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说是某科学院副研究员的孩子明年要上小学。孩子问：“我的幼儿班同学要上某某小学，为什么自己不能上？”他爸爸说：“穷，买不起那儿的房子。”孩子问：“你为什么穷？你不是天天上班吗？你懒吗？”
作为家长，谁都不想被自家孩子说是懒惰，尤其这个段子里被质问的家长是一位在科学院里上班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是一般市民倒也罢了，在国字头的科研机构里上班也买不起学区房，当然更能成为谈资。当然，它能够被广为传播，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它把房价、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等三个目前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要素都结合在一起。
学区划分，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近入学”问题——离哪个学校近就在哪里入学。但学校有三六九等之分，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学校——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就有一个可想而知的结果：家长对好学校趋之若鹜，而一般学校却门可罗雀。好学校永远是少数，在没有严格的分片入学制度下，学校和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就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媒体不时暴露的巨额“择校费”和中小学校长因为贪污择校费而入狱就是例证。
为什么近几年媒体报道中屡屡出现“天价学区房”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在过去，学区房的价值是隐性化。如上得知，以前并没有严格规定分片入学，很多人可以直接向学校缴纳“择校费”来获得入学资格，而有着特殊权力通道的则是可以“递条子”。“递条子”和“择校费”严重影响了学生公平入学的机会，于是近年来，划分学区就近入学就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推的工作。就此而言，“天价学区房”实际上是教育行政部门改革初见成效的标志，它在最大程度上消灭了择校腐败，使得住房成为衡量学生入学资格的唯一标准。
择校腐败消灭了，但大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却不会减少，而且好的学校并不会因为消灭腐败而增加。于是，消灭了隐性的“递条子”和“送票子”，“天价”学区房就出现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国家，好的学区往往意味着该地的房价会更贵。就此而言，中国的学区房现象也就不足为怪。
但天价的学区房实在太过于炫目，比如说几天前刚刚诞生的“新宇宙中心”——北京市西城区实验二小附近一套十多平米的住房以30万元每平米的价格转让。这种新闻一多，就有媒体会发出质疑之声，如果房子价格都这么高，普通百姓子弟的入学怎么解决？政府为什么不管管“天价学区房”？
于是，就有好事的地方政府试图平抑学区房——通过调整入学政策来整治学区房价格过高的现象。据《新闻晨报》报道，近日上海静安区颁布了《2014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了“从今年开始，区内各公办小学将开始建立对口入学新生数据库，本区内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这一规定旨在限制学区房频繁的转卖。
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样的调整旨在打击那些学区房的交易频次。但事实告诉我们，学区房的价格高，并不是因为交易频次过多而导致。首先，绝大多数业主都是在孩子小学毕业后才将房屋转卖，中途转卖的情况较少出现——因为卖了房子可能还会影响将来的“小升初”；其次，从经济账来算也是持有五年后再卖划算。假设一套400万元的非普通住宅，没满五年出售税费就要30多万元，而“满五唯一”则能少交一半费用。尽管在目前房价看涨的形势下，这笔费用往往是由买家承担，但几十万元的费用会影响房子的出手速度。
更有可能的是，这样的措施调整还有可能会让房价上涨。因为5年只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这意味着减少了学区房的供给，很多本来没有想买学区房的家长，也会加入这场房子争夺战中，万一将来那地方的房子被人占了怎么办？据说现在很多还未结婚的小情侣在看房时都要考虑学区问题。同样的一套房，对口入学机会的“满五唯一”之后，10年时间里就只能满足2个家庭的孩子入学，但是如果没有“满五唯一”，而是“满三唯一”，那就至少可以满足3个家庭的孩子入学。由于“满五唯一”减少了入学资格供给，那么就会以价格上涨的方式来体现稀缺。
难道“天价学区房”的问题真的无解？那倒未必。在我看来，中国学区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价格高——正如此前所言，全世界的学区房价格大都比较贵。但中国学区房的特殊之处在于，学区房的投入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但好处只给学区内的人所占享用；而在很多国家，学区房之所以贵，是因为学区的教育是由房产税来提供。换句话说，国外的学区是由房产所有人供养，而中国的学区则是由所有的纳税人所供养。一小部分人凭借区位获得了全体纳税人支付的教育资源，公众当然会有意见。
如何化解这种公共财政投入却由小部分人占有现象？发行学券制度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学区制度最为诟病的一点是入学选择权在学校，这样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有了寻租空间，而且还会因为各种因素而产生教育不均衡问题。众所周知，目前的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都是政府，而政府按照相关标准对学校进行投入。一般来说，投入多的学校其教学质量也会更高，而这种投入往往和历史因素有关。在此机制下，好学校可以因此吃老本，而年轻学校也很少有机会翻身——最终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好的越好、差的越差。
如果说教育也是一种消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消费的主动权并不在于消费者——家长和学生，而是在学校。尽管学校的经费最终是由家长们承担，但是在目前的拨款制度下，公立学校的经费是直接由学校拨给学校，根本不需要家长们的同意，更不要说家长的选择权了。对学校来说，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巴结教育主管部门保持拨款增长。
如果能够把教育的主导权从学校手中转移到家长那里，估计情况就会大不一样。1955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里首次提出把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从负责发放教育拨款的官僚手上释放出来。在他的设计中，家长会发获一批学券，自行选择学校，取得学券的学校将可凭此向政府拿取资源，以鼓励学校改善教学质素，并将选择权交回家长。
如果依照此实行学券制度，改变学校的拨款机制，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学区房现象。假设政府给每位适龄儿童颁发学券，学校凭借最终的入学人数——也就是学券的多少来向政府申请办学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学校就有激励来提高教学水平获得更多的学生认同。如果学生不满意学校的教学，就可以转入另外的学校：理论上任何一所学校都欢迎转学，因为越多的学生会给其带来更多的财政拨款，而那些学生过少的学校会因此而陷入破产。
在这种机制下，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和家长具有了选择权，学校失去了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之间争夺学券的竞争会在整体上提高教育水准，而不是通过官方的钦定来决定教育资源的投入。商品领域的消费者投票大规模地提高了商品品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竞争也整体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准。
一旦整体水准提高，那么也就不存在学区房现象。但问题是，我们愿意实行吗？当年弗里德曼提出学券制后遭到广泛争议，比如说有教师工会指控这是把教育商品化，影响教师铁饭碗，又认为该政策违宪，改革一直未能落实。为此弗里德曼还特意在1996年成立弗里德曼基金会，研究各地学券制成效，并向公众宣扬学券制的优点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天价学区房，那能不能试一试学券？有了学券制度，那位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再也不怕孩子说：“爸爸，你懒吗”，遭受质疑的可能是很多学校的老师：“老师，为什么我们的同学这么少？是你不用功吗？”
（原标题：《以学券来化解学区房》）
来源：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