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鸿:历代王朝如何选择政治副中心

保定将要成为政治副中心的消息被官方默认后,引起了该市新一轮的房地产热。房价在一个月之内涨了近40%,甚至出现了整栋楼被包圆儿的现象。这种政治副中心房价先行的情况引起了外界的诸多争议。而应该如何来看待一个政治副中心的确立,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止一个都城,那么这些政治副中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中国历史来看,一座成为政治副中心城市起码要具备这么几点要求:

其一,龙兴之地。最典型的例子是唐朝的北京并州太原府和北宋的南京应天府。

太原,又称晋阳,是唐高祖李渊和他三个儿子起兵之地。实际上,太原在隋炀帝时期就已经作为政治副中心而存在了。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担任太子之前的爵封晋王,其封地就在并州。杨广登基之后,李渊以唐国公的身份出任晋阳留守,并负责为隋炀帝建造晋阳行宫,由此可见晋阳在当时的地位已经非同一般。等到李渊父子建立了大唐,晋阳作为唐王朝的龙兴之地,被正式定位为唐王朝的北京,成为大唐帝国的政治副中心。

此后,太原这片龙兴之地便一发不可收拾。历史上以晋王登基做皇帝的人除杨广外,又有唐高宗李治、后唐庄宗李存勖和宋高宗赵光义等。因此,当宋高宗在攻打北汉都城的晋阳时,就曾火烧水灌晋阳城,将晋阳城化为一片焦土。为了钉死太原的龙脉,赵光义在重建太原府时,将太原的主街道统统修成了丁字路。于是,在今天的太原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只要太原一堵车,市民的抱怨便会直追一千多年。

北宋的南京应天府即是今天河南省商丘市。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距离都城最近的政治副中心,两地相距不过150多公里,快马一天便能往返一个来回。商丘作为北宋的政治副中心并非因为它离开封的距离近。而是因为,它是北宋的龙兴之地。商丘在宋朝以前被称为宋州。宋太祖赵匡胤在没当皇帝之前,曾是后周的归德节度使,治所就在宋州。后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江山,便以宋州的“宋”为国号。此后,他的侄子宋真宗以宋州为大宋的发祥地,升宋州为应天府,意为顺应天时,后又定为南京。由此,商丘便以龙兴之地成为了北宋的政治副中心。

其二,以前的旧都。以旧都成为政治副中心的城市主要有洛阳、开封、南京和沈阳。

洛阳成为政治副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在周朝,周天子拥有十四师的兵力,而一般的大国只有三个师,中等国二师,小国一师。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把都城建立在了西边的镐京,驻屯了八个师。而为了方便震慑东方各国,周武王以洛邑为成周,将其余六个师的兵力驻屯于此,成周便由此成为了周王朝的政治副中心。此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所杀,周平王东迁洛邑,这个昔日的副中心转正,成为了周王朝的正式都城。洛阳这座九朝古都的历史也由此发端。在其后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河洛王里一直成为这座城市的代名词,而洛阳的地位也一直在政治中心与副中心之间徘徊。隋唐两代,洛阳都曾经做过短暂的政治中心,直到北宋灭亡,洛阳作为副中心的历史才宣告完结。

开封作为政治副中心的历史主要在金王朝,金灭北宋之后,以北宋的都城东京为南京,又被称为汴京。因此,汴京作为开封的代称,只可能是出现在北宋灭亡之后。南京作为政治副中心的历史主要在明朝,而明朝的南京实际上是最完备的政治副中心。因为这里除了没有皇帝,其余的中央办事机构与北京无二。沈阳在清朝一直被称为盛京,是清王朝入关以前的首都。清朝入关之后,沈阳作为旧都以及祖宗陵寝所在之地,成为了清王朝的政治副中心。

其三,经济中心。以经济中心成为政治副中心的城市主要有隋朝的扬州和唐朝的成都。

扬州在隋朝又被称为江都。当年还是晋王的杨广在领兵灭掉陈朝时,就曾在这里担任过大总管。因此,杨广对于扬州的喜爱甚至超过了长安和洛阳。于是,杨广在登基之后便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目的就是要从洛阳到扬州去。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大运河的开凿,扬州的经济繁荣程度一度成为全国之冠,被誉为“全天下最好的州”。隋炀帝在位十三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扬州度过的,可见扬州作为大隋王朝的政治副中心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当然,隋炀帝对于扬州的眷恋,也最终导致了他身死国灭,“搏得雷塘半亩田”的凄惨下场。

成都是唐朝的南京,也是大唐帝国五京当中经济最好的地方,有着“扬一益二”之称。尽管诗人李白惊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在这片富饶的天府之国里,蜀地的商人们依靠水路和栈道开辟出了一条络绎不绝的商道,让成都成为了唐朝的富裕之都。当然,成都作为唐朝的政治副中心,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躲避战乱的作用。强盛的大唐王朝到了中后期国力异常衰弱,五个都城无一例外都被少数民族占领过。从安史之乱玄宗幸蜀开始,只要长安一旦危急,皇帝便定然要往成都跑,几乎形成了惯性。而成都更是以其经济地位,在唐宋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四,躲避战乱。以躲避战乱而成为政治副中心的城市以唐朝的西京凤翔和民国陪都重庆最为典型。

凤翔,即是今天属于宝鸡市的凤翔县,是古雍州的所在地。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引来善于吹箫的华山隐士箫史,知音相遇,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因此,唐朝定西京时便将此地更名为凤翔。之所以选择凤翔作为政治副中心,原因在于凤翔是当时的军事重镇。由于唐朝中晚期政局动荡,长安几度被少数民族攻占,因此,唐肃宗、唐德宗、唐僖宗、唐昭宗等都常常以凤翔作为避乱之地。于是,皇帝游幸之地,地位当然与其他城市不同,唐德宗时,便以凤翔为西京,并设立节度使镇守。同时,凤翔也是距离国都较近的副中心,距都城长安大约200多公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在此之前,国民政府便拟定以重庆为陪都,以空间换时间,继续抗战,将日军的战线拉长了近两千公里。重庆,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四川盆地的东部,滨临长江与嘉陵江,是川、黔、湘、鄂四省交界地,又有川滇公路与滇缅公路相连接,交通便利,利于物资集散调配和运送。此外,四川天府之国,粮食丰富,又是中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区,足以供养全国各地随政府迁来的民众。因此,以重庆为陪都,以西南大后方为保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因素来看,政治副中心的确立,不仅考量着一座城市的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这座城市的作用。抛开历史地位与迷信色彩,中国历代王朝对于政治副中心的选择,或许能为今日之事做一个历史的补充。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至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被侵华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沿长江节节败退至重庆。此后,重庆不仅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及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而且成为日军实施”以炸迫降”战略企图最主要的空袭目标。)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傅斯鸿,生长于川南,现居北京。职业撰稿人,历史写作者,凤凰网编辑,APP历史杂志《囧列传》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著作《从王建到孟昶——前后蜀的兴亡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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