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病逝。在病逝之前，乾隆一直是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太上皇，嘉庆帝某种意义上只是个吉祥物而已。
乾隆一死，最伤心的也许不是他的亲人，而是他最大的宠臣和珅。和珅的伤心，又毋宁说是恐惧更为准确。乾隆在世时，和珅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睥睨不可一世。《秦鬟楼谈录》记：“当珅出入宫中时，伺高宗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珅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曰上震怒某阿哥，当杖几十’。”嘉庆为皇子时，或也曾受辱，一朝嗣位，当然可能清算和珅。
令和珅感到安慰的是，在正月初三的哀诏中，他名列诸王之下的群臣之首，委办丧事。据说和珅为此“窃自喜依然如故”。
和珅不知道，就在此日，嘉庆急招68岁的安徽巡抚朱珪进京，又留用年近80岁的老臣刘墉在尚书房候命。朱珪乃是嘉庆帝的师傅，与和珅为政敌，因后者阻挠而未能出任大学士；刘墉也是和珅多年的反对者，以巧妙而率直的政事批评闻名于世。嘉庆对二者的重用，自有其深刻用心，只是和珅没机会闻弦歌而知雅意了。
正月初四，和珅被革职，同日嘉庆在一篇关于川楚白莲教事的上谕中，怒斥“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这时他还没具体点名。正月九日的一道上谕则明确说：“从前军营带兵各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虚报功级，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这是指名道姓要打老虎了。
有清一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完全解决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即是佐证之一），而乾嘉以降，民变迭兴，朝廷刚性维稳手段只有一种：镇压。所谓“有兵在”。以今日眼光来看，和珅尽管贪腐，仍可算朝廷的维稳功臣。但是，当这个维稳功臣本人也被皇帝视作相当危险的不稳定因素时，他就只能面临被清算的命运了。
正月初七，和珅被下狱严讯，口供呈嘉庆御览；京中家产被查抄；嫡亲被交宗人府严加看管。正月初十一日，嘉庆帝颁发上谕，初步公开和珅获罪原因。正月十六日，嘉庆帝再发上谕，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第十四至二十条是经济犯罪，其余多是犯上、弄权之罪。第三条罪较为特别，嘉庆斥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两天后，嘉庆加恩令和珅以自尽，后者在狱中上吊而死，传说留下绝命诗两首。其一曰：“夜色明如许，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累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清史名家王钟翰评论说，和珅工于诗事，又善绘画，非仅诵四子书之辈可比。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目睹和珅，说他英俊有宰相气度，举止潇洒，樽俎间交接从容，应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由此可知，和珅人品虽污浊，才能却未必如后世所脸谱化的那么不堪。
今人常津津乐道于和珅的巨贪，认为嘉庆搞他是窥其家产，其实并不准确。和珅的确贪污甚巨，但梁启超说其家产高达八亿两银子，并无可靠凭据。薛福成《庸盦笔记》中有和珅被抄家产清单，穷奢极侈，令人瞠目，却也未必是信史。依照清代官方档案记录，和珅虽是巨贪，但其所抄家产数目，与坊间传闻相较，不到十分之一。
在我看来，嘉庆要打和珅这个大老虎，主要考量有三，依其重要程度依次是：树立权威、归罪于人、遏制贪腐。至于罚没和珅家产使内府丰盈，不过是附带收获而已，非其主要目的。帝王行事自有其帝王逻辑，常人之市侩计算，未必符合其真实心思。
乾隆殁时，和珅是当朝一等忠襄公、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领侍卫大臣、步兵统领，同时兼吏、户、兵三部以及理藩院尚书，是集行政权、财权、兵权于一身的“政坛托拉斯”，有清一代，无人可比拟。嘉庆则始终活在高寿、强势的父皇阴影之下。嘉庆登基时已快40岁，却在上谕中要臣子“勿谓幼主可欺也”，还把这句话用朱笔圈出。这不是卖萌，而是对个人权威的极度不自信。刚即位的嘉庆，可谓弱君；专擅数十年的和珅，可谓强相。在中国皇权时代，皇权与相权既有分工合作、同舟共济的一面，又有折冲抗衡、此消彼长的一面。嘉庆继位，要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就非得把和珅这个大老虎打下去不可。
史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乾隆一朝是整个清代由盛转衰的拐点所在。嘉庆登基，面临的是一个棘手摊子：国家财政日益吃紧，官僚系统日益腐化，经济危机日益凸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繁荣力强的老大帝国，历经乾隆六十年，已如夕阳将坠。嘉庆虽无挥戈挽日之力，仍有振作复兴之思。要振兴，就得解决一个问题：国事如今种种破败不堪，是谁之责？不能归责，就很难带领臣子黎民走向复兴之路。最好的办法是将一切责任归于和珅，尽管这未必公允——毕竟，对国运之衰退，当是乾隆而非其任用的和珅负首责。但嘉庆怎么可能去谴责自己的老爸呢？这不符合孝道，也不符合帝王治术。嘉庆的大统乃是继承自乾隆，否定乾隆，也就否定了自己所承道统的合法性。嘉庆只能干倒和珅，并将政权的种种失败，悉数归罪于彼身。
嘉庆的又一个考量，是要借打和珅这个大老虎，来扭转其时已深入官僚系统骨髓的贪腐习气。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评论说:“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餐箪馈。”乾隆本人在晚年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腐败对帝国的侵蚀是巨大的，除了官僚机器运转越来越不灵外，还激起越来越汹涌的民怨，使社会处于如坐火山口般的不稳定状态。
遗憾的是，嘉庆借打击和珅而掀起的反腐运动，收效甚微。《清史稿》中有段话评乾隆反腐，其实也可移来评嘉庆反腐，其论曰：“高宗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乃营私玩法，前后相望，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抑以坐苞苴败者，亦或论才宥罪，执法未尝无挠欤！”
