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错误和经济学家的错误

拯救欧元的不是欧洲政治家们的雄才大略,相反,是他们的胆小怯懦。

  对欧洲联合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息。1991年冷战结束,就有人宣称欧盟该解甲归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新经济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在新潮人物看来,欧洲还固守区域主义,真是食古不化。1998年,施罗德当上了德国总理,科尔退出政治舞台,有人怀疑,像施罗德这样在二战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跟老一代相比(科尔的兄弟死于二战),对欧洲的黑暗历史一点都没有记忆,他们还会对欧洲的联合一往情深吗?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更是让欧洲的怀疑者欢喜雀跃,看起来,欧洲快要解体了。

  这些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每一次关于欧洲解体的预言都落空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国的奇迹是无法解释的:中国就像一个从来不听讲、从来不做家庭作业的孩子,考试的时候却总是考第一。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欧洲的赓续也是无法理解的:欧洲就像一个运气很背、但性格倔强的孩子,每次考试都考得很糟糕,总是徘徊在及格线上,但这么跌跌撞撞地一路走下来,居然没有留级、没有退学。公允地讲,欧洲也是个奇迹。

  远的不说,单讲欧元。欧元从诞生之时就是个怪胎。欧元的倡议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当时的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提出来的。恰好,有个古怪的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曾经思考过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一种货币的最优区域应该有多大?很多经济学家在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欧洲是否应该采用同一种货币。不用说也能猜得出来,大部分经济学家说不行,少数经济学家说能行。那些说能行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欧洲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们的理由是,即使条件不成熟,但货币统一之后欧洲的经济融合会加快,最终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这好比是说,孩子们本来达不到“三好学生”的标准,老师为了鼓励他们,每个人都给发小奖状,得了奖状之后,或许他们就有自信心,马上努力学习,最后就真成了三好生。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欧盟成立了,欧元的诞生亦在计划之中。各国政府一致同意,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发行统一货币。第一批欧元区国家应该包括哪些呢?在德国看来,应该主要是德国和德国的小伙伴们,最多再加上一个法国。但南欧国家却不干,大家都在聚义堂上,兄弟一场,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结果,第一批公布的成员国名单就有11个,后来PIIGS五国进来了四个: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2001年,希腊也补票上车了。

  原本以为加入欧元区需要一场选拔赛,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残酷的淘汰,才能进入欧元俱乐部。结果,欧元区不过是个健身房,你可以先入会,再考虑锻炼还是不锻炼。淘汰机制?哪一条写着呢,我们怎么没看到。

  1999年1月1日,欧元开始发行,先是在金融交易中使用,2002年欧元的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奇怪的是,欧元诞生的时候场面非常冷清,无人喝彩。没有人到场祝贺,没有激动的眼泪、温柔的拥抱、热情的亲吻。欧元好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从1992年到2002年,十年过去了,欧洲的政客们一茬换了一茬。当年对欧元鼎力支持的是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和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他们都是铁杆的欧洲联合派。到21世纪初,欧洲的领导人是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法国总理若斯潘和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他们对欧元都没有浓厚的兴趣。对他们而言,欧元就像是前妻带来的孩子,不欢迎吧,说不过去,但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又实在是装不出来。

  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曾经说,央行的雄心就是要让货币变得乏味。货币乏味的时候,恰恰意味着一切运转良好,一旦人人都开始关注货币,那肯定是因为出事了。问世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欧元始终是比较乏味的。但到2009年,突然爆发了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起源是刚刚上台的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上届政府隐瞒了财政亏空的实情。市场由此开始恐慌。其实,希腊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但由于欧洲各国争执不下,错失了救助的良机,危机开始蔓延到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后又传染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先是政府债务出了问题,接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银行业随之出现坏账。如今,好不容易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但欧洲的裂痕却在扩大:民众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其它国家的民众,更不信任经济学家。

  历史并没有结束,欧洲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尚有艰巨的工作要完成。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为什么总是出错呢?检查一下答题的过程,我们没有发现自己哪里有错啊。欧元的货币统一了,财政却各自为政,如果出现冲突,比如,假如金融市场停止购买政府债券,欧洲中央银行该怎么办?救还是不救?欧债危机之后,南欧国家确实陷入了绝境。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块头大,经得起折腾,但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怎么才能从债务的泥沼中走出来呢?要想还债,总得有经济增长吧。但希腊怎么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呢?它已经没有自己的货币了,自然不能让货币贬值;它也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一切都要听法兰克福的指挥;那么,用财政政策?它已经欠了一屁股债,怎么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呢?要不,结构性改革?这将意味着工人失业、工资降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哪个政治家敢这么干,不啻政治上的自杀。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我当时也信心十足地预言,希腊迟早要退出欧元区。

  欧元的设计的确有巨大的缺陷:欧债危机中,欧洲的领导人从未表现出过人的胆识;直到如今,欧洲也没有完全修复体制设计上的漏洞。错在欧元,不在经济学家啊,但为什么现实和我们的预测不一样呢?

  经济学家所受的训练强调的是“最优化”。这是一种机械工程师的思路。图纸上的设计必须精益求精;各个组件的功能配合必须严丝合缝;产品在出厂之前就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对错误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但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决策却并非如此。事后来看,经济学家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欧洲政治家们对欧元解体的恐惧。拯救欧元的不是欧洲政治家们的雄才大略,相反,是他们的胆小怯懦。欧洲联合的理念是从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的,惨痛的战争经历促使欧洲人抛弃前嫌,改弦更张。没有一个欧洲的领导人敢于承担让欧元解体的历史责任。在欧洲人看来,欧元的解体,就意味着欧洲联合寿终正寝。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潘多拉的盒子里是什么恶魔,谁也不敢去想,不敢去试。

  因此,政策决策的模式或许并非“最优化”。最重要的不是找到成功的最优路径,而是不要犯致命的错误。保命要紧。

  在确保不犯致命错误的前提下,政策决策的第二个原则是出现了问题就随时纠正。这是一种让机械工程师抓狂的思路。为什么不事先发现问题,做好预案准备呢?这不明明就是不作为的懒汉哲学吗?但如果你是一个电脑程序员,你会觉得这一模式再正常不过了。形势千变万化,风险层出不穷,你能够做的,就是随时发现漏洞,给原来的程序打补丁。这一思路其实更符合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认知模式。你可以把物种的进化视为一种“试错”的过程,先小心地试探一下,不行就赶紧调整。你也可以把人们的认知过程概括为“贝叶斯公式”:事先有个主观的先验概率,根据搜集到的信息,你可以不断地对原来的判断进行修正。说起中国的改革过程、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经常会有人嘲笑,这就是“蒙混过关”(muddlingthrough):或许,历史的本质就是蒙混过关。

  不要犯致命的错误,随时修正错误,这两条原则是政策决策的必须(must),如果能够更好一些,那就还要有第三条原则,即允许创新。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那么,能不能试试共同债券呢?欧洲的银行出了问题,那么,可不可以建立银行联盟呢?这第三条原则是附加题,是plus,但却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欧洲联合的设计师,法国政治家莫奈深谙个中真昧。他曾说,欧洲“将在危机中融合,将是应付危机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总和。”

作者: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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