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家住燕郊北京上班 母亲连续4年帮排队等车

清晨6点,燕郊814路总站已经排起长队。
清晨6点,燕郊814路总站已经排起长队。
814路进站后队伍乱了,经常会因此发生争执。
814路进站后队伍乱了,经常会因此发生争执。
张红英(左三)帮女儿排队,并维持车站秩序。
张红英(左三)帮女儿排队,并维持车站秩序。
早点摊小贩将煎饼送到窗口。
早点摊小贩将煎饼送到窗口。

冰点特稿第920期

开往北京的814路公交

本报记者 王晶晶

河北小镇燕郊,被驶向北京的第一班公交车发动机吵醒了。

清晨5点半,路灯已熄,天还没亮透,814路早班车开始发车。张红英的手机闹钟也响了,54岁的她从床上爬起来,将前一晚泡好的黄豆倒进豆浆机,再把面包塞进烤箱,趁着机器工作的工夫,才去厕所洗了把脸,然后赶紧拎着保温杯,下楼排队。

814路是跨越北京城区和河北燕郊的9条主要公交线路之一,也是离张红英家最近的公交站点。每天早上,至少4000人挤在混合着肉夹馍和煎饼味道的814路车厢里,去北京上班。

这个数字是一位燕郊居民等车时“顺便”统计出来的——成功挤上一辆公交车最夸张时需要40分钟,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计算。

等车队伍最长时达到300米,但十几位老人总能站在队伍最前端。为了抢占这个有利的上车位置,他们天不亮就出门,可当公交车停在跟前时,这些人却又侧过身子,让后面的人先上。

他们在等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为了让儿女多睡十几分钟,能在上班的路上有个地方坐坐,这些老人提前到公交车站替儿女排队。

张红英就是其中一位母亲,她的女儿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外企上班。曾有媒体报道,这种每天早上跨省上班的人在燕郊至少有30万。而燕郊政府网上公布的人口数量是50万,这意味着每天早上这座小镇一下子空了一多半,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许多父母像张红英一样,举家迁徙到这个陌生的河北小镇,照顾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

“其实是一个人在北京上班,全家在为他服务。”一位替女儿排队的父亲说。

上班给北京纳税,晚上睡觉给河北纳税,天天四五个小时在路上跑,哪个父母能忍心

4月的清晨还有些微凉,张红英裹在蓝色防风衣里。她已经在这里帮女儿排了4年队,连814路的公交车司机都认识她,进站时隔着挡风玻璃朝她点点头。

“孩子太累了,来北京找个工作,没想到这么累。晚上加班到家就快12点了,我着急啊,这时间能睡够吗?”张红英的嗓门挺大,“你要给她排队呢,她就能多睡一会儿,要不上班也没精神啊。我多起来一会儿,就当锻炼身体,她能多睡半个小时呢。”

此时,31岁的女儿孙梦已经起来,正在家里享用母亲备好的早餐。孙梦大学时读的是日语专业,老家河北邯郸没有适合的工作,毕业后她进了北京一家日企。已经退休的张红英也跟了过来,照顾女儿起居。她们在北京租房,搬了三次家。孙梦决定,必须在30岁之前买房。

那是2009年,北京的房价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夸张,首付60多万元就可以在东四环附近买套还算不错的房子。但这对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她家拿不出这么多钱。

一天,在国贸地铁站附近,张红英接到一张小广告,上面写着首付10万元就能在距离北京30分钟车程的地方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个地方叫燕郊,天安门往东40多公里的一个河北省小镇,清朝皇帝拜谒东陵时的行宫所在地。

那时的燕郊还没有被密密麻麻的住宅楼占领,新开盘的小区对面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子地,柏油马路还没修好,张红英淌了一腿泥。不过,售楼小姐说,开往北京的814路公交车总站就设在小区门口,到时候上车就有座。张红英痛快地交了订金。