一切人治下的运动式反贪，终究会失败，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做自己的反对者。皇帝本人就享受了贪腐的种种好处（譬如说，和珅最大的贪污款项来自议罪银的办理，而议罪银的大部分，又是交入了皇帝的私人金库内务府；和珅另一个重大贪污来源则是置办、接纳贡品），其统治又必须依赖整个官僚集团，如同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他怎么可能真正肃清贪腐？法治不立，制度缺位，君主要想反腐倡廉，注定只是夸父追日，井中捉月，钻棉取火，缘木求鱼，Ransack a needle in a hay stack。
青年学者张宏杰通过一些细节敏锐地发现，嘉庆在晚年焦头烂额，帝王生涯对他来说，简直近乎于一种刑罚。嘉庆与一位衍圣公（孔子后人）对话，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一个帝王，却满口“亦不好”、“怎么好”、“真没法”、“了不得”，沮丧颓唐之态毕显。
现在看来，嘉庆即位之初的打老虎行动，虽成功干掉了和珅，但终归还是失败了。他所继承的皇权大统，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仁和才人龚自珍在嘉庆年间写的《尊隐》，再好不过地概括了这种失败，同时预言未来：“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剧照）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宋石男 专栏作家，西南民族大学教师，为《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现在《看天下》开有备受好评的“风物志”叙事专栏，在《南方都市报》开有个论专栏及历史评论专栏，在《新快报》开有“微言宋听”一周微博点评专栏。
来源：公众号“同舟共进杂志”（微信ID：tzgjmag）
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一种“议罪罚款”的制度，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上缴一部分“议罪银”便可免罪。这是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比如在《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候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开始施行时，主旨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儿“心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到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奴才李质颍谨奏，为仰恳圣恩，俯准宽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在这封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先后几次工作中出现失误，“情愿”上缴罚银，但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虽然此疏有哭穷的表演成分，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对谁都不是个小数，已完全超出受罚者应得的薪俸和养廉银的总和。这么多钱，已不仅仅是对官员的惩罚，而是刻意搜刮了。由惩治手段转换为敛财目的，称得上是遗患无穷。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罚，罚了再犯，千锤百炼。花钱免罪无疑是对罪恶的包庇与纵容，从而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猴年马月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皇帝精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到最后，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专替最高决策者搜刮，最高决策者成了罪恶之源。
说起来，“议罪银”也不是谁都能缴的，这还有个资格的问题，最起码得跟皇帝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者交情。皇帝恩典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实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层路线”，通过皇帝的大管家和珅来完成。和珅一辈子没做过地方官，没有在基层刮地皮的经历，却坐拥海量财富，是何原因？据靠谱的专家分析，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议罪银”的回扣或者是通过给皇帝和官员拉皮条得来。来看看和珅与其助手福长安给皇帝的一封奏疏：“查奇丰额于五德在织造任内纵容伊子，不行参奏一案，前奉谕旨，将奇丰额革职来京，交军机大臣究讯。兹奇丰额已于本日来到热河，臣等遵旨讯问。奇丰额伏地碰头跪称，我系内务府世仆，由刑部司员蒙恩补放道员，后擢藩臬两司，用至江苏巡抚，理宜倍加感激，于地方一切认真查办，乃五德在江苏织造任内纵容伊子永泰任意苛刻，以致胥役人员心怀抱怨，商贾观望不前，税银短绌，我于彼时不能即行参奏，仅令五德速遣伊子回京，直待降旨询问，始行奏出，实属糊涂荒谬，辜负委任。复蒙格外天恩，不即从重治罪，仅予革职，愧惧惭悚，无地自容。今情愿罚缴银四万两，并求转奏赏给苦差，以期稍赎前。”奇丰额包庇下属被追查，缴了四万两白银，希望免罪之外，还希望再给个官当，即所谓“赏给苦差”，并通过和珅给皇帝上奏。和珅在这中间能白替他传话吗？少给了都不行啊。而“英明”的乾隆皇帝只批示了三个字：“知道了”，其实就是认可了。
当时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对“议罪银”意见很大，上疏请求“永停此例”。乾隆虽然生气，但也不敢否认此事，便跟他讲道理：第一，奏请永停罚银之例，想法不错，这个值得肯定。第二，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且又非贪污受贿之罪（议罪罚银本来就会带动贪污，乾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若因此革职查办一时找不到替代者。从爱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罚款的方式进行薄惩。第三，罚缴的议罪银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第四，凡是贪纵营私的督抚均绳之以法了，从来没有以罚银幸免的人（全是睁眼说瞎话）。
尹壮图自然不服，继续上疏跟乾隆斗嘴。乾隆可不惯着他，不久就把他革职了。直到嘉庆皇帝主政，才恢复其职务，但“议罪银”造成的危害却再也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