗?”

    “我能。”我回答道。

    于是,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在那张曾经属于她的脸上闪过。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妇女当听说一位诗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描述周边的现实生活竟然露出来“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如果不置身于俄罗斯特定的文化传统是很难理解的。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里,坚持拒绝谎言与欺骗,书写这种痛苦的真实,注定要遭受打击历经劫难。一个作家能够敢于真实地反映这种严酷的现实就是生活的希望所在,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徒。

    创作了同样题材《科雷马故事》的沙拉莫夫在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在写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说:“您的整篇小说,是人们企盼已久的真话,不说这样的真话我们的文学无法前进一步。谁避而不谈这一点,谁歪曲这些真相,谁就是无赖。”“请记住,最主要的是:劳改营对任何人来说,从第一天起到最后一天止,都是反面学校。一个人,无论是长官还是囚犯都不应看到它。但是,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那就应当说出真相,而不管这真相多么令人可怕。”(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31卷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8月出版)

    那么,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中都写了什么呢?是什么让当时和后来的读者感到震撼不已呢?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为素材,描写了主人公舒霍夫在劳改营中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灯所度过的普通而又难熬的一天。

    作者的着眼点是那些在暴力、残酷和道德腐败条件下生活和死亡的普通人,这里没有英雄,只有受难者。劳改营的生活只有一个信条:今天或是你死,明天或是我死。在这里不存在道德高尚,不存在善良纯洁,不存在天生丽质,更不存在彼此尊重;在这里只有卑鄙下流,只有告密陷害,只有丑陋低贱,只有血腥暴力。在这里并不会因为拥有了美德美貌就可以得到尊重与救赎,等待他(她)们的同样是侮辱、折磨、牢房与死亡。

    在劳改营里要想存活下去,“吃”与“劳动”是每一个囚犯必须要过两道生死大关。

    “吃”在古拉格的字典里绝非一般人想象中只关乎到饥饿或影响健康,它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能吃到什么,怎样才能吃到,什么人才能吃到,这些都是囚犯们通过血与泪,生与死总结出的生存体验。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不断埃打、每天干活14小时、长时间站立、经常饿着肚子,又在零下50~60度的严寒之下,把一个人搞垮并不要很长时间,仅仅三周就够了。一个完全健康、体魄强壮的人,在行家手里只要三周就会变成残废,变成一根‘灯芯’。”(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31卷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8月出版)而劳改营中的囚犯是不是变成“灯芯”,会不会成为“残废”,这一切都是以“能吃到”和“无法吃到”作为划分或作为代价的。

    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作者通过真实细致描写,将劳改营中每个人“吃”什么,以及怎么“吃”为细节,不动声色地把劳改营中各色人物以及他们所展示的人性生动地刻画出来。

    无论是除了配发的口粮,没有任何额外的食物的主人公舒霍夫,还是曾经与英国海军上将为友,戴了一辈子金色肩章,最终沦落为竟为能多喝一碗稀粥而感到“幸福”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无论是抢着“舔别人饭盆儿”,甚至连丢痰盂里的烟屁股也捞起来紧嘬两口的“胡狼”的费丘科夫,还是凭借着过去的导演地位,总可以收到寄来的装有“香肠、炼乳、方糖、熏鱼、腌板油、香喷喷的面包干、带香味的饼干”包裹,并以此贿赂看守的采扎尔,在这个多吃一口或少吃一口就可以直接关乎一个人生或死的特殊情境里,每一个人都把吃饭视为对生命膜拜的仪式,吃鱼时,会整条鱼吃得干干净净,鱼头、鱼尾、鱼鳞、鱼眼睛都不放过,当然,碗底也是刮得干干净净。即使是最简陋的食物,狼吞虎咽也是一种浪费;要“一小口一小口”地享受食物“带来一份满足的感觉”。为了多得一块面包或一盆汤,甚至会互相欺骗,互相出卖,大打出手。索尔仁尼琴后来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7章中更进一步地描述了这种“堕落的”“牲畜般的生活”:“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的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相互撕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人们还可以看到,在集中营里被坏血病折磨得的垂死者,这些人双腿浮肿,四肢着地爬着走路,脸上布满“带着比针尖儿还要小的黑紫色豌豆状的脓尖颗粒”,争抢这些垃圾,然后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洗净、煮熟、吃光。

