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便战争 —— 从内地儿童香港街头便溺说起

我上中学的时候,嗜好找僻静无人处看书。让我不堪回首的是,校园内外几个心仪的地方,一片稀疏的小树林,四堵断墙围起来的供水池,一个背风的岩石角落,总有成群的苍蝇绕着几堆粪便欢舞。

当时学校新修了一座宽敞豪华、蹲位众多的公厕,从这些地方疾步赴厕,费时不会超过五分钟。从粪便的大小和形状看,排便者多为成人,而且并非腹泻患者。也就是说,到厕所排便,这些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图注:《香港约30人商场模仿幼童便溺 与内地游客互骂》新闻图片)

显然存在一种观念:排便无需上厕所。对于成人来说,有个遮掩已经足够。为什么在那些僻静处见不到儿童粪便呢?因为在这种观念中,遮掩对儿童纯属多余。直到今天,在一些乡村小学,老师还需要监督学生去厕所,而不是在操场边解便。至于婴幼儿,见到有人在客厅甚至餐桌旁为他们把便,你也不应该大惊小怪。

当然,随地大小便的儿童多为男孩。在大人的潜意识里,他们的生殖器被当作一种骄傲来展示。有意思的是,在最近发生的内地儿童在香港街头便溺的争论中,一开始便溺儿童被传为女孩,内地网民愤怒于隐私被拍摄;后来澄清为男孩,反诘纷纷变成:小男孩露出小鸡鸡有什么不文明的?

按下其中的社会性别话题不表。英国作家奈保尔在游记《幽暗国度》里,多次描写印度人喜欢随处大解。“通常他们蹲在铁路两旁,但兴致来时也会蹲在海滩、山坡、河岸和街头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拉将起来”(引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的中译本,译者李永平。下同)。他写道:

【在果亚,清晨时分,你也许会想出门走一走,沿着曼杜威河畔的回栏大道散步。往下一瞧,你却 看见距离路面六尺的水边,蹲着长长一排人影,乍看起来,就像一丛丛被浪潮冲刷到岸边的海草 似的。在这一点上,果亚的居民和古罗马帝国的公民看法一致: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从事这种 活动时,他们得蹲在一块儿,边拉边聊天。】

林兆华导演的话剧《厕所》,也再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大解在北京的社交功能。大幕一开,就看见一大排人蹲着边拉边聊天,不过那是在简陋的公厕里。

余华在小说《兄弟》的开头,描写在欲望的驱使下,粪便的恶臭可以被完全忽视。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江南小镇上的故事——

【那时候的公共厕所男女中间只是隔了一堵薄薄的墙,下面是空荡荡的男女共有的粪池,墙那边女人拉屎撒尿的声音是真真切切,把你撩拨的心驰神往,你就将头插了进去,那本来应该是你的屁股坐进去的地方,你欲火熊熊就把头插了进去,你的双手紧紧抓住木条,你的双腿和肚子紧紧夹住挡板,恶臭熏得你眼泪直流,粪蛆在你的四周胡乱爬动,你也毫不在乎,你的动作就像是游泳选手比赛时准备跳水的模样,你的头和身体插得越深,你看到的屁股面积也就越大。】

奈保尔的观察更加深刻。他指出,“印度人对这些随处蹲着大便的同胞,根本熟视无睹;他们甚至会板起面孔,义正词严地否认这些人的存在”,“他们自诩为全世界最清洁、最爱干净的民族”。受过英国教育、在南非生活了二十年的“圣雄”甘地,观察到出席重要政治会议的代表,在走廊上随便拉撒,从而看到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积弱不振,由此探讨整个社会的病根。然而,奈保尔说,“这个印度在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眼中,是不存在的。若想看到这样的印度,你必须具备西方人那种直接、单纯的眼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那所县城中学周围的僻静之处,少年的我对恶臭的粪便并非完全无视,但是也不像现在回想起来这般令人难以忍受。就那样背对着粪便,我读了若干文学名著,背了很多英语单词。现在的回忆比当时的感受更觉得恶心,是因为我接受了更多的城市文明规训,对过去进行了重新发现。

《幽暗国度》出版(1964年)之后,奈保尔对自己祖国人民排便习惯的记叙,遭到很多印度学者的反感。有学者认为他应该从中看到印度农业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中公共设施不足,而不是拿来做国民的性格分析。有位知名学者讽刺他说,“奈保尔对这一问题太过痴迷,让人怀疑他是否患有便秘。”

奈保尔津津乐道的西方人眼光,在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自然也会遭到无情的批判。其中对他最不客气的人,就是东方主义理论创建者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说:“奈保尔成功而生动地说明了一种西方的思想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就能够批评殖民地国家无条件获得的独立。他对后殖民地世界的宗教狂热、政治堕落与本性低劣的评级是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人对第三世界幻想破灭的一部分。”

也有人从相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为奈保尔辩解,认为他所描述的令人沮丧的第三世界,恰恰是前殖民帝国滥用权力的恶果,他们的贪婪和暴力摧毁了这些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参见方杰《创作·接受·批评——后殖民语境中的奈保尔》,《外语研究》2007年第5期)。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内地的看法与此类似。

或许我们可以给弗洛伊德的人格成长理论加上社会批判的视角。弗洛伊德认为两三岁孩童处于性欲的肛门期。这一时期的排便规训(potty training),影响人的一生。如果要求过严,就会形成肛门滞留型人格,特征是严谨、保守和吝啬;如果完全不管,就会形成肛门排泄型人格,慷慨、放纵且混乱。

按照弗洛伊德理论,葛朗台之所以成为守财奴,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被父母威胁不准在厕所外面撒一滴尿;刘志军等人之所以贪欲无度,原因很有可能是从小随地大小便。

香港和内地关于儿童街头便溺的对骂正在升级。有内地网民发帖《向香港的文明宣战》,呼吁内地人利用即将来临的五一假期,带着孩童到香港街头便溺,演绎名副其实的“黄金周”。

香港作家陶杰在一篇讽刺性评论中,将此对骂称作“粪战”,建议“香港人先自己带着子女,在街头撒尿拉粪,先熟习一下环境,迟一点大陆粪军到了,就习惯了”,“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反对‘粪便歧视’”。

不知道是否受此启发,部分香港人带着“粪便”道具进入尖沙咀海港城,高喊反对内地游客赴港口号之后,在商场内蹲下模拟幼童便溺,再次和内地游客对骂。另有香港人发动拍摄大军,准备在五一节期间曝光更多街头便溺行为。

《环球时报》愤怒地把表演便溺者称为“东欧社会里的‘光头党’,或者西欧社会里的‘新纳粹’”,认为“他们的行为却真正在香港的城市文明中‘拉了一地屎’,香港主流社会需要下些力气,才能擦掉它们,驱散这些屎尿散发出的骚臭”。

这场“粪战”让我想到日本AV片里的“黄金恋”(一种变态的色情行为),性爱方式就是相互舔食对方的大便,在食便中兴奋异常,直至高潮。如果能严肃看待这个联想的话,你会发现,有些情境下,“黄金恋”或者单相思式的“黄金恋”总是难以避免。

作者:西格,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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