可售楼广告说的30分钟到北京,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想开车上班,先得摇到号吧,而且早高峰进京方向的高速公路在收费站就开始堵了。公交车倒是有专用车道,可人多车少,挤不上去,在车门那儿一“挂”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再碰上插队打架的,司机索性熄火不走了。

“这得什么时候走到头啊!”第一次看到814路车站前的长队,刚搬来的老梁简直“看不到希望了”。第二天,他就加入为孩子排队的阵营。“他们上班给北京纳税,晚上睡觉给河北纳税,天天让人家四五个小时在路上跑,哪个父母能忍心啊!我也分析过,家里稍微有点钱有点势力回去能安排工作的人,不会到这个大城市来做这种打拼的工作。”他说。

57岁的老梁老家在内蒙古赤峰,那是一个蓝天白云、街道整洁的全国卫生城市。为照顾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他卖了老家的房子,来到燕郊。“为了孩子,为了养老,没办法。来北京得坐一宿车,年轻时无所谓,硬座都能睡,老了以后睡不着,挺难受,还不如直接搬过来,照顾孩子。”他说。

女儿小梁9点上班,晚上加完班,已经错过了814路末班车,只能坐黑车回来。“真心疼,我只能帮她这么多了,也帮不了别的。”老梁说。每天早上6点,他就起床出门排队。

814路的终点站北京国贸,是通往河北燕郊的交通枢纽。但这并不是小梁的目的地,她还要再挤18分钟的一号线地铁。有一次,老梁去北京办事,和女儿一起走。公交车在国贸桥下停稳后,小梁说了句:“爸我先走了啊”,就朝地铁站跑。老梁一路追,使劲追,追到地下通道入口时还能看见个背影,但等他走下楼梯,女儿已经没影儿了。

“这‘跑班族’跑得可真够快啊!”他说着笑了起来。

张红英笑不出来。这些地铁里“拿着东西一边吃一边跑”的年轻人,她“看着就揪心”。“在北京打拼实在不容易。你看我姑娘,昨天到家都10点半了,也没吃饭,喝点水,喝点牛奶,就睡了。他们中午就休息一个小时,我让她带饭,就不用下去跑,还能休息一会儿。她不爱吃肉,我早上炒个菠菜鸡蛋,西葫芦,这配色多好啊,有黄有绿的。”她对自己的作品挺满意。

不跟父母在一起时,也很独立、强势,但跟父母在一起,就会不自然地有撒娇的感觉

燕郊的早高峰在6点半就到来了。红色摩的穿梭在街道上,几辆浅绿色的公交车堵在十字路口。黑车司机和早点摊儿的小贩一起霸占了最外面的车道,前者大声嚷嚷着“国贸国贸啦,十块十块,上车就走”,后者踮着脚把刚出炉的热煎饼举到公交车窗口。

节省排队时间的办法有很多种,但插队是这里的大忌。“傻逼!排队!”队伍里不时爆出一声怒吼,还曾有“火爆脾气”的东北邻居把插队者揪出来,摁在地上打到鼻子出血。司机看见也不吭声,打完了,人都坐稳再开车。

张红英看不下去了,“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姑娘眼看就要上班,时间就要误了”。她和几个排队的父母提议,别光给自己的孩子排队,顺便也维持一下秩序,不然谁都别想走。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只“志愿者”红袖箍,套在左胳膊上开始指挥,“一个跟一个,不要挤啊排队啊,还有座呢……好啦,司机师傅关门走啦。”

红袖箍是在北京国贸公交车站排队时别人给的。有一次,张红英想看看女儿回家时排队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我去北京玩啊,顺便去给你排个队。”她跟女儿说。下午5点半,张红英到达国贸桥下的814路公交车站,1小时40分钟后才排到最前面。她一边等女儿下班,一边帮忙维持秩序。

“你是志愿者?”站台上的“黄坎肩”问,还给了她一个红袖箍。

“算是吧,我在燕郊管着呢。”她笑笑说。

女儿孙梦起初并不希望母亲去排队,她说自己早起半小时就行了。“不行!”张红英坚决反对,“早起半个小时就睡不好,睡不好没法上班。我也习惯了,早起一会儿没事。再说,我白天还可以睡觉,你白天不能睡觉啊,我又不上班,就给你排着吧,你太辛苦了。”