    就是这仅有的一点点可怜的口粮,还要受到食堂主任、炊事员、理发员、会计、文化教育课教员这些寄生虫们的盘剥和侵占。

    在前苏联建立的劳改营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那些仇恨和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敌对分子”,以及各种作奸犯科的罪犯,通过强制性的劳动,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但是我们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劳动已经异化为一种惩罚,每天上工点名,必须要被搜身。囚衣底下不许穿老百姓的便衣,更不能偷偷把面包带在身上,因为这些都是为偷跑做准备。从宿舍到工地前要清点人数,进入工地后要清点人数,离开工地回宿舍时还要清点人数。就在索尔仁尼琴小说中描写的这天,一共四百六十三名囚犯进入工地,离开时,发现少了一个人,重新再清点,还是不够数。从上到下都慌了神,到处寻找,原来一个家伙在修护工场躲起来打瞌睡。这人被找出来后,人人喊打,为了他,每个人被剥夺了半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像平时一样,早晨5点钟便响起了起床的号令。”“舒霍夫从未睡过头,总是按起床的钟声起床。”“早晨6点半敲钟上工”,上级摊派活儿之后,一天的劳动就将正式开始。“到吃午饭的时候,还有5个钟头。”“冬季的劳动日是短促的,到晚上6点钟他们就要收工。”“日常生活除了劳动,就是一日三餐,以及晚点名。”“晚点名在9点钟。可10点钟以前从未点完过,有时要反复点上两三次。”

    对每一个囚犯而言,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也就是失去了时间的自由。无论是起床、睡觉、吃饭、劳动、甚至是说话、祈祷、思想,时间都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劳改营。因此,对于生活在劳改营中的人来说,时间不再是希望,不再有任何价值,它只是一片模糊的、无穷无尽的灰色,是一种无望无助的感觉。

    “犯人之中从来没有人看钟表,再说钟表对他们有什么用呢?犯人只需知道:是不是快到起床的时候了?离出工还有多少时间?离吃午饭和离熄灯还有多少时间?”“劳改营里的犯人只有吃早饭的10分钟、吃午饭的5分钟和吃晚饭的5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的。”在劳改营中只有在一日三顿饭加起来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囚犯们才感觉到是“为自己活着”。时间在囚犯们的眼中不再是计时的数字工具,而是变成了强制人的规定,并成为了对人的行动本身的强迫“程序”。

    当一个人的时间没有了希望和价值,那么他的人生还会有希望和价值吗?

    在劳改营中失去了时间自由,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空间自由。生存空间也仅限于宿舍、餐厅和工地。

    古拉格时间的这种异化恰恰是权力发挥作用的结果。在舒霍夫度过的这完整的一天中我们看到,作为队长的塔塔林可以随意临时增加舒霍夫的劳动时间,队长不仅可以决定一个队当天的劳动内容,监督劳动过程,而且对劳动结果也有严格的检查。犯人劳动“本身确有价值,但不是由于它是一种生产活动,而是由于它对人体机制具有作用。它是秩序和规律化的一个要素,通过它所提出的要求,它令人难以察觉地传递了一种严厉的权力。它使肉体屈从于有规律的运动;它排除骚动和涣散;它确立一种等级体系和一种监视。”当权力把这一切与时间紧密相联,变成一种让犯人们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变成了对犯人们的规训与惩罚时,人们还会对劳动有任何的敬畏和留恋吗?

    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对于时间的控制,因此开始痛恨时间,诅咒时间,巴不得时间大大地缩短,因为“那段时间是最难忍受的,黑暗、寒冷、飢饿,以及一整天的苦工。” 但他们可曾想到,如果真的能够缩短时间,自己不也就走向生命的终点了吗?(以上引号内文字均摘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有着相同劳改营苦难经历的沙拉莫夫认为,在劳改营中的劳动是摧残人性的劳动,是不道德的制度。他愤怒地揭露了集中营的“劳动是受人尊敬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英勇和英雄的事业”这一口号的欺骗性,指出那里的劳动不可能使人感到自豪,只能教人学会仇恨劳动。

    在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这部著作中,记载了前苏联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它是斯大林本着“劳动改造人”的理念,利用劳改犯建造的第一个大型工程,犯人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工作。至少有十二万名劳改犯参与了这项工程,官方正式记录的囚犯死亡人数约为一万二千人,而安妮•阿普尔鲍姆在书中披露的是“超过二万五千人,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因患病和事故而获释的人,他们在获释之后很快死亡。”对于这项工程,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这部书中写道:“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吞噬许多劳力和生命,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

