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在伊朗,躲起来看世界杯

“什么都是违法的,但我们什么都做。”米夏说,本着这条伊朗民间智慧,一定能找到大家一起看球的地方。今年世界杯,伊朗政府颁令,不准在公共场合“聚众围观”。“但是,大伙儿看球才带劲啊……”他一声叹息。

禁令也不算新鲜。伊朗政府一向强调公共场所纯洁,严防男女混杂。这次禁止围观世界杯,公开的理由是“男人看球会讲脏话”。一个女孩忿忿说:“为什么不禁止男人讲脏话,而是不准女孩看球呢?”足球在伊朗极受欢迎,但女人不得踏足体育场。2006年柏林银熊奖电影《越位女球迷》,讲的就是伊朗女孩穿男装混入看台的故事。

光是男的一起看球也不行。因为政府还担心聚众。伊朗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不违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情况下,公民享有和平集会和游行自由”,但事实上,只有反美或亲政府游行才获得许可。2009年“绿色革命”,400万人突然涌上街头,内贾德政府恐慌失措。欢庆时刻也要严防死守,本届世界杯伊朗队表现卖力,球迷上街庆祝,个别女孩突然扯掉头巾。

我投宿的朋友家,在德黑兰相对富裕的北区。有赛事的晚上,对面居民楼几乎每扇窗户都亮灯,但窗帘捂得严严实实。他们可能邀请了朋友,可能一大家子守在电视机前,甚至可能有酒。是的,在伊斯兰共和国能找到酒,不止一个伊朗人给我看过自酿伏特加或红酒,至少闻起来像那么回事。禁止什么,什么就越有吸引力,伊朗人把自酿酒比作美国禁酒时期的“月光威士忌”。

米夏是朋友的同事,通晓德黑兰地下生活。那天四分之一决赛,等他终于找到“秘密地点”,德国对法国赛事已经结束。米夏侦查了三个地方,才确认我们在市中心Avantscene café看荷兰对阵哥斯达黎加。

从城北搭车一路向南,首都德黑兰大路空荡,四下寂静。快到咖啡馆的时候,街上出现成队摩托车骑警。原来咖啡馆门前,正是2009年抗议内贾德选举舞弊、爆发“绿色革命”的主要街道之一。

(关闭三十多年的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作者供图)

Avantscene café,小型电影院兼咖啡厅。名字体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伊朗禁用英文名,媒体上也不准使用英文单词,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怎样翻译外来词。比如,“Pizza”改叫“有韧性的、有馅儿的饼”。可是拉丁字母对时髦小青年来说,意味着“洋气”,傲视土包。政府禁英文,这家咖啡馆就用法文,曲线救国。有家冰淇淋店,名叫Ice Pack,被斥“过分西化”勒令改名。店主居然从故纸堆中,翻出证据,Ice Pack谐音古波斯文“忧伤的青蛙”,保全了名字,还真用一只流泪青蛙做了商标。

(街头夜游的伊朗年轻人。作者供图)

从裹得严实、盯得紧密的街头,走进咖啡厅,眼前的情景,吓了我一跳:四五张长桌,火车厢式座位,男男女女紧挨着坐,少数勾肩搭臂。每一个都是可能被拖出去鞭挞,最轻坐监的啊!

我和米夏在靠窗小桌前坐下。两场比赛间隙,投影大屏幕正转播排球比赛。伊朗男排这两年势头强劲,迅速成为全国骄傲。开赛前,都要插播“国际地图上的伊朗”小片头。不幸,这一场 0比2负于葡萄牙。伊朗也有女排,但得不到任何企业赞助。

环顾左右,无人认真看球。玩手机,玩猜字游戏,我身后,一对情侣互喂意粉。女孩们的头巾,显然比街上又后退了几厘米。伊朗政府推广的标准头巾戴法,完全盖住头发,包括脖子和胸部。但年轻人常常额前多露一缕,染成金黄或棕红,从黑头巾底下夺目跃出,撩拨风纪警察的底线。最近,又出新花招,马尾扎到头顶,发卡垫高,头巾几乎就挂在马尾上,前边的头发空门大露,但“你不能说我没戴头巾”。警察不管,就流行开来,警察发威,往前拉一拉。姑娘们的日常抗争,就在两三厘米的头发上。