反抗失败,孙梦只能给母亲多买些护膝和厚底的鞋子,保护她经常疼痛的膝盖。但是遇到下雨下雪或者母亲身体不舒服时,她会提前“警告”母亲:“你要是再去的话,以后我就一直不用你去排队了。”

张红英答应了。可第二天早上,如果不是真的病得起不来,她还是偷偷出门去。

“哪一个当妈的不心疼孩子啊!”62岁的山东人明阿姨站在队伍中苦笑着。她帮在商场工作的女儿排队,“小是不小了,20多岁了,但当妈的不放心啊。你想,要是没座,到那儿站一天多累啊。有时孩子来了,他们还不让进,说我们没排队,排的不是这个队。”她撇撇嘴说。

张红英和女儿也受过委屈。那天,孙梦像往常一样,挤进队伍,站在张红英前面。可后面的小伙子不干了。

“你为什么站我前边?”小伙子的声音很不客气。

“我妈帮我排队了。”孙梦回了他一句。

小伙子拽住孙梦的衣服,抬腿想给她一脚。孙梦闪开了,可站在旁边的张红英急了,她像母鸡一样张开双臂,把女儿扒拉到身后,堵住小伙子喊了一嗓子:“你打我吧!”

对着一个老太太,小伙子没敢再动手。车来了,孙梦被后面的人稀里糊涂地挤上去,可她越想越不对劲,“我妈怎么样了?我怕他回来打我妈!”

车开了一站地,孙梦从几乎没有缝隙的车厢里拼命挤出来,打车回814总站。可往常还会在车站维持秩序的母亲不见了,还没带手机。孙梦先去附近的菜市场找了一圈,没人;回家看看,也没人。她哭着打电话给亲戚:“我找不着我妈了!”

其实,张红英只是和孙梦走岔了。看见女儿站在楼下,她挺意外。

“他回来了没有?他上车走了没有?”孙梦迎上去问。

“我没事,他不打我。”张红英语气轻松地说。

这不是母亲第一次拦在孙梦身前。还有一次,母女俩正在小区里散步,一只大狗突然扑上来,孙梦下意识地往母亲身后躲。“哎呦,我妈就被咬了。”她带着哭腔说。

张红英的手被狗的牙齿刮破,孙梦直到现在还是很自责。“如果我跟我姥姥在一起,我就会站在她面前,但是跟我妈在一起的话,老觉得还是她在保护我。不跟父母在一起时,我也很独立,比较强势,但跟父母在一起,就会不自然地有撒娇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想,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我绝对不会让我妈拦着!”这个短发姑娘拿起桌子上的纸巾使劲抹走脸上滑过的眼泪,“我一定会打那狗!”

有时就恨自己,当父亲的没能耐

经过多年观察,张红英发现燕郊排队的父母分为三拨:最早一拨5点半就出现了,那是孩子上班特别早或者特别远的;接下来是包括她在内的“中班”父母,6点半左右开始排队,那是燕郊早上最喧嚣的时候;最后出现的“晚班”父母离开车站时已接近8点,燕郊即将恢复平静。

张红英到达车站时,60岁的辽宁人老包正往家里走。路上,他碰见刚出门的老蔡。“你今天不排队了?我那个已经上完了,走了。”戴着眼镜的老包站在路边,慢悠悠地说。

“不排,儿子出差了,不在家。”老蔡说。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不是电视报道,昆山去上海上班的,有地铁,比咱们这儿方便,我看那天报道的时候也挂了一句燕郊,是不是……”

“今年河北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治理污染,小企业关、停、转,估计涉及交通这块的少。”老包退休前是机关里的公务员,说起话来爱分析。