    索尔仁尼琴还在这本书中专门描述了劳改营内的所谓“劳动改造”。在劳改营的管理人员的心中,只有恐怖才能管好劳改营,只有野蛮才能使囚犯接受劳动。劳改营中不仅劳动条件的恶劣,肿瘤到处扩散,而且还必须让劳改犯承受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苏联当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强迫犯人劳动,并且改造他们,而作者则以卡达尔、胡萨克等为例,证明了通过劳改营,他们什么也没学到,劳改营的劳动是“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恨的劳动”,简直“一文不值”。在劳改营中,人性都被扭曲,最纯洁的小姑娘变成了荡妇,活下来的只是那些冷酷无情、会溜须拍马、丢失良心的杂役工,如医生、厨工等。少年犯几天里就成了毫无道德观念的“野兽”,劳改营的文化教育员则是那些有多次前科的盗贼、骗子、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
    对于苏联极权统治下劳改营的黑暗、恐怖与罪恶,不止索尔仁尼琴这样披露,沙拉莫夫在《科马雷故事》中也揭露了劳改营的丑陋与阴暗:侮辱、折磨、摧残、饥饿、病魔、拷打、虐待、盘剥甚至枪杀,这些曾经出现在纳粹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古拉格的劳改营中也司空见惯。这样的苦难不仅仅降临在男囚犯身上,同样也会降临在女囚犯的身上,而且所经受的苦难日子更加不堪。她们同样被迫要求从事超出自己体能的重体力劳动,例如挖掘和伐木工作。许多不堪重负的妇女因为过度劳累和饥饿,导致了严重的阴道下垂。那些老弱病残的女人被活活饿死。不仅如此,女囚犯还要受到更加残忍的羞辱,对她们进行审讯时必须全身赤裸,轮奸只是家常便饭而已,稍有不从者便会被绑到森林里,然后让昆虫从把她们解决掉。更为残暴的是,有时她们还会被在下体插上管子,或者树枝……事后很多受害者都选择了自杀,比如上吊,割腕,吃土,等等。

    沙拉莫夫说:“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变得更好”。因为劳改营“在营造一个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国家的人心相背、相互仇视的精神空间,它不但摧残人的肉体,而且彻底毁灭他的心灵与道德。那里的人完全失去了社会属性和道德观念,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奴役之后变得凶恶、下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告密者和密探,人类自身自古以来最坏的东西全被他们继承,甚至来自人民的人和农民也不比知识分子更善良,在恶势力的迫害和同化下,他们已没有任何抗恶的能力,只能是恶上加恶。”劳改营不仅“成了现实罪恶世界的缩影”。而且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模具……是世界的临摹。”

    小说里既没有政治激情,道德劝诫,也没有心灵抚慰,但这是一个可怕的真实,而且这真实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作家的描写,让读者从内心感受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对人的压力,而且还有一种内在的、由于对生活绝望而产生出来的人性的卑贱。

    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真实的情节,不是在劳改营生活过的人是无法体味的,正如沙拉莫夫所讲的“所有的生活细节,具体过程,以及所有人物的举止言行都非常准确,但又非常新鲜别致,令人头晕目眩地那么新鲜别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圣经·罗马书》

    1961年苏共22大召开,会议号召继续与20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索尔仁尼琴开始考虑是不是把《854号犯人》手稿拿出来发表?对此他一直在犹豫。因为,在劳改营中的一切让他痛苦不堪,实在是被关怕了。

    索尔仁尼琴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45年的2月的一天,在东普鲁士前线,担任苏军后勤大尉的他被叫到了旅指挥部。进屋后,两名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人员饿虎扑食般地窜了出来,四只手死死地抓住他的双臂,随即二话不说干脆利落地撕掉了他军帽上的红星帽徽、军服上的肩章,然后厉声喝道:“你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是在他与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不指名地指责了斯大林和个人迷信。被捕之后就是直接送进劳改营,然后一呆就是8年。在此期间,妻子受到他的连累被莫斯科大学实验室解雇,后与他离婚。直到1953年2月,索尔仁尼琴才从劳改营中放了出来,发配到“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捷列克区当上了乡村教师。

    1957年2月6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决定,索尔仁尼琴同其他千千万万个被无辜镇压的人一样完全恢复了名誉。他搬到了梁赞与复婚的妻子一起生活。

    面对劫难,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消沉,只用了短短58天他便完成了《854号犯人》的初稿,并将这部小说辗转交到了《新世界》杂志社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手里。

