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只有身体的代价能让我们彼此信任

360万年前的直立行走意义非凡,帮助我们厘清了不少问题。在找到相关的考古证据之前,很多学者以为,就时间的顺序而言,脑容量的增加先于直立行走,因而才是人类演化的关键,如今这样的观点已经修正。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演化的过程中,先起变化的是身体,它才是人类意识的前提。而它们之间的联系,离不开一种至关重要的“催化剂”——社会性。

究竟是何等的环境压力逼着人类远祖站起身来,很多情况仍属猜测,但是直立行走的优势与风险都一目了然。身处广袤草原,双足直立显然更易于寻找食物和水,以及提防掠食动物的伤害。它强化了行走奔跑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有人做过对比研究,双足行走的人类比四足着地的黑猩猩要少消耗三分之一的热能。直立行走还解放了上肢,使双手能够处理越来越精细的任务,从扔石块到比手势,从打造工具到涂抹艺术作品。这方面的能力,正是我们判断人类智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

可是,要达到直立行走的需要,身体的配置颇为局促。很显然,一切只能“因地制宜”。就像旧城改造,添置不了什么新材料。原来的弓形腿需拉直,膝盖骨要更大,承受重压的脊柱则要改成防震的S型,头颈相连的部位也得调整,这样当我们站立时目光才会朝向正前方;心肺功能必须加强,以配合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加耗能的大脑;胃肠的比例则需做出缩减,才符合能效;相应的,骨盆必须变宽变扁变结实。如此,臀关节才能更好地撑起我们的上半身,而它附着的大块肌肉,也才可以稳定身躯,以及牵扯双腿运动。

表面上相当合理的改造,代价却堪称高昂。静脉曲张、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颈椎病、背痛等等,这些生理疾痛还算小事,最大的问题在于生育。重新配置的骨盆使得女性的产道变短变窄,原本轻而易举的生产,现在做起来却十分危险。为了应对这种窘境,人类不得不采用提前生产的方式,让骨骼、神经、器官都远未成熟的婴儿早早来到世上。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类都是不足月的早产儿。对此,历史学家赫拉利(Yuval N.Harari)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大多数哺乳动物生产就像从窑中取出一件上釉的陶器,而人类完全不同,我们出生之时,犹如火炉里一团熔化的玻璃。极其惊人的可塑性勉强帮助人类越过了生死线,可是就算这样,百万年间,死于分娩的母子仍然无计其数。

惟有群居,脆弱的个体才有依靠,这既是人类的起源,同时也是社会的起源。抚养、保护和教育,没有群体之间的合作,单一生命活下来的机会太渺茫。考古学家检视远古人类的骸骨也发现,一些患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活到了不小的岁数。显然,他们离不开别人的照料。事实上,为了社会生活,人体内部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化配置。通过身体情绪的细化,合作意识的强化,演化出社会交往的行为模式,进而促使群体发展出类似家庭那样的社会单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移情能力、正义感与羞耻心、道德意识以及语言,无一不是身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对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反之亦然。一个由“曲木”构成的社会,也决计造就不了笔直的人性。心理学家阿历克斯•乔丹( Alex Jordan)就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他发现,当人们嗅到难闻的气味,看待道德问题的标准就会变得更严格。在回应社会议题时,刚刚洗手的人比不洗手的人更苛刻。如此奇怪的表现与大脑中一个叫岛叶(insula)的区域有关。岛叶位于大脑前部底层,属于皮质的一部分,原本是哺乳动物处理味觉信息的区域——鼻子和舌头获取的信息传到这里,动物靠它寻找正确的食物,远离危险的东西。然而人类对这个古老的食物审核中心进行了重新配置,赋予它新的任务。当我们觉得某人某事在道德上有疑问或瑕疵,行为上令人厌恶或反感,又或者看到不公正的现象,岛叶就会异常活跃。实际上很多社会情绪,包括羞耻、内疚、恶心、骄傲、补偿等等,都出自这一区域。

可见,身体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并不保证万事如意。在彼此的关系里,既有和谐,也不乏乖谬——关键因素乃是时间,如果从直立行走算起,直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处于狩猎-采集的生存状态长达数百万年,漫长的演化使得我们的身体与社会相对融洽。而人类步入农业社会的时间,最长不超过1.5万年,国家之类的社会结构6000年前才出现。至于对当代人类生活影响甚巨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则发生在几百年间。如此加速变动的社会,要身体在生理上,特别是基因层面上做出调整,实在太困难。

社会规模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漫长的狩猎-采集时期,社会多以血缘为纽带,人数少,规模小。同属一个社会的成员彼此熟悉,只要逃过野兽和外族的攻击,终其一生都与亲友相伴。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定居者的生活大不一样。粮食增加,营养单一;生育率上升,健康度下降;人口规模扩大,亲缘关系稀薄;社会更加复杂,身体与之的矛盾也愈发尖锐。有证据表明,农业社会的暴力程度远胜狩猎-采集社会,而工业社会的杀戮规模与动员水平更是有目共睹,难怪有人认为,所谓文明,其实就是一部身体与社会的冲突史。

那么,面对这样的冲突,身体如何调适?或者说,社会何以存在?老实说,迄今为止,没有标准答案。不过我认为,生物学家阿莫茨•扎哈维(Amotz Zahavi)提出的理论颇有启发性。这一见解应用广泛,故而名目繁多。有时它被称为累赘原理(Handicap Principle),也译作不利条件原理,或者昂贵信号假说(costly signalling hypothesis)。其实道理不复杂,概括起来就一句话:“风险越大,机会越多。”乍听起来,这话有些荒唐,但是现实世界为之提供了不少样本。

达尔文早在1871年发表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里就注意到,自然淘汰的机制与性选择的机制存在矛盾。譬如华丽的尾羽显然极大地增加了雄孔雀的生存风险,但是这个累赘之物在性选择的过程中却是一大优点——雌孔雀就爱它。动物学家还发现,雄狒狒也有类似的累赘行为,它们在危险的打斗中会随意搂住一只幼崽,单手与对手较量。南美卷尾猴的行为更加怪异,它们会把尖利的手指插进对方的眼眶,不管同伴如何痛苦,时间长达一小时。

累赘原理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之中,合作的收获有多大,背叛的风险就有多高。所以提前知晓合作对象的可靠程度,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非常重要。相较于那些代价便宜的合作信号,昂贵的合作信号更值得信任。便宜的信号很可能是伪装,因为随便一个个体都做得到。代价高昂的信号则不同,它需要发出信号的个体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因而更真实,更值得信赖。

显然,那些奢侈或炫耀、效率低下、充满危险与痛苦的身体行为都属于累赘行为,也是代价高昂的合作信号。动物使出它们,根本目的就在于测试社会联系的牢固程度。雌孔雀以此测试性关系,雄狒狒以此测试等级,卷尾猴以此测试同盟。

人类也是这么做的。在建立朋友关系、浪漫关系、同盟关系、商业关系等等社会联系时,判断一个同伴给出的承诺信息是否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对方施加一个高昂的代价,来评估对方“购买”这个代价的意愿。由于身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最常见的代价就是身体本身。古罗马的战士会彼此捏住对方的睾丸,来承诺对方不负生死,在公共法庭作证的男人则会抓住自己的睾丸发誓;即使有传染病菌的诸多危险,恋人之间仍旧坦然地深情长吻;匪徒用投名状的形式增强团伙的凝聚力,朋克则用文身的法子寻找彼此的认同;人们对身体的种种使用,总是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至于权力如何利用你我的身体来建构他们所欲求的社会,看看政治宣传画就明白了。

原标题《身体:必要的累赘》 文/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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