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学不能成为负能量(文学观象)

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阅读提示

●文学反映现实,不是客观物理再现,中间必然经过作家的主观选择、价值评判、风格着染,带有不可剔除的主观色彩。文学作品最终呈现出的能量是积极还是消极,不在于表现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作家本人

●文学是筑梦的事业。梦想不等于现实,也替代不了现实,现实可能依然难如人意。但是,有梦想就会诞生希望和力量,就会衍生出改变现实的动力。让梦想照亮现实,让梦想成为前行的灯塔。这样的文学,才是正能量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所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战胜了多少挑战?闯过了多少难关?经历了哪些艰辛和欢悦?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时代的史诗,而文学家的史诗却很难见到。时代需要史诗般的伟大作品,中国当下的文学亏欠了时代

●文学应该用伟大的思想和昂扬的激情提升、引领读者。这种提升和引领,也许没有幽默滑稽来得轻松愉快,但惟其如此,文学的意义才更加凸显,文学家的价值才得以呈现

●文学要“有补于世”“有辅于世”,要通过积极的反思与批判,对疗治社会、人心之偏失起到“针砭”“药石”的作用,从而“有补”于社会净化,“有辅”于全民族精神道德素质的提高

张江:在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文学从无到有,由粗入精,不断繁荣盛大。人类之所以创造文学,并在漫长历程中精心守候、戮力发展,在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境况下不弃不离,使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终成为体制完备的艺术门类,根本原因是什么?因为文学承载和传递了正能量。文学中的正能量催人奋进、引人向上,让人类得到心灵的净化、精神的陶冶,引领和推动人类自身及社会不断进步。这是文学社会学的基本常识,也是文学安身立命之本。时至今日,学科地位的固化和各种现实因素的诱惑,让许多人忘记了这个原点问题,一些作家热衷展示和传播各种消极因素,宣扬和纵容负能量,给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带来致命伤害。我们疑虑的是,人类创造文学本意是以此压抑自己,阴郁、沮丧、无望地度日吗?如果没有了正能量,人类还需要文学吗?文学还能够存在吗?

“负能量”在蔓延

高建平:应该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都在传递正能量。这些文学作品,读后给人温暖和教益,教人向上向善,让人即便身处逆境,也能感知光明,看到希望,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开拓未来的锐气。这就是文学的正能量。但有些作品正好相反。它们不是劝人向上向善,而是向下向恶,示人以卑劣、凶残、恶毒。这样的作品,不能激发力量、砥砺精神,反而消磨意志、诱人沉沦。人类本性中既有形而上的追求,也有形而下的趣味,正能量的文学点燃人类魂灵之辉光,负能量的文学则放大晦暗与低俗。正能量文学输出善意和力量,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时代进步;负能量文学释放毒素和阴霾,腐蚀世道人心,败坏社会风气。

当下,负能量在文学创作中大有蔓延之势,并幻化为各种形态。有人笃信文学就是写“自我”。于是在作品中将“自我”无限放大,而这个“自我”,又大多是一个对世界充满敌意的病态“自我”。个人的小挫折、小伤痛被夸张演绎成滔滔洪水,通篇都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对世界充满抱怨。有一些人将道听途说的各种负面新闻直接拼贴到作品中,极力渲染社会的冷漠和人的无助,宣泄颓废厌世的情绪。更有人以欣赏的笔调极写人性之恶,将人生描绘成一场人对人的战争。没有亲情友情,没有忠诚信任,只有尔虞我诈,轻至小聪明、小算计,重至巧设陷阱,害人为乐。

但颇为奇怪的是,这种传播负能量的文学眼下很有市场,甚至被一些作家、批评家追捧,冠之以深刻、真实、现代等溢美之词。而弘扬正能量的作品,反被斥为肤浅、俗套、过时。对于这种趋向,不能不引起重视。

表达取决于心态

张江:有人可能会说,负能量作品的出现,根源不在作家,而在社会。现实的种种不堪、沉重和丑恶现象,催生了文学中的负能量,毕竟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这种观点貌似有一定道理,仔细辨识就会发现问题。文学反映现实,不是客观物理再现,中间必然经过作家的主观选择、价值评判、风格着染,带有不可剔除的主观色彩。文学作品最终呈现出的能量是积极还是消极,不在于表现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作家本人。

陆建德:这种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我举个例子。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人所熟知。“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不可否认,这是一首好词,堪称上品。它借用比兴手法传达出的高洁志向和坚定信念也令人感佩。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词人眼中,风雨中的寒梅颇为苍凉、孤独、寂寞、愁苦,自悼自伤,格调悲怆。

同样是咏梅,同样的词牌,到了毛泽东的笔下,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气象。“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孤苦、哀怨、颓唐之气一扫而光,呈现出的是十足的乐观、积极、向上的格调,创造出一种新的景观与气象,令人叹为观止。