    当拿到《854号犯人》这部书稿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异常兴奋,简直就是手不释卷,彻夜未眠,从晚上读到清晨。他当即决定在《新世界》杂志发表。不过,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小说的题名太过刺激,为了能够通有关部门的审查,特瓦尔多夫斯基建议索尔仁尼琴用小说中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名字做小说的题目,同时将里边的一些用词改得比较温和委婉与模棱两可一些。例如按照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的提议,文中提及斯大林时,可以换一个词。于是小说中便出现了“长胡子爸爸”。(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 孙超译 新星出版社 2016年8月 P12 )尽管如此,这部小说的出版还是坎坷不断。到底文章能不能发表,索尔仁尼琴把希望完全押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

    说起特瓦尔多夫斯基,此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至今在莫斯科的斯特拉斯特诺伊大街还树立着他的塑像,并且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大街。

    按照常理,索尔仁尼琴的期待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不仅担任苏联作协书记和《新世界》杂志主编,而且还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尤其是他与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关系甚好。

    仅举两例,据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己说,他出身于斯摩梭斯克州扎果村的一个农民兼铁匠的家庭。但在1954年苏共党员重新登记时,他偶然发现,自己的党员登记证上的“家庭出身”一栏上却填的是“富农”。在当时讲究阶级出身与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

    “十月革命”后,按照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运动。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共早期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为此宣称:“我们将领导着一亿苏维埃共和国居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前进。对其余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消灭他们。”当时的肃反委员会委员马丁・拉齐斯则更加恐怖地表示:“我们要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消灭掉”。他所指的消灭绝非是经济上或是思想上,而是肉体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确定谁是资产阶级,“应该给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属于哪个阶级,是什么出身、什么教育程度,从事什么职业”。拉齐斯认为,“正是这些问题应当决定嫌疑人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与本质。”可想而知,什么阶级出身,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会决定这个人的生死。

    事实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确实是个农民,而且还有铁匠的手艺,除了自己种地以外还给周围村庄的农户钉马掌。由于干活勤快,日子自然过得比常人要好一些。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苏维埃基层组织给他的父亲定为“富农”也不能算是冤假错案。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为人耿直,不屑于与农庄里的懒汉为伍,又不肯加入集体农庄组织,逃到顿巴斯去打零工,这可就犯了大忌。一则,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消灭富农”,二则,是要求每一个农户都必须无条件地加入集体农庄。因此,从这点来说,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家庭绝对能够影响其政治前途。于是,他坚决要求摘掉“富农子女”的帽子,把出身改成“农民”或是“铁匠”。

    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这个要求,区党委表示无能为力,申明权力所限无力更改。于是,他又找到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这个后来当了苏联文化部长的酒鬼,则跟他打起了官腔,说此事关系重大,她个人做不了主,需要请示。特瓦尔多夫斯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一赌气,干脆连党证也不领了,直接去找最高领导去了。

    赫鲁晓夫听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申述哈哈大笑,“党证填什么出身对于你就这么重要?”于是,抄起电话吩咐手下便把此事办了。

    还有一次,更能说明问题。1959年5月苏联政府召开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会议开始之前,赫鲁晓夫曾问特瓦尔多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吗?”

    赫的本意是让特瓦尔多夫斯基顺着自己的想法来贬低或是诋毁一下帕斯捷尔纳克。因为在此之前,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让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恰恰是被苏共主管意识形态部门定性为“诽谤苏联社会的毒草”。

    就在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不久,苏联《文学报》便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反动势力的挑战》的社论和一封读者来信,把《日瓦格医生》说成是一个“堕落的”诗人对“十月革命的中伤”和“对社会主义的诬蔑”。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些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走上了街头,高喊“将叛徒赶出苏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则发表了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文章,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

    就么这样一个在党和国家眼里的“坏人”,怎么能够是“伟大的诗人”呢?很显然,赫鲁晓夫故意这样问绝对是正话反说。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的是,特瓦尔多夫斯基非但没有就坡下驴,反而问赫鲁晓夫:“你认为我是伟大的诗人吗?”

    赫鲁晓夫不解其意,回答说:“是的。不但斯大林在世时认为你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我也认为你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

    这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十分谦卑的说:“那么,与帕斯捷尔纳克相比,我并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赫鲁晓夫这时才明白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用意。

    能够与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说话的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既然有这层关系,索尔仁尼琴自然满心指望能借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臂之力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

    每个人都凭荣誉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
    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索尔仁尼琴

    为了能尽快地让这部小说发表,特瓦尔多夫斯基又使用上屡试不爽的杀手锏,直接找赫鲁晓夫。

    书稿递到了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那里。据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列别捷夫回忆:当他为赫鲁晓夫朗读这部作品时,这位领导人听得很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嘴以示赞许。听到一半时,赫鲁晓夫觉得好东西应该分享,于是请来自己的好友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到列宁山的住处一起听自己的妻子朗读。

