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八高官落马,制度和价值观双困局

出了这么多贪官,难道是他们有特殊腐败基因吗,当然不是
出了这么多贪官,难道是他们有特殊腐败基因吗,当然不是

青海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4月份还未结束,他已是今年以来第八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平均一个月两名。

高官纷纷落马,这一方面展示了国家当下反腐的雷厉风行,一方面也的确证明了官场腐败之严重。相信还有不少贪官会被陆续挖出,这是吏治之痛,也是中国社会全面治理之痛。

出了这么多贪官,难道是他们有特殊腐败基因吗,当然不是。中国以往对官员的监督体系出了大漏洞,我们未能编织一个严厉管束权力的制度笼子,这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建立制度的笼子因此成为当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然而这大概也不能说是问题的全部,如果官员们有捞钱的强烈愿望,社会上存在实际鼓励官员们“向钱看”的意识形态,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就都是脆弱的。制度只有与社会价值体系高度一致时才是强大的,否则制度的权威就会随时面临各种侵袭和挑战。

中国社会高度市场化了,在社会价值体系中,钱逐渐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人的成功与否,财富标准打败了其他标准。由于中国社会高度功利化,人们追求的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财富的吸引力受到进一步强化。

原有约束官员的价值观受到基层市场经济环境的强烈挤压,不仅一些官员动摇了,社会环境对那些价值的崇尚也极不稳定。一个人如果穷,社会就不会认为他成功,一个没钱的公职人员所受到的这种压力同其他人是一样的。

在金钱的打压下,社会价值体系的多样性难以伸展。有人公开说,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有的大学教授也公然对学生说到40岁时没有赚到4000万,就不要去见他。这些扭曲的成功观和幸福观不断扩大地盘。

中国必须形成强大的现代文化力量,对市场经济造成的金钱崇拜进行平衡、制约,使社会价值体系能够在思想上支持公职人员的廉洁奉公愿望。这种文化的力量和制度建设对接起来,才有可能实现廉洁时代的真正开启。

这些年社会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明星和富豪,他们占据了年轻人心目中偶像的大多数位置。与此同时,权力的光环对普通人来说在于它们显示个人成功以及被“私用”的价值,“为民”和“报国”的机会并非相当一部分舆论真正羡慕的东西。

中国必须实现价值观建设的突破,这是解决中国当下各种问题、包括建立廉洁政府的根,也是让我们大多数人能不被金钱所累,活得更轻松、更有幸福感的根。当连学者、作家的成功都要通过货币化的标准才能证明时,我们的很多美好目标都只能看得见,很难真正够得着。

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很多最困难的东西最后会落到文化层面。中国需要政治及文化理论的突破,需要官民在社会、文化等改革领域各自的建树。我们要致力于建立全社会除金钱以外的共同精神追求,它们的吸引力即使不如财富,也不能比后者差得太多。

西方在权力与金钱之间实现了合法的关联。富人当官,富而从政,在官员和高薪企业高管之间形成公开的旋转门规则,这些都为富人操纵国家和官员变现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认知和警觉,我们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廉洁价值观和实现方式,其中包括官员“不能贪,不敢贪”的震慑阻遏机制,以及“不想贪,不必贪”的必要保障机制。

价值观建设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业,也是中国改革最终形成强大惯性的关键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就不能是这个国家自己给自己挖的一个大坑,这最后要由社会的价值观面貌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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