两年前,老包家在燕郊买了房,他和老伴从老家搬来照顾儿子起居。“我们这个年龄段,孩子就一个两个,儿女在哪儿落脚,父母也就跟着了。”老包说。

“你不得跟着照顾他嘛。”老蔡附和着。一年前,他和老伴离开河南开封老家,来这里照顾刚出生的孙子。早上,他出门排队,老伴留在家里做饭。

老伙计们凑在一起聊聊天,时间倒也过得快。虽然大家叫不上彼此的名字,但谁今天没来、谁搬到北京住、谁的儿子生了孙子、谁的老伴住院,都一清二楚。可是,如果熟人都走了,自己出门时又穿少了,站在那里就不怎么好受了。

“走了好几辆车了,一起的老头老太太都走了,人家孩子都来了咱的怎么还没来?”王立柱戴着鸭舌帽,搓着手说。他帮儿媳妇排队,“有一次等了40分钟她才出来,哎呦,哈哈哈,她没起来,又睡了几分钟”。

59岁的王立柱是黑龙江大庆人。2008年,小儿媳妇生了对龙凤胎,他跟单位请了10天假来北京。“人不就是这样吗,一有孙子,孙子什么样总得看看吧。到这一看,这俩孩子太好了,不能走了。”

王立柱的小儿子以前是水泥厂工人,下岗后和媳妇到了北京,他跑业务,媳妇在秀水商场里当导购。俩人在北京管庄附近租了间平房。王立柱觉得老换地方对孩子不好,他掏出积蓄,又向亲戚借了几万元,让小儿子在燕郊买房,装修完还没晾干,全家人就搬了进去。

每天早上5点,王立柱就睡不着了,他轻手轻脚地起来,烧开水、做早点,然后叫醒儿媳:“到点了,起来吧,吃饭了,我去排队。”

“爸你别走了,我站着去吧。”儿媳妇也劝过。

“你站着多累得慌啊,我排一会儿吧。”他饭也来不及吃就出门了。

王立柱的老伴几年前去世,几乎从来没抱过儿子的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一个哭,另一个也跟着哭,一个病,另一个也跟着病,医院的人都认识他了。等两个孩子病好了,王立柱也病了一场。

“现在习惯了,也不累了。刚开始累得我啊,我不干了,爱咋地咋地,把我累死了。可一寻思,儿子呀,也没办法。有时就恨自己,当父亲的没能耐,要是父亲是大款,给孩子几百万,买个大房子,雇个保姆,还用啥啊!咱没能耐,儿子也没啥能耐,有钱人都在北京买房了。”他叹着气,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显得有些驼背。

“爸!”一个扎着辫子的瘦高女子在背后叫他。听到这一声,王立柱精神了,脸上又有了笑模样。

儿媳妇来了,一天之中的第一项任务完成。他扬起手跟站在身边的张红英打了个招呼:“我先走了啊,回去送孙子上幼儿园。”

真的挺累的,不是来回跑得累,心累

今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一期节目报道了燕郊这些排队的老人。节目中有一位名叫秦桂珍的60岁老人,黑蒙蒙的天色中,她裹着羽绒服站在人群中,帮女婿排队,冻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挺辛苦的,从小上学的时候,家离学校二三十里地,半夜起来到学校七八点钟才能赶上上课,所以说他挺苦的,然后到这上班还这么苦,我就挺可怜他的,我就为他排队吧,让他多睡一会儿。”秦桂珍说。

“您眼睛没事吧?”记者问。

“没事……”秦桂珍抹了一下眼泪,盯着远处,探了一下身子,突然咧开嘴笑了,“俺家姑爷子来了!”