    不久,《新世界》编辑部突然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务必在第二天上午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样书交付中央,而且是23份。事出突然,编辑部措手不及。当时编辑部只存有三份书稿,现打印根本来不及。无奈之下,只好借助《消息报》紧急排印,将书稿拆分,让工人们分头排字,然后分别连夜校对,终于在凌晨装订好了样书清样,准时摆在了出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一度称为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委员们面前。

    对为什么放着导弹危机的大事不研究,而要在党的最高会议上讨论一部小说,苏共的最高领导人们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默不作声不予表态。为此,赫鲁晓夫有些忿忿然,拍着桌子:“你们根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说此番话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就在列别捷夫给他读完小说后,赫鲁晓夫私下说道:“把书印出来。他(指索尔仁尼琴)用事实印证了我在二十大上的讲话。让人们看看,劳改营里都干了什么。索尔仁尼琴是经历过这场悲剧的作家。他更值得信任。”

    为了能够使自己的想法取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赫鲁晓夫会前还给几位参会的政治局委员打电话预先交底,问他们是否知晓索尔仁尼琴这个作家,并交代说,会让他的助手列别捷夫把索尔仁尼琴的手稿打印出来给各位送去,以求得他们在会议上的支持。

    看到会场无人响应,赫鲁晓夫自然恼羞成怒。这也难怪赫鲁晓夫发飙,在苏共体制下运行权力,一般的潜规则是,一把手不能图穷匕见,需要权力的配角呼应,配角看主角的脸色,提出符合其心思与要求的方案或是提议,然后由主持会议的权力主角拍板决定。这样做既可以显示权力主角有民主作风;同时又显示了一把手的权威地位,更重要的是给圈里圈外的人一种印象,权力主角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程序。换句话说,实施权力的过程中,要“知其雄,守其雌”,权力主角不仅要善于隐藏,而且权力的运作方式也需要讲究策略,这样才能显示出权力的神秘与力量。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曾举例说明了权力的后台操纵与前台表演之间的关系,即“小会决定大事,大会决定小事”。德吉拉斯说,在铁托掌管南斯拉夫期间,凡是“重大的国家大事是在亲密的饭桌上、猎场上或两、三个人的密谈中决定的。党代表大会、政府会议或议会,其作用只不过是代为宣布或装饰门面而已。”

    一枪没响,臭火! 没关系,那就再换一把。从来不肯轻易服输的赫鲁晓夫又把这个议题第二次拿上了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还是如法炮制,要求参会者表态。会上仍就有不同意见,有的说这种书不宜出版,会使克格勃遭受打击。号称“灰衣教主”,苏联意识形态的大管家苏斯洛夫则直接挑战,认为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因为“书里说得太多了”。

    彼此意见相左,怎么办?官场的潜规则就是两头下注,以确保自己什么时候都永远正确。于是,政治局大多数人跟赫鲁晓夫玩起了官场上惯用的手法——打太极拳。赫鲁晓夫同志您不要着急,书,是可以出版的!接着话锋一转,但是,(请注意,往往发言者意思的重点就在这个“但是”的后面)要不要急于出版呢?是不是还得再考虑考虑,比如怎么出版和在什么地方出版。

    此言一出,赫鲁晓夫真火了,你们这是成心刁难呀!干脆赤膊上阵,再也不再提讨论能不能出书了,依仗自己党内一把手的地位,板着脸直接对列别捷夫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到印出来的书?”言下之意,什么“不要急于出版”,什么“怎么出版”和“在什么地方出版”,这些统统都是屁话!老子不再听你们瞎呛呛了,出书!这就么定了!(蓝英年:《那么近,那么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年5月 P65)

    可以看出,这本书的问世,已经不再是能否出版文艺作品的争论,而是上升成为了一个政治事件。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顶着极大的压力和风险揭露斯大林专制的黑暗和恐怖。为此,党内的反对声不断,给赫鲁晓夫推进各项改革造成了很大阻碍。为了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正确性,为了让受到斯大林迫害和打击的党内人士,特别是国内外知识分子更加坚定地支持自己的改革措施,需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的文艺作品推泼助澜。而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描写的“劳改营生活”,与赫鲁晓夫要揭露斯大林的专制恐怖“不谋而合”,于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文艺作品再一次成为了政治工具。可以说,索尔仁尼琴这部揭露苏联“劳改营生活”黑暗与罪恶的作品,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眼里就不再单单是一篇小说,而是变成了巩固自己地位、同领导集团中反对派进行斗争的一个砝码。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让作家得到了巨大的声誉,一时间索尔仁尼琴的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1962年12月17日,在苏联领导人会见文艺界人士时,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赞扬了索尔仁尼琴并亲自将他介绍给了大家,并以其惯有的坦率和粗俗的作风搂着他的肩膀表扬他。党内一把手的态度自然是风向标,索尔仁尼琴旋即被接纳为苏联官方作家协会的会员,尽管他当时并没有申请加入。

