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儒家价值是中国治理体系本源

如何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现代化?关键是价值自觉。具体而言,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须以儒家价值作为基础。

  政治须在特定价值框架中展开,否则就是野蛮的或毫无意义的;转型政治所追求之政制、社会治理体系,须有其稳定而获得普遍认可的价值基础,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国民认可,难以稳定而长久地运转。

  那么在中国,这个同时框定政治、规范政制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本来,这不成其为问题。自西汉董仲舒推明孔子之术、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度就是崇经、尊儒。其具体制度,由士大夫立足经义,因应时代变化,广泛运用各种知识,创制立法。历代制度不断变化,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中国之道常在常新。由此之故,历代所立之制,能长期稳定运转。

迄至晚清,士大夫依然立足经义,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因种种内部、外部偶然因素,导致此常态变法转型机制失灵。而有中国历史之歧出,外来意识形态蜂拥而至,轮番登场,争相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新翻建中国。

毫无疑问,面对全新的技术、生产方式,面对急剧扩大的开放世界,与弱肉强食的国家关系,中国当然要变,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与国家治理技术;中国也没有理由拒绝外部的宗教、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中国文明自诞生起,就有两项根本美德:好学、包容。中国因此成为这个世界上宗教、族群等方面多样性最为突出的、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但在多样性之中,有个发挥整合作用的内核;在高耸而敦厚的大厦之下,有个坚实而稳固的地基。这就是儒家价值。费孝通先生形容中华民族之格局为“多元一体”,“一体”就是儒家价值。没有儒家价值之整合、支撑,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必定解体,或不能形成良好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价值”一词不甚准确。孔子于中国古典文明陷入危机之时,删述六经。六经是中国之经,而不只是儒家之经。六经记录圣王之言、行、事、制,也就记录了中国人最初走过的路。中国之道在六经中。任何人欲在中国设计、构建良好制度,舍此道之外,别无他路。

现代亦不例外。过去百多年,国人尝试建立过各种现代制度,然而要么短命而消失,要么虽维持而不稳定。原因在于,精英缺乏道的自觉,一心服膺外人理念,试图照搬他家制度。这种做法,在没有文明历史的小型邦国,尚且不能成功,遑论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明根底的超大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诸多制度看起来现代,实与国民价值格格不入,甚至敌对,自然难维系。后发国家现代政治失败的根源,都在制度与价值的冲突。

今日全面改革欲成大功,精英首当转变心态:吾辈所努力者,不是所谓的现代治理体系在中国,而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治理体系,扎根于中国文明、体现中国之道、实现中国价值、反过来又由中国价值支撑之现代治理体系。它是现代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为此,必须从价值上、制度上恰当处理中西关系。正确的原则,无非是张之洞提出之“中体西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当保持开放态度,广泛学习、吸纳、消化外部各种有效的价值、制度。但前提是立定我之主体,而这主体是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之道、中国价值支撑的。换言之,中国精英须以中国价值涵摄外人价值,以实现中国价值之新生转进;以中国之道涵摄外人理论,以建立中国现代思想体系;基于这两者,消化外人创设之制度,同时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大胆自我创制,或可构建健全而稳定之中国现代治理体系。

作者:秋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又名姚中秋,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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