女婿肖枫在西北三环上班,814路到达终点站国贸后,他还要挤进一号线地铁,换乘四号线,出来后再坐几站公交车,每天上班路上就要花两个半小时。秦桂珍来燕郊照顾外孙,她看女婿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提出帮他排队。

有一天,秦桂珍慌慌张张地出门,到了车站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哎呀,是不是起晚了?”走回来看见小区门口的保安,一问才发现只有凌晨1点。原来,她的手机白天掉到地上,电池摔出来,闹钟时间弄错了。

在电视里看见丈母娘冻得眼泪都出来了,肖枫心里很愧疚。“挺不好意思的,毕竟她那么大岁数了,还要给我排队。我之前也没太注意,到那儿就上车。”秦桂珍倒觉得没什么,只是听见邻居说“哎呀,上电视了,你是名人了”时,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期节目播出后,网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看法。一位网友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高中时妈妈也是为了每天早上让我多睡会,都把牙膏挤好,早饭摆好,再趁我吃饭时下楼把自行车从车棚推出来。小时候不懂感恩啊,习以为常,现在想想天下父母都一样,不管孩子多大了,都愿意牺牲自己让他过好点。”

“你到高中还不能自理吗?”另一位网友在跟帖中反问。

现实中,张红英也遇到过类似的质疑。有一次,她在北京跟别人聊天,说起自己早上帮女儿排队,对方听了吃惊地问:“怎么还要给他们排队啊?”

“公交车人多啊,小区里住了10万人呢!”张红英大声解释,“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不知道这个情况,要是你们来了燕郊,儿子姑娘在北京上班,你们也会这样。我没法跟你们沟通,你们没看到这个情景。”

看见网上有人质疑这些年轻人,老梁也帮他们辩解:“有人说他们真享福啊,还让老爹给排队呢,岂不知道这老爹是自愿的啊!”

实际上,女儿小梁并不希望父亲帮自己排队。怕父亲在外面站的时间太长,小梁起床后在家里紧忙活,“还不如自己去站呢”。她曾经提出不在家里吃早点,就可以省下时间,可母亲不同意。

“她觉得我一天都不在家吃,吃不到炒菜,她早上炒菜给我吃你知道吗?”小梁瞪大眼睛说,“没办法啊,一定要吃,不然我妈白做了,如果吃得少,她又会说,你都没怎么吃!”

小梁今年27岁,她其实并不想在燕郊买房,“我自己在二环租房挺方便的”。现在,她下了班就得往回跑,坐上车还得给家里打个电话,要不然父母不放心。她考虑过回北京租房,但想了想,心里过意不去,“我爸妈在这儿,说白了无依无靠,背井离乡,如果我每天回来,即使我辛苦点儿,但他们会觉得一天能有个盼头”。

因为排队,她还和父亲吵过一架。有一次,老梁身体不舒服。“爸,你别起来别起来。”可父亲说自己没事,硬要出门去排队。小梁急了,“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你说你去了挺冷的,你这还难受着呢,我心里也难受啊。”

“有时候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考虑他们的心情。”偶尔,小梁也会跟别人抱怨一下,“我真的挺累的,不是我来回跑得累,我是心累。”

但这些话她从没对父亲说过。父亲前不久过生日,小梁买了台平板电脑送给他,父亲的微博也是她帮着给注册的。

孙梦的同事也曾劝她搬回北京住,但她不放心母亲,怕张红英一个人在家被推销的骗了,或者高血压犯了没人管。“毕竟我现在年纪还不是特别大,没有结婚,可以来回跑,以后牵绊的事情多了,想跑也没办法跑了。虽然我现在累一点,但是跟我妈在一起还是挺好的。”

为了姑娘就不累,为姑娘干什么就觉得,呀,特别有心劲

央视报道过后,张红英在车站见到过好几拨记者。就连来燕郊看房的北京中年妇女路过814路车站,都会敏感地掏出手机拍照,“就是这儿吧?都成一景了!”