    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又一次接见中再次热情赞扬了《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在斯大林体制下,“恶确实胜利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我们自己身上。”这种“恶”通过索尔仁尼琴的描写,向一切善良的人们展示出它地狱般的真相。《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后来的《古拉格群岛》就像一副以毒攻毒的解药,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更加“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中这一段黑暗。

    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苏联的劳改营是一座双重体系管理下的社会缩影。一方面,有来自极权专制高压和斯大林的严酷无情;一方面,又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由于各种原因作奸犯科而被关押的囚犯的施暴本能,以及传承了千百年底层社会中的幽暗心理。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劳改营成为了一个藏污纳垢、迫害一切人(包括施虐者自己)的人间地狱。于是,在劳改营中你会看到一种外界难以想象的奇特现象:即政府与律贼是这里的双重统治者,古拉格制度下发生的种种罪孽,就是两种力量平衡之下的恶。

    在索尔仁尼琴的眼中,劳改营中施虐者所表现出来的贪欲、卑劣、下流、 残暴等等一切恶的基因,并非是人的本性对现代文明社会的颠覆,而是作为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个人,寄生在于国家机器的齿轮上所做出的本能反应。换句话说,作为单独的人而言,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下,他必须随着庞大的国家绞肉机的转动而转动,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要“倒转红轮”,那么就会被绞死在齿轮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艺作品,而是一把剖析苏联专制体制罪恶的手术刀。而那些那疯抢购买索尔仁尼琴小说的中央委员们真的喜欢阅读文艺作品?真的认同索尔仁尼琴小说中对劳改营的这种揭露?笔者以为即使含有这样的成分,也不构成他们抢购的主因,他们购买这部小说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出于对小说及作者的尊重,只不过是跟风而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同样一本书,不同的时间就有不同的命运。在1966年11月10日召开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便与自己的前任赫鲁晓夫掰上了手腕,声色俱厉地指责:“为什么没有人站在党的立场上批驳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书呢?”

    尽管这位总书记不好读书,尽管他把小说中的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当成了作者索尔仁尼琴,尽管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清楚早在两年前他也曾符合赫鲁晓夫吹捧过这部小说,可架不住人家现在是一把手,官场上讲究的就是“真理永远掌握在权力者手里”。于是一个个点头称是,顺着一把手的心思表态,开始愤填膺地对小说进行批判。索尔仁尼琴从“苏联英雄”一下子就变成了“苏联流氓”,并且立即被开除出作协。这一幕发生的情景简直与两年前一模一样,主角没变,仍旧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情景变了,完全是180度大转弯,上次是敲锣打鼓满脸赔笑地给抬进去,这次是口诛笔伐横眉立目地给撵出来。这脸,说变就变,一点不含糊!

    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对“非斯大林化”的改弦易辙,索尔仁尼琴的困境也日益加剧,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踪被监视,终于在1974年2月被苏联政府以“叛国者”的罪名驱逐出境。

    飞机降落到法兰克福机场,除了押解人员,索尔仁尼琴是唯一的乘客。当押解人员递给他500马克时,索尔仁尼琴还有些天真地问:“请问,这笔钱我应该还给谁?”“您不欠任何人的债,不必偿还了。”

    索尔仁尼琴就这样给打发了,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国外流亡生活。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不错,可倘若用黄油抹一抹,会更好的。
    ——赫鲁晓夫

    苏共20大至22大赫鲁晓夫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解冻”时期,允许刊苏联报刊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刊登文章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阴暗历史,允许苏联作家在一定范围内发表文艺作品对专制体制下的罪恶与丑陋进行鞭挞,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出于统治利益的需要,苏共领导层重新祭起了斯大林的亡灵,停止了这种揭露和批判,于是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和失忆”,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索尔仁尼琴这类作家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

    对于苏共领导层继续沿用的这套极权体制以及苏联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的生存状态,借用俄罗斯一句的谚语:“提旧事者失一目,忘旧事者失双目。”当政者所干的就是试图使老百姓忘掉过去,让人民群众集体失忆,目的是叫苏联人民全都变成目无事实的瞎子,跟着他们一道睁着眼说瞎话。对于这种现象,哈维尔进行了深刻剖析:“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转引自: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在1976年出版了他写的《俄国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他引用了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

