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大清媒体

日本人实拍甲午战争镜头
日本人实拍甲午战争镜头

说起甲午战争,人们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惨烈的中日海战,是民族英雄邓世昌与官兵一起驾驶“致远”舰撞向日本“吉野”舰,最终壮烈牺牲,英勇殉国的感人画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朝廷与民间的种种反应。人们不能释怀的是,中国的没落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作为大时代的瞭望者,媒体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却被无情地忽略。事实证明,媒体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舆论导向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是影响战争发展的重要因素。

大清时期的媒体,就是纯粹的报纸。没有广播电视,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是绝对的老大。鸦片战争后,上海率先开埠,现代意义的报纸正式出现。到甲午战争期间,上海的报纸已经非常发达,堪称全国媒体的风向标,比较知名的如《申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字林沪报》等。虽然甲午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各媒体均给予了高度关注,从时局分析、战况报道、时事评论,再到批评政府、建言献计,可谓是全方位的多面聚焦。具有浓郁家国情怀与理想主义的媒体人,在民族危难之际,以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积极呐喊,奋力鼓与呼,不仅提振了国人士气,还极大促进了民族觉醒。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大清的媒体缺乏国际视角与格局,并虚妄自大,盲目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甚至出现“笔杆子”欲指挥“枪杆子”的滑稽局面。

120年前的中国,沙俄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国人皆知,人们丝毫并未感觉到日本的蠢蠢欲动。就在甲午战争开战前的半年,朝鲜东学党起义后,《申报》以特有的政治敏锐向政府与国人发出了警示。1894年1月27日,刊发《闻朝鲜乱耗书后》一文,文中写道“日本人屡生觊觎,大有以琉球相待之意”。文章认为,日本人早有吞并朝鲜意图,似当年侵占琉球一样。此时的清政府,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企图借道朝鲜,侵略中国的野心。媒体有此远见卓识,一方面得益于作者对时局分析的判断能力,也得益于《申报》作为大报的地位。大报吸引高端人才,又有专门的国外新闻渠道。《申报》以政论见长,政治嗅觉灵敏,自然要高于其他报纸,如《字林沪报》直到5月底还没有搞清日本大幅增兵朝鲜的目的。

伴随甲午战争的开战,中国各大媒体纷纷开设专栏,密集报道战事。如“本馆接奉电音”、“政论”、“西电译要”、“窥日要言”等。由于清政府对媒体的几无管制,媒体言论很大胆,在战争期间,媒体可直接批评朝廷,以示监督。如北洋海军的建设问题,《字林沪报》在9月30日的文章中,直接批评通商大臣不敢申请造船,又抨击当权者认为造船是乱花钱的错误言论。10月5日,在清军陆地战场节节败退之际,更是痛斥指挥者无能,“于此可知诸统将之实无能焉”。

不仅敢于批评,媒体甚至大胆建言,要求光绪皇帝御驾亲征。乖乖,媒体的这种胆量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10月8日,《字林沪报》发文《恭拟圣主亲征议》,要求光绪效仿宋真宗亲征契丹。文章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便是,皇帝需御驾亲征,“亲统六师,东征日本”,甚至一鼓作气,直捣日本老巢。

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似刀。报人主笔多为文人,理想主义较重,以慷慨激昂的文字救亡图存也在情理之中。在甲午战败后,媒体更是发出了各种革新除弊,变法图强的声音。《新闻报》提出,应筑铁路、铸银钱、设邮政。同时,该报积极倡导向日本学习。“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大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

最重要一点,当时的报人就已经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认为中国必须在体制上彻底革新,“虽不能行民主之法,然君民共主之政似亦可以仿行,如设

立上下议院,听民间公举贤才,议论政事,多开报馆代陈民难。”《新闻报》甚至为此提出了具体操作办法,可谓煞费苦心。

应该说,在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大部分中国媒体坚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报纸的主笔都是中国人。但同时也暴露了媒体的一些弊病,诸如虚妄自大,盲目煽动民族情绪对立,甚至是发布假新闻,误导舆论。在甲午战争中扬名立万的《万国公报》则因是洋人主笔,西方观点较多而备受中国人质疑。

在甲午战争前,媒体同国人一样,根本没把日本放在眼里,认为日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而中国则是“天朝上国”。日本打中国犹如“螳臂当车”,中国打日本就是“泰山压卵”,这是国人的普遍认知。作为社会的精英,很多报人也持同样的观点。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进步被中国人赤果果地忽视,国人的虚妄自大可见一斑。而英国人同样忽悠了中国人,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提督琅威理就在《万国公报》的专访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

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激发了中国人盲目的爱国热情,各种愤青、各种“抗日”的呼声,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主战言论。在当时的氛围下,似乎国人打日本犹如“手撕鬼子”一般简单,殊不知这不是在横店影视城,而是与崛起的日本真刀真枪的血拼。当时的朝廷内,只有打过仗的李鸿章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有媒体甚至直接列出了作战计划。《字林沪报》在8月22日刊发《审机》一文中就提出,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瞧见没,这是真正的“笔杆子”指挥“枪杆子”,文人好战,而武将却不想打仗。

由于清政府拒绝了随军记者的申请,在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各大媒体只好通过朝廷内线、特约记者、外国译电等方式获取新闻源。在新闻时效上,则落后外国媒体很多,准确性也很难保证。“牙山大捷”就是让人贻笑大方的一条假新闻。

与中国媒体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本非常善于操控国际舆论,仅仅随军报道的日本媒体就多达几十家,一百多名记者活跃在战争一线。不仅如此,日本还发动各地日本大使撰文,在世界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为宣传日本正义的国家形象展开公关,甚至不惜贿赂路透社。令人沉重的是,翻开当年世界大报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几乎全是日本的声音。

甲午战争后的次年,李鸿章访问纽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报纸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中国的编辑们讲真话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的真实。对此,陈事美以为,媒体固然有责任,但中国自古就难有讲真话的环境,清政府难道不是满嘴谎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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