“为什么你们最近对这个事这么上心?”张红英不明白。一名记者告诉她,可能是因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新闻,人们又想起这个已经发展多年的小镇。

如今,这里有北京百年小吃“小肠陈”,有酷似“必胜客”的“意萨欢乐餐厅”,还可以使用北京公司发的味多美、沃尔玛购物卡,看上去越来越像北京了。但人们留在燕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这里因此又被称为“睡城”。

周末,燕郊的年轻人多了起来。孙梦呆在家里,她不让张红英做饭,自己下厨做了个糖醋排骨。有时,她会带母亲去北京看电影,看芭蕾舞,或者带她去商场买衣服,然后再去肯德基里吃个圆筒冰激凌。

“她挺好的,老是给你惊喜。”张红英脸上露出笑意。“我过生日,她给我买项链,有珍珠的,有银的,有金的,还给我买玉手镯。”她一样一样数着,“我挺感动的,她休息时间不多,还来陪我。”

“她怎么没跟我这么说过。”听完记者转述,孙梦乐了,“我每次给她买,她都说不好,怕花钱。”

在这些排队的父母口中,孩子都是“懂事的”。来自东北的董阿姨说,一天晚上她回家,发现儿子已经把饭做好了,还喂到她嘴里,说了句:“妈妈,谢谢你。”

“北方男孩子一般不怎么说这些,我看他没咋说,眼泪就在眼圈里,没流下来。”董阿姨也哽咽了。

这些年来,燕郊的楼越盖越多,孙梦家对面新建起来的小区,马上就要交钥匙,上万人即将入住。这几天,连燕郊的黑车司机都在说,到时排队得多壮观,更上不去车了。

这里已经是个体型超大的小镇了,房地产广告牌刷上的最新口号是“低密度”。王立柱送孙子去幼儿园,发现一个班里有接近100个学生,老师都得用大喇叭上课。

为解决814路公交车的排队困境,老梁曾在网上给北京市长信箱写过信。为了让数据有说服力,他拿着工具尺,站在车站旁边量过:早高峰时一块地砖上最多能站两三个人,排队长龙在200-250米之间,乘客等候30-40分钟才能乘上车。

“我经常为女儿上班排队,深知在京城上班的燕郊人的苦楚……敬请北京市领导理解和可怜天下父母心。”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没想到,这封信真的起到了效果。没过多久,814路在早高峰期间缩短了发车间隔,增加了车次。老梁说,现在每个人排队的时间可以减少一半。最近,他又骑着自行车去燕郊火车站附近转悠,挺希望能开一班通往北京的通勤列车。

“这些‘跑班’的孩子,他们比我们还苦呢,我们那个时候身体累点,没有那么多压力,现在这些孩子的压力真是太多太多了。这是我自己孩子,那些也是孩子辈的人,哎呀我真替他们……”他没说下去。

张红英能为这些孩子们做的,就是继续留在车站维持秩序。她看见一辆车进站,就能知道这是多少座的,是大车还是小车,能装多少人。有一次下雨,她和几个母亲撑着伞站在车门口,给这些年轻人遮雨。第二天,年轻人买了豆浆、油条和包子,放在她的自行车车筐里。

“也有觉得特累的时候,但为了姑娘就不累,为姑娘干什么就觉得,呀,特别有心劲,心情挺好。”张红英说。她最着急的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你看,在这大城市打拼多不容易,连自己的个人问题都没时间解决。”聊天时没说几句,她就扯到这个话题上。

“您想给女儿找个什么样的?”记者问。

“在北京有房的。”她首先提了这么一个要求,“这样就不用排队了。”

早上7点左右,孙梦在车站前和母亲会合。她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不过两分多钟的时间,原本空荡荡的车厢就塞满了人。隔着玻璃,孙梦可以听到母亲在下面喊着“不要挤啊”。有时,个头儿不高的母亲会被后面包抄过来的插队者挤到人群中间。

车门“呲”地一声关上。张红英抬起头,发根露出一圈新生的白色,看起来很刺眼。814路出站了,车窗外,张红英冲女儿微微笑着。孙梦说,这是她最难受的时刻。

“她越笑,我越难受……”泪水漫上来,孙梦说不下去了。

但是,没有时间伤感。一天的征途刚刚开始,814路将向西行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北京。孙梦应该抓紧休息一会儿,终点站所在的那座巨大的城市里,还有一大堆公司报表等着她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孙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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