    史密斯所引述的这位苏联科学家的话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信念。在一次小规模的聚会上,赫鲁晓夫当众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不错,可倘若用黄油抹一抹,会更好的。”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他们不仅是这样说,而且对自己所信仰的理论也完全采取实用主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1919年初,赫鲁晓夫的妻子叶夫罗西尼娅•伊万诺夫娜身患严重的伤寒病,在当时这可是不治之症。在前线与白军作战的赫鲁晓夫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到家后,结婚刚刚五年的妻子已弃他而去,撇下两个孩子,两岁半的尤莉娅和仅八个月的列昂尼德。25岁的赫鲁晓夫悲痛欲绝。按照当地习俗,是要把死者葬入教堂墓地。但是如何下葬确实给赫鲁晓夫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入党,并且担任红军的营政治委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是应该弃绝宗教的。怎么办?如何使自己的亡妻一方面按照风俗葬入墓地,不伤亲戚们的感情,另一方面又不能违背革命者的原则呢?赫鲁晓夫别出心裁,作了一件几十年后仍让家乡人啧啧称奇的事情——亡妻的灵柩没有经过教堂的大门却葬入了墓地——原来他叫人把灵柩从教堂的墙上递了过去。

    赫德里克•史密斯说,“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作为权力的掌控者从来都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与快感,享受着通过权力获得的社会声望、物质利益、金钱美女,从来没有将手中的权力看做是负担,总是它看成个人挣脱法制束缚的利刃。而一些对于权力不满,对权力不遗余力的攻击者,并非是为了制约权力,恰恰是因为手中缺少这把利刃,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恐怕更加变本加厉,穷凶极恶。鉴于此,人们常说,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话是不错。但是有谁认真想过,要依靠谁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运用什么手段才能把笼子外边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一要靠民*主,二要靠法治。民*主与法治的的基础,就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每个公民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了这些,空谈约束权力,不过是权力者对无权者空洞的许诺,不过是权力者为自己的独C和砖*制树立的漂亮招牌而已。

    既然“共产主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眼中成为“哄哄老百姓的空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喋喋不休长篇累牍地宣传这种“空话”呢?

    笔者以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合法性”;二是“衡量尺子”。

    首先是合法性的问题。一个自称是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奋斗终身的政党,必须要有一面旗帜才能够凝聚民心,使广大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一方面可以向全社会昭示自己崇高的价值感,以及所肩负的使命愿景,另一方面也将此作为一种政治优势和政治资源,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动员社会力量和整合社会资源,与自己的对手进行政治博弈。失去了这面旗帜,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优势与资源,失去了社会大多数的人心。而一旦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就丧失了执政的基础与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像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事实上在极*权体制下,苏联共产党手中的共产主义的旗帜早已黯然失色,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文化。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俄国人》一书里就曾详细地记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这种变化:全社会充斥着一种“枯朽般的不相信”(a dry rot of disbelief)。对于在极权专制下普遍存在“说一套做一套”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西方媒体将此称之为“硬纸板面孔”。这种“硬纸板面孔”已经成为苏联犬儒文化的特点,每个人都带着面具生活,都像都在参加一场化装舞会。就像《俄国人》书中讲的,史密斯所结识的一位苏联编辑私下对他说,“社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犬儒主义者对官方的宣传可以说一概不相信,但是这种不相信还要装出相信的样子,所以对什么也都必须装作相信,于是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索性不去管它相信还是不相信。总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硬纸板面孔”的犬儒主义者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带着面具,他们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取下面具,一般饭局上的玩笑和牢骚都有这样的交际功能。这使得原本以怀疑和不信任为特征的犬儒主义反倒成为一种人际联系方式,形成了一种有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

    前苏联有一种叫做“厨房文化”和“夜间人现象”,说的就是这情景。

    所谓“厨房文化”,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单位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针砭时弊,议论时政,畅所欲言,把平时压在心底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的真话讲出来。可以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所谓“夜间人现象”是指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绝大部分苏联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再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异议人士公开批判体制,而是充当了“夜间人”的角色,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发泄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苏联相当普遍,而这批人不少是当时苏共体制的官员,苏联社会的中坚人士。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精神和行为分裂的现象,也是僵化保守政治体制下造成的人格主动分裂。

