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这个名头，有穿越时空的幽远，却又有近在眼前的质感。恍惚中，宛若又有了君临万国、睥睨天下之气势。但梦离现实路途遥远、隐患重重，惟有制度创新才能把我们送达彼岸。那时“中央帝国”才名副其实，但又不是那种“霸权”式帝国，不会让人压抑惊惧，而带有轻松谐谑意味，国人可为之自豪，外人亦坦然接受，那才是和平崛起的真义。
“中央帝国”的崛起抑或虚妄
文/马宇
“中央帝国”？这个名头，有穿越时空的幽远，却又有近在眼前的质感。恍惚中，宛若又有了君临万国、睥睨天下之气势。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否也时时梦回汉唐盛世，体味那万国来朝的尊崇？甚至，你还会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分享蒙古铁骑横略欧洲的荣光，全然忘了当时的中华也不过是被虐的一部分？
更切近的记忆，自然是因落后而挨打的，衰落后的中央之国几乎成了待宰的羔羊，列强分而食之，临近的俄罗斯、日本更是大快朵颐。及至“站起来了”，却又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一再折腾，把自己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俱往矣！且看今朝：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CP）公布了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各国GDP数据，结论赫然是：中国今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外媒因而惊呼：中央帝国归来！
这是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最新版本。其实，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最起码在十年前，就已经在谈论这个话题，而预测的超越时间，更是五花八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的是2016年—也是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预测的是2035年，是用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社科院预测的是2020年，是用经济增长率和汇率的可能变化计算；经济学家林毅夫预测的是2030年，条件是中国经济保持8%的年均增长率–说明林教授的数学还是不错的……
可见，中国超越美国，已是不争之论，区别只在具体时间而已。对于这样的结果，无论国际、国内，其实都颇为纠结。国际上多半 是嫉妒加担忧，从“中央帝国归来”的惊呼亦可见一斑；国内则多半表面淡定，内心喜狂，大有“翻身啦”扬眉吐气之快意。
有个小小细节颇值得玩味：虽然我国官方对于这个结论有些羞羞答答、不太情愿接受，国家统计局甚至“对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的一些方面持保留意见……不同意公布有关中国的主要结果”，但国家统计局实际“全面参与了2011年的ICP”，提供数据范围从2005年的11个城市扩大到了30个省区–哈哈！挺好玩儿的吧？
好歹，这也是咱们的成就不是？起码，咱们的腰杆硬了、底气足了不是？经济实力全球第一，怎么说也算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胜利呀！什么低调做人、韬光养晦云云，那都是积贫积弱之下无奈自嘲之托辞，真有了实力，咱干嘛不表现出来？富贵不还乡，宛如衣锦夜行；第一不称王，岂非糟蹋国力？即使不当“帝国”，“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名头顶着，日本、越南、菲律宾甚至原来当了140年老大的美国，再跟我们叫板也得掂量掂量不是？
但我依然觉得，其中大有可疑之处。倒不是外部忽悠“中国第一”是不是圈套、也不是国内低调、高调应付都不合适，而是“中国超美”这件事本身，都颇多疑问。无论购买力平价还是市场价值、经济增长率，各种预测分析方法都有显而易见的缺陷。比如众所周知的购买力平价典型例子的巨无霸指数，就明显偏颇：对于农产品便宜的国家，如美国、中国，那自然单位货币购买力高；而对于农产品昂贵的国家，如欧洲、日本，则显得单位货币购买力低。可在另外的某些商品上，情况可能又有变化，如考虑到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电信价格等等，还敢说人民币购买力高吗？就连ICP项目的负责人都坦承“PPP数值是基于研究人员的估算，而不是精确的测量……误差幅度大小取决于各参与经济体提供的价格和开支数据的可信度，以及选取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经济体的消费模式和价格水平”–以各位对我国统计数据的了解应可看出其中问题了吧？至于增长率、汇率变化等等，都预设了太多前提，但其中却又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如所谓的“假定今后多少年以8%速度增长”（谁敢保证一直这样增长而不会中断呢？以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个大概率事件），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数字游戏，算不上什么经济研究、预测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有着形形色色的预测，其中有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即使不能达到8%以上，也会保持在7%左右的较高水平，这样超过美国就必然会在2030年左右实现–中国政府也把保持这样的速度看作是最基本的，工作中心也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进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隐患重重，无论制度基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业结构、增长模式、市场秩序等等都存在着严重缺陷，很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甚至“崩溃”-即官方批驳的“唱衰中国论”。
本人作为经济政策研究人员，自然高度关注这样的问题，并且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曾经写过两篇小文，《中国经济崩溃？！》和《中国经济的黄金时期尚未到来》，表面看似乎矛盾，其实内在逻辑和观点是一致的，我的基本判断有几个：
1、中国经济确实隐患极大，可持续发展存在重大威胁，如果不能很好、尽快解决，很可能会中断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的发展进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危机。
2、我们躲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躲过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甚至在两次危机中我们还都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想想1997年后我国多次承诺人民币不贬值；2008年后则直接购买欧美日的国债），但从深层次看来，中国才是内在危机最严重的经济体！