斜对面桌上的女孩,头巾歪到一边,露出发髻边一朵白花。她背对屏幕,跟三个男生坐在一起,调笑打闹。“我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男孩气的女孩,久了忘记性别,不过,漂亮女孩总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打量着那个女孩,微微有些脸红。

中间长桌,面对面坐的两个女孩,显然是谈话中心。两边男生也是造型各异:一个顶着非洲式爆炸头,茂盛得若无旁人。另一个留长发扎起小辫,在中国属于过时了的艺术家范儿。伊斯兰共和国对男生的禁忌是不准穿短裤,谢绝奇装异服,刺青要遮起来。这些发型,严格追究起来,也是政府眼里容不得的。

荷兰对哥斯达黎加终于开始。不一会儿,插播巴西风景——山顶巨型耶稣像。米夏笑着说,一定又是哪个疯狂女球迷。伊朗广电局延迟直播,审查每一个镜头,确保没有打扮出格或举止狂野的女球迷,污染伊朗观众纯真的眼睛和心灵。这一做法在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遭外国媒体广泛耻笑。伊朗广电局闻之足戒,每次转播留下一个女球迷镜头,呆坐或静思型的,堵住外媒之口。米夏是学电影的,说过去延迟直播5分钟才能掐画面,现在伊朗审查机构越来越娴熟,十秒足够把袒胸美女换成石雕耶稣。

上半场险象环生。人们放下手机,停了游戏,纷纷抬头,齐齐发出“哎呀——”、“哦——”。惊叹声像只气球,在人们头顶掂来掂去,此起彼伏。虽然伊朗队已经回家,伊朗人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球迷一样,仍有自己的心水。米夏自称“阿森纳脑残”,街上看见一个捡垃圾的孩子穿盗版阿森纳球衣,即刻冲上去掏钱。今晚他支持荷兰。

绿茵场上越来越紧张,屡屡射门不中。有人拍桌子,有人跺脚。投影屏幕照亮了所有仰起的脸,人们隔空搭腔:“不进吗?”“球门是不是太小了?”米夏和非洲头发现两人都支持荷兰,相互击掌。

中场休息,阿訇立刻接管屏幕,悠扬诵经。不相识的人们热络起来,头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过去坐。她叫达拉,从美国回来休假。咖啡馆是她朋友光头开的。问光头为什么敢“聚众观球”,他指指屏幕背后,角落里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头:“他负责跟警察搞关系。”咖啡馆惹过很多次麻烦,关门,抓人,久了,却打通警民关系,缴点保护费,互守默契。只要不太大声,不打开窗子,楼下警察装耳聋。但也不能太过分,比如女孩们头巾可以歪,但不能不戴。光头说这样的咖啡馆在德黑兰有上百家,但不是每一家都敢播世界杯。跟禁忌周旋,底线都是相互试探出来的。

座中许多人,特别是女孩,看起来不像球迷,干嘛冒着风险来看球?光头说,这是一年之中,唯一能够半夜不回家的时间,年轻人想尽办法在外头晃荡。前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讨好民众,斋月里两点就下班,也不搞夏令时,国家经济受损。现任总统鲁哈尼务实,照常五点下班,但允许营业场所开到凌晨四点,弥补斋月白天无生意的损失。“四点,刚好球赛结束,”光头挤挤眼睛,“明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逢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关键期,若鲁哈尼失败,强硬派又会占上风。

伊朗奉行经最高领袖“筛选”的民主选举,借此调整内外政策。狂人内贾德执政八年后,哈梅内伊允许保守派中相对温和的鲁哈尼参选。人们在同系保守阵营的三个候选人中选中了他。上台后,鲁哈尼释放与民间和解信号,比如恢复2009年示威学生的毕业证书,平复前任内贾德留下的伤害。

第三桌是德黑兰大学学生,学艺术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工商管理的,无一例外参加了2009年抗议。有的被抓被打,有的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他们说革命平息后,人心疲累,现在不大谈政治。萨满现在专注观念摄影,明天他的个人摄影展,就要在这个小电影院开幕。宣传单上的照片,关于防毒面具、断裂的身体、沼泽中的手臂,逼人的隔离与困惑。萨满说,在伊朗,“我们不说,只秀出来。”(we don’t say it, but show it)