    在《俄国人》书中,史密斯认识一位苏共少壮派官员,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私下里与朋友谈话中,他直言弊政,抨击腐败;公开场合他又为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私下里,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公开场合他又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而自鸣得意。

    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在这种僵化和保守体制下,“共产主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失去了党心、民心,尽管他们自己心中也已经不再相信,但是它仍被极权统治者奉为圭臬,究其另一个原因就是极权统治者把它看成手中的一个工具,用作衡量下属是否忠诚的尺子。

    既然是极权统治,那么权力规定真理然就是天经地义。那些代表官方意识形态核心思想,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或“某某主义”不仅上升为指导公众行为的真理,而且成为禁锢公民思想的统治工具,既不容许讨论,更不容许质疑,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作为体制内的成员,必须要与组织的口径保持一致。尽管极权统治的思想控制已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其实,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假话和谎言是说给那些不相信假话和谎言的人的。你可以不信,但绝对不许可不听、不宣传、或在行动上有任何厌烦与反对的表示。

    也就是说,尽管我心里不相信,但是表面上还要装作虔诚地相信,坚决地拥护,这既是下级对上级表示忠诚的一种态度,也是上级衡量下级是否忠诚的一把尺子。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官场,每一级官员都心知肚明:顺着领导的话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顺着说,肯定会有麻烦。看领导的脸色办事,未必就能得到相信,未必就能升职;但你不看领导脸色,领导肯定会给你颜色。既然上级领导要的不过是要摆出相信的样子,就不必在说真话、说实情上费心思。这种上下级之间的互不相信和互相欺骗的官场博弈,就形成了完全丧失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犬儒主义。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创始人雷昂哈特(后来逃到西方)曾经写道:“我常常看到,有些东德官员越是对党有疑惑,在同西方访客交谈时就越是做出立场坚定的样子,坚决捍卫党的路线。”

    实质上,无论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相互把对方当做傻瓜。极权统治的权威建立在受制者不相信,但又不能公开说出不相信的基础上。这种权威的建立,正如徐贲在“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这篇文章中所引用威柏(M·Weber)所言“因为统治者对于公开知识的垄断是得到受制者公开认可的。当然,受制者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只要没有人公开质疑这种垄断,它就无须提供说明,无须负任何责任。”因此上,这种上下的相互欺骗就成为令人奇怪的社会政治生态。

    赫鲁晓夫轰下台后,一把手换成了勃列日涅夫。每年的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勃列日涅夫按照惯例要上红场主席台进行检阅。有趣的是,每当节日前,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侍从总要打探“一把手”上主席台要穿什么衣服,系什么领带,以便“保持一致”。

    一次,在检阅台上,勃列日涅夫正与其他领导人相互寒暄,突然发现:“瞧,你们都戴上礼帽了,我还戴着皮帽呢!”四周马上一片附和之声:“没错,没错,主席台上冷着呢,还有风。”

    勃列日涅夫仍旧自说自话:“可你们都戴着礼帽,就我戴皮帽。”言外之意,你们都戴礼帽,我一个人戴皮帽,是不是叫外人看来觉得我弱不禁风呀!

    一时间,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勃列日涅转头一瞧,周围的变化叫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身边的同事们一个个也都换成了清一色的皮帽子。

    这到底变的是什么戏法呢?原来,为了预防万一,其他领导人的贴身警卫都准备了一顶皮帽随身携带,需要时拿出来一换就行了。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天气暖和时,勃列日涅夫头戴礼帽,于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也纷纷效仿,全都戴着一模一样的细毡礼帽登上主席台。

    官场上所有人都在逢场作戏,整个国家看上去依旧四平八稳,但社会却已经丧失了改变的希望与可能,为此许多俄国人产生了看破红尘的心态,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开始泛滥,”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能享受就多享受一点吧!”

    以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受主义为表象的犬儒精神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职务升迁、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为搞到一部新汽车、甚至仅仅为了获得一点点奖金——人们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开始沉默。

    如果说,一个人道德品质是依赖自身的道德认知能力,依赖个人的良心所维持;那么,而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则需要以法制和民主作为维持机制,以舆论自由作为保障基础,以传统文化作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一个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本质上就是一个缺少民主与法制,没有舆论自由保障,丢失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内在的运行逻辑就是谎言与虚伪、欺骗与暴戾。

    抛开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的内容的分析和理解,仅仅对围绕这部小说的出版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下的苏联一个侧面。

    赵刚,《独立作家》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随笔》《书屋》《经济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读者.原创》《杂文月刊》《南风窗》《散文》等报刊,并且在《中国经济时报》开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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