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机农业教父”藤田和芳“——收获安全食品，需播种‘信任’”

南方周末：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化学农业把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不用这些的话，是否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

藤田和芳：从日本的经验看，已有很多替代的办法。比如农民会收集60公里范围内的人畜粪便，或是吃剩的食物，这些都可以发酵堆肥。针对病虫害问题，人们不再采用化学药剂，而是利用虫害的天敌，达到物理灭虫的效果。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轮作”，也就是在一块田上，轮换耕种不同的作物，这样可以有效对抗病虫害。这些方法都可以减少对化学农业的依赖。

南方周末：中国农村目前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他们能否掌握新的技术和理念？

藤田和芳：新技术并不耗费更多的体力，掌握知识也跟学历无关，最重要的是如何去传授这些知识。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5岁，同样存在老龄化问题，但是跟守护大地协会合作的农户中却不乏年轻人，因为他们在生态农业中看到了希望。目前我们在中国也开展了农产品养殖、种植培训，我的梦想是实现全家一起务农的“家庭农场模式”，并且真正在中国农村扎根。

南方周末：目前在中国一些地方，农民种两块田，一块给自己吃，另一块地的农产品卖给城里人。近年来中国也时兴有机农业，但是消费者仍会有疑问，是不是真的不用农药、化肥？

藤田和芳：从守护大地的经验看，种菜和卖菜并不难，投入心力最多的，是如何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到”的关系。我们会把消费者带到田地，去认识种菜的农民。消费者也尽可能创造机会，让农民能够走进城市的生活圈，于是农民的孩子跟消费者的孩子成为朋友，一些主妇也跟农妇建立了很私人的关系。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很容易被传播，主妇就会去跟她的朋友说，这家农户种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信任。

南方周末：但这种消费毕竟是小众的，比如我们在北京吃的都是山东的蔬菜，可是我们怎么能跟山东的生产者建立这种关系？

藤田和芳：当然即使在日本，如果是北海道出产的土豆，我们也很难把东京的消费者都带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另外也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针对农药残留的严格检测，同时要求农户建立详细的生产记录，每天种了什么，用了什么药。检查的时候，会把生产记录和库存做一个比较，这个数字必须是吻合，以防止造假。这些最终都会提供给消费者。

南方周末：守护大地协会也存在适当使用农药的“转换期中的农产品”，怎么确保这类农产品的安全？

藤田和芳：在日本，真正的有机食品只占农产品总量的0.13%，因为政府对有机认证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三年内，没有使用过任何农药和化肥。对农民来讲，他原来使用化肥农药，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为生态农业。于是我们设立了“转换期”的概念，比如原先用10种农药，那么转换过程中，先减到3种毒性较低的。这些也会如实地反映给消费者。消费者可能有两种反应，接受这种安全性的产品或者寻求价格较高的有机农产品。

南方周末：说到价格，中国超市里有机蔬菜非常贵，通常是普通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听说在日本这个差距并不大，这是为什么？

藤田和芳：就像你所说，在日本有机蔬菜只比非有机贵两三成。我不清楚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是怎么制定的。在日本，农民没有一夜致富的想法，收购方根据农户的情况，考虑用什么样的价格采购，能够维持农户第二年的再生产和一定的收益。最终价格只要消费者可以买得起就行。

南方周末：中国近年来频频出现镉超标大米，日本历史上也出现过镉污染引发的痛痛病、汞排放造成的水俣病，当外部环境比如水和土壤被污染，如何确保农产品安全？

藤田和芳：这些并非农业生产者能够改善和控制，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现在日本新澙的越光米非常有名，其实在三十多年前新澙也发生过重金属污染。当地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河流，于是农民就联合一些机构去找政府，如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必须让化工厂搬迁。包括2011年福岛核危机之后，当地农民也是深受其害的，一些没怎么受到污染的蔬菜，也因为消费者的恐慌而出现滞销，这些也同样需要依靠政府来帮助解决。

南方周末：但有时信息并不公开，比如今年山东个别地方出现剧毒农药污染的生姜，湖南一些地区发现了镉米，信息不透明导致当地农产品都滞销，此时政府要做什么呢？

藤田和芳：日本人很看重“风评”（风传的议论）。很多时候，一旦发生了不好的事件，企业或者政府首先想的是怎样去掩盖这个事，因为他害怕形成恐慌。实际上越这么做，就越容易造成恐慌。福岛核危机之后，确实很多消费者担心核污染，他们怀疑，守护大地协会如果继续销售东北地区的蔬菜，是不是安全？于是，协会就投了很多钱去做核辐射检测，把检测结果详细公布给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包括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学会如何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