中间戴绿头巾的女孩,把手机推到我面前:“这些更好。”一组人像艺术摄影,朦胧的,人体的,月光花瓣的。主角正是撒满身边披黑纱的女孩。她一点也不尴尬,说这些不能公开展出,也许私人展览上可以。她站起来的时候,衬衣塞在牛仔裤里面,完全不符合衣着“掩盖曲线”的最高指示。

(伊朗街头音乐人。公开演奏西方音乐也是非法的,音乐人常常跟警察猫捉老鼠。作者供图)

在一个处处禁忌的社会,年轻人怎样相互结识?“像这样的聚会,还有Facebook,”绿头巾女孩说。太多网站被屏蔽,但每个人都用VPN,每个人都会翻墙。年轻人也愿意到这家咖啡馆上网,因为普通人家里只能用拨号,政府限制网速在128kb 。

爆炸头也坐过来。他不止一次被警察拦下,以至发明标准回答。警察问:“干什么的?”答:“话剧演员。”“演什么?”“一棵树。”有次一个年轻警察跟他聊天,说不喜欢这份工作,一个月收入不到100美金。他也喜欢爆炸头。

扎小辫的是舞台剧导演。为这过时的艺术家发型,也蹲过几天监狱。这一年多气氛宽松,大家探头探脑,又不安分起来。最近他排了一出剧,按达拉的说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为伊斯兰政府严禁跳舞。小辫改了名字叫“韵律活动”,希望掩耳盗铃能通过审查。

伊朗改革派经济学家雷拉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政府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当人们发现,怎么戴头巾是反抗,上网翻墙是反抗,给女孩子拍照片是反抗,头发长一点是反抗,甚至看世界杯都是反抗,而反抗的代价,无非是罚钱、签字、一两天监狱,那么他们就习惯了反抗,越来越敢于挑衅权威。但等到政府察觉,也会猛然出手,重塑权威,就像2009年发生的那样:数十人被杀,几千人被捕。雷拉自己就参加了2009年抗争,鲁哈尼上台后刚刚获释。而运动领导人穆萨维,至今还在狱中。

像头巾、发型、聚众这些“秀出来”的反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刚刚完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那是一个全然封闭、严控的社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担任总统的拉夫桑加尼,被视为“伊朗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继任者哈塔米尝试政治改革,给民众更多自由。无奈美国压制政策不变,定义伊朗为“邪恶轴心”,对抗气氛中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内贾德执政头四年,伊朗人渐渐醒悟,这位总统对外骂骂咧咧,对内拿石油收入取悦穷人,破坏经济结构,通货膨胀严重。2009年很多人把票投给内贾德的对手穆萨维,但内贾德抢先宣布获胜,草率的选举结果激怒大众。

达拉游行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距离她五十米远的地方,脑袋被子弹射开花。她自己服刑六个月,出狱后远赴美国。在美国她竟怀念伊朗,“有时我甚至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

不知谁提到1998年世界杯伊朗2比1踢赢美国,咖啡厅里热闹议论。米夏说:“我还记得第一个射门得分的家伙,跑向镜头,眼泪狂飙……”然后又说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员上场,手腕上缠着绿丝带,象征支持总统候选人穆萨维。为什么伊朗的足球如此政治?应该说,政治高压锅里,一举一动无不政治。

下半场仍然激烈,互射点球的时候,咖啡厅里座位打乱,爆炸头挡在我前面, 米夏跟绿头巾的女孩为邻。小辫坐在地上。达拉站着抽烟。光头穿梭送咖啡。管得松些,生意也会好些。问萨满,看球会讲脏话吗?“不,有女士在身边,我自然会注意语言。”

聪明的管治,退出个人生活,但仍牢牢抓住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民怨。但问题是,私人与公共事务的领域,越来越交织,没有充分的自由,一切仍然无不政治。

(伊朗当代艺术馆罕见展出国王时期收藏的西方艺术。图为伊朗女性经过摄影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创作的玛莉莲·梦露画像前。作者供图)

比赛结束,荷兰支持者们高举双臂唱起歌来,光头提醒他们小声点。本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道别。达拉问我和米夏,你们明天有什么打算吗?听说当代艺术馆展出国王时期收藏,有梵高夏加尔达利,那是伊朗跟西方亲密的时代,王室买了许多西方艺术品。米夏一言不发,掏出手机,交给达拉按下号码。

到门口,女孩们各自整理头巾。街上的车,似乎比我来的时候更多了。

作者: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您可能还喜欢…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