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中国经济学教育只是西化不足

最近,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西方经济学太多,政治经济学太少。

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从大卫·休谟开始,亚当·斯密奠基,经过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世纪以后,现代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显而易见,经济学的源流,与中国、乃至东方几乎没有关系。

“经济”二字的来源也印证了这一点。“经济”二字,在中国古语做“经世济民”之意。在清末的时候,日本人学习西方文化,将economics译为“经济”,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个译法被中国所采用。

到了近代,经济学的汉语翻译,摇身一变,凭空多出西方二字加以限制。虽然通常认为,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属于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但它即便可以从古典经济学这个集合中单独列出,但仍然属于西方这个地域概念的集合。毕竟,马克思也是西方人,难道,马克思姓马名克思?

所以,从地域来看,世界上从来就只有经济学,而无东方与西方的经济学之分,对中国文化而言,经济学是一个完全的外来概念。把经济学标以西方二字,本身就是一种源于历史的偏见与有意识误导。

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对立在于,经济学认为,稀缺与效用产生价格,而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来源于劳动,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在不同的基础上,两者对于社会经济运行的解释,也尖锐对立。经济学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源于企业家才能,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不过,资本并不能自动的实现增值,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循环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企业家需要决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什么时候生产,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正是由于企业家才能,资本、劳动、技术这些要素才得以组织起来,生产才能进行,企业才会出现,就连在路边摆个贴膜的小地摊,实际也需企业家才能做出各种决策,承担各种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时下媒体中经常出现的斥责贴膜暴利、美甲店暴利的批评,正是源于对经济学常识的欠缺。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常常可以从简洁、明了的审美角度来判断科学理论的合理性。由这个角度来审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也不难发现它们的巨大区别。例如对于价格,经济学简单的明了的直指价格、而政治经济学中有价值概念,也有价格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再如劳动,经济学仅有一个价格概念,而政治经济学中,有劳动力、劳动、社会平均劳动等多个概念。其实,正是因为理论本身缺乏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才需要不断通过加入其他参数的办法来解决,而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往往是简单而美的。但即便是这样,政治经济学也未像经济学那样紧密的使用数学工具,发展出庞大的理论体系,指导人类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实践。

缺乏解释力的理论注定被人类文明抛弃。在当下全球经济运行中,税率、利率、汇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实实在在影响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趋势的经济政策实践都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调控手段,正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这既是中国经济内部稳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大环境下,趋利避害的现实要求。反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计划、指令、人为调配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全球宣告失败。

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竞争也是如此,那些懂经济学的学生,可以去做营销、做投资、做外贸、当公务员、进投行,而那些只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的,就只能进学校当老师了。所以,从根本上看,造成了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极大萎缩的,正是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实践的西化,或者更准确的说,正常化。

耐人寻味的是,也许正是因为批评者心知肚明,明白违背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呼吁,不过是螳臂挡车。所以,批评者批评的不是中国经济实践、经济政策中的西化现象,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指向“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现象”,认为:“经济学教育过度西化的最严重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以及对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崇拜,它极可能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实践,就是经济学的普遍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无视从微观到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成功实践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那就等同于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质上是在用前三十年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去否定后三十年的带领中国走向繁荣的经济学的市场经济。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授的牢骚、抱怨之言,变为公开文章的时候。这种呼吁的后果,就不再局限于“学术争抢预算”,而是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察。

在当下中国,市场经济虽然极大的取代了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仅仅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政治图腾被宣传,其背后鲜活、深刻的经济学思想,诸如企业家才能、产权等观念的传播却一直受到抑制。

建国以来前30年,经济学遭到全盘否定和批判,直到上世纪80年代,高等院校才引进经济学,但仍需打着批判的旗号,并冠以西方二字作为限定。即便在今天,虽然西方经济学在高校讲授,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剩余价值,仍然是对市场解释的官方话语。群众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然是剩余价值式的,而非企业家才能式的。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人类长期发展中由经验而形成的习惯、道德、观念、习俗、礼貌。外在制度则是包含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社会制度。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与内在制度互补,比如,司法系统是否和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习俗相适应。所以,社会的法律、政治制度的最根本根基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

现阶段的中国,存在着不正当的贫富分化,而剩余价值的概念必然把这一切指向企业家与资本,造成群众的不公平感,以及对市场、对资本的敌意,并滋养出仇恨、暴力,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的社会意识被刻意培育出来,进而滋养、支撑起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权力形态。

所以,深入到中小学生教科书中的价值观,会深刻的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下一个三十年,当现在的小学生,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后,他们对市场、对产权的看法,会从根本上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

其实,这无非是旧故事不断变化,继续上演。实际上,近代中国,正是剩余价值概念的流行,才支撑起当下干预市场,并在市场中变现,滋生贫富分化的权力,及其建立于其上的权贵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之“中体”与“市场经济”之“西用”的矛盾之中,露出权力自我滋养的阴森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批评经济学教育西化严重,其目的与作用,不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实践,从根本上讲,是在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式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基础的意识形态土壤——剩余价值观,已经岌岌可危,必须马上重视。”但是,这样的呼吁又会将中国引向何方呢?

所以,不管是从当下社会观念对微观经济现象的一些错误结论,还是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从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来看,经济学教育都不是西化过度了,而是西化不足。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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