李克强总理用“克强指数”来进行经济景气判断，而我自创了一个“一元指数”来进行经济前景判断。该指数包括两个基本指标：民营资本投资指数和跨国公司（鉴于某些原因，只包括欧美日跨国公司）投资指数。我认为，这是两个最敏感、最准确、最市场化的指标，从其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上能看出这些资本对于我国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强弱。虽然本人的“一元指数”尚停留在概念和理论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模型或定量分析，但从我实际调查研究的初步结果看，非常的（！）不容乐观。比如多半（国内外的调查数据基本都在70%左右）民营企业家的移民倾向；比如欧美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占我国吸收外资份额的大幅度下降（从30-40%下降到近年的13%左右）；比如欧美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欧美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的比重不到1%，日本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的比重仅在5%左右）；比如从民营投资到跨国公司投资都表现出“去实业化”的明显态势（外商投资制造业比重近年来降低了约30个百分点，民营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的案例近年来频繁见诸国内媒体）……如果这些市场化资本在中国市场的投机心加重、或者逃离中国市场，它们一定是发现或感觉到了什么？我在研究过程中，也确实感应到了某些征兆。
3、从中近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压力大，但从长期看，人民币贬值的危险大。这个时候才是进行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好时机（实际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那应是我国加入WTO后的那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否则等经济危机开始显现，人民币大幅甚至恶性贬值了再搞金融改革就来不及了。当然，由于我国的市场化经济力量与俄罗斯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人民币贬成卢布那样不可能，不会一美元兑几百、几千元人民币，但贬到一美元兑几十元人民币还是大有可能。
4、要想消除中国经济隐患，惟有进行制度创新或曰制度建设。如果用现行时髦政治话语说，也可以叫“全面深化改革”吧。当今世界，国际竞争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等方面，经济竞争中也有资本、技术、管理、市场、品牌等等要素，但归根到底，是制度竞争。决定国家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是制度。中国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再加一句话：制度熊熊一国。那些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或者落后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制度出了问题。我们改革开放前那么斗私批修闹革命，最后却差点把自己搞死；改革开放后35年经济增长率年均9.7%，不也是改革和开放（都是制度改造层面的）释放出了生产力？所以，习近平、李克强上台伊始即力推改革，并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经济中的制度隐患解决不了，别说什么创新国家、文化强国、增强软实力、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平正义……等等宏大梦想，就连基本的经济增长都会遭遇致命瓶颈。
5、改革不等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了。实际上，我们前些年的改革开放停滞乃至倒退，已经让我们错过了最好的改革开放时机。随着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坐大，全面深化改革难度也越来越大。但若抱着“拖的一时是一时”、得过且过的侥幸心理（最坏的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阴毒心理）迟滞或者延误改革，则等来的必然是经济危机！鉴于我国社保体系不健全、两极分化、仇官仇富心理强烈等因素存在，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就必然演变成社会危机，这可能是我国的经济危机和此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区别所在—那两次危机都没有带来当地全面的社会动乱甚至强化了国家凝聚力，如韩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导致相当一部分国民成为赤贫，那社会会动荡成什么样子？恐怕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
6、只有迈过了这个坎儿，我国才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前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成就斐然，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问题，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不能仅从增长角度说是“黄金时期”。解决了制度弊端以后，我们的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增长、和谐的增长，才会是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增长、有益于全球的增长。而我也赞成，到了那时，中国经济还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如20年左右，可以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顺理成章。
那时候，“中央帝国”的名头，才会名副其实，但又不是那种“霸权”式帝国，而是带有轻松谐谑的意味，对国人是一种自豪，对外人也不是压力更不是惊惧，国际上也乐见其成，最起码是坦然接受—这，才是和平崛起的真义。
（2014年5月20日）
作者：一元杂谭 ，马宇，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人员、时政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