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儒家思想当用吗

2013年11月26日上午,习近平参观孔子研究院
2013年11月26日上午,习近平参观孔子研究院

(文/齐义虎 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的《环球时报》8月13日发表著名民族主义代表学者王小东的文章《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是为了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今天的中国已经迫切需要一场“大讨论”,来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改革凝聚共识、指明方向。

经30多年探索与实践,中国的改革事业逐渐跨入深水区,已没有石头可摸了,亟需顶层设计的战略指导。王小东撰文称“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首先亮出左派的鲜明观点,从否定的角度触及这一话题。

在王小东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不能主导中国改革,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讲究尊卑长幼的儒家礼制,已不合乎平等、独立、自由的现代普世价值;二是在现代国际竞争的“大争之世”,儒家的保守性敌不过列强不择手段的进攻性,可与守成而难与进取。前者是对儒家之“体”——价值性的否定;后者是对儒家之“用”——有效性的否定。三言两语之间使儒家体用双废,可谓一招毙命。不过细想一下却未必如此,以上两点不惟不是儒家的致命缺点,或许恰是其克治中国乃至人类当下时弊的制胜法宝。

在中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现代派,二者共同尊奉自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立场,只不过在价值先后排序和实现手段上有所分歧。作为现代派,他们共享着对于传统的轻蔑立场:激进者要彻底打倒传统来为现代化开路,温和者也不过勉强承认传统曾有一点历史进步意义。

这种恃今傲古的片面性,造成现代派的思想盲区,他们只看到现代化的艳丽外表,却看不到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于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现代化不充分的结果;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非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死心。其深层次的思维根源,则是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从五四直到今天,现代派一直都在梦想“科学万能论下的民主乌托邦”,但这其实只是遥不可及的西洋幻境。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故反思改革必须从反思现代性的人类总体高度来展开,否则便无法把握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西方早已出现后现代主义,只不过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多是无力的哀叹和惆怅,缺乏积极有效的克治手段。面对现代性的迷思,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一样,都可以成为一种批判和矫正的力量。儒家以其几千年政教文明的深厚积淀,无疑具有担此重任的能力。

儒家思想不过日用伦常之道,但正因为其平常,才能超越时代、万古不变。故儒家思想不存在过时的问题,而是贯通古今、与时偕行。相比之下,现代普世价值好似一堆抽象空洞的华丽辞藻,悬浮于脑而未契乎心,看上去很美,实则既未造道遑论有德,不过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口号。

同样,所谓大争之世的国际竞争,是现代性极端扩张的一部分。王小东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说白了就是弃儒家而取法家。当年的秦国确实借助法家的改革,走上了横扫六国的统一伟业。但大秦帝国在短短的15年后,也与六国一样灰飞烟灭了。毁灭别人的力量同样能毁灭自己,古代的法家改革是这样,今天的现代化改革依旧如此。中国若欲和平崛起,需要学习的不是秦始皇而是周文王,这才是强而不霸的王者之道。

现代化本是为人服务的,反过来却成为一种异化人、裹挟人的力量,实在有违初衷。王先生一边主张平等、独立、自由的普世价值,一边却又偏爱法家争霸的富强之术,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凸显了其思想纠结,更反映了现代性内部的悖论和困境。

为了矫正现代化的弊病,应对不断恶化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趋势,使人类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在现代化之外还需要传统化的同时展开。传统化与现代化好比阴阳之和合化育万物,又如车之双轮互相平衡,保证人类的发展合乎中道而不偏于两端,在老路和邪路之外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当然,健康的传统化只能是儒家化而非法家化。

来源:原刊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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