面对同一种事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是手法、技巧、艺术修养问题吗?不是。根本原因是创作者个人的心态、情怀和境界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一束寒梅,迎风绽放。陆游看到的是孤傲和悲怆,毛泽东看到的则是奉献和乐观。这就是作家主观情感的差异。在现实中也是如此。生活在同一空间,面对同一个世界,为什么有的作家笔下生机勃勃、阳光四射,而有的作家笔下却灰暗萧索、阴雨绵绵?一个人若心态失衡、境界狭仄,再美妙的现实在其眼中也暗淡无光;反之,心态积极、境界高远,即便身处逆境也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当然,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观点和心态看取世界的自由,也有表达自己对世界独特看法的权利。但是,一旦他成为一个作家,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再等同于常人。一定意义上说,作家是一个思想和情绪的发散场、辐射源,作家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读者,感染着千千万万的受众。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以塑造人的灵魂为职责的人,他创作的目的,到底是让人感受到光明和温暖,还是将人拉到阴暗处,让心灵变得狭仄和冷漠?答案不言而喻。

文学是筑梦的事业。梦想不等于现实,也替代不了现实,现实可能依然难如人意。但是,有梦想就会诞生希望和力量,就会衍生出改变现实的动力。让梦想照亮现实,让梦想成为前行的灯塔。这样的文学,才是正能量。

时代和文学都要“大叙事”

张江:这些年的文学理论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要解构“宏大叙事”。有人甚至抱定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宏大叙事”是落后的创作观念,“后现代”,“小叙事”,纤细的个体和自我才是文学的正宗。宏大叙事过时了吗?放眼时代,人类不断开创着伟大的事业,生活朝气蓬勃地前进,奋斗向上的精神演绎着宏伟阔大的生命。大江东去是生活的主流,承载着共生的世界和人生。文学不仅是欣赏和娱乐,它也要给人感奋和动力。“宏大叙事”不会过时,文学必须有史诗般的恢弘巨制。

刘跃进:生活是多样的,文学也是多样的。在文学中,既需要“小叙事”,也需要“大叙事”。“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是陶渊明眼中的美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是曹操心中的气魄。“杨柳岸,晓风残月”代表着一种思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又是一种心情。它们都是美的。但是,有没有境界和情怀的高低之分?很明显,曹操和苏东坡展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情怀,是奋斗的向上的不屈的精神和气概;陶渊明和柳永哀唱了个人与私我的愁绪,是落寞的慵散的无奈的叹息和伤感。

我坚持认为,文学要反映时代。时代需要宏大叙事。文学史上,无数文学作品,正因为反映了时代,才有了大的气象,才成为永不磨灭的经典。杜甫的诗,唱安史之乱前后盛唐社会盛极而衰的社会递变,由此有理由称为“诗史”;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关切百姓民生,细小处入笔,才拓出一番宏大气象。曹雪芹写的家族命运却与社会制度相联,笔触极深。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更是将自己的思考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民的命运极尽关注,他们的作品,贯穿着鲜明的时代意识,追随着民族解放的步伐和共和国的成长,教育了几代人,号召了几代人,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构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所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战胜了多少挑战?闯过了多少难关?经历了哪些艰辛和欢悦?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时代的史诗,而相应的文学家的史诗却很难见到。时代需要史诗般的伟大作品。中国当下的文学亏欠了时代。

崇高之美尤珍贵

张江:“宏大叙事”和美学的“崇高”联系在一起。这些年来,“崇高”之美在文学中日渐稀薄,文坛更多充斥的是调侃、反讽和“小清新”。我们主张风格的多样化,但是,刻意远离“崇高”,或者用“恶搞”替代“崇高”,最终导致“崇高”的消解,我们不赞成。

高建平: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的精神享受成为需要;社会包容度的增加,为纯娱乐作品提供了空间。市场中的低级趣味,让一些人为名为利趋之若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觉得今天的文学不需要崇高了,只要轻松幽默地制造快乐即可。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调侃、恶搞、戏说。

文学可以多样,也应该多样。百花齐放,就是作家艺术家挥洒各自的创意。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压力下,有些作品博人一笑,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或者来一点“鸡汤”,慰藉一下心灵,也是好事。但是,如果文学仅仅满足于轻松幽默,甚至油腔滑调,这个民族的文学将难有前途。当下有这样一种现象,从文学到影视,到戏剧和小品,只满足于笑。不要深刻的内容,不要精彩的故事,不要厚重的历史感,更不要高昂奋进的格调,只要搞笑就好。这就有问题了。本来,能让人笑是一种智慧,但如果失去内容,剩下的只有笑,那就变成一种傻乐。

在举世言欢、娱乐至上的时代,神圣而庄严的崇高之美尤为珍贵。在内涵上,崇高是一种伟大、雄浑、宏丽、非同凡俗的壮美。有人曾经提出崇高的五种构成要素,我们尤为看重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壮怀激烈的情感。这种思想和情感,超越日常生活维度,让人心灵获得强烈撞击和巨大震撼,内心升腾起庄严感和神圣感,精神世界由此得到提升。仅仅热衷于幽默滑稽,把文学视为休闲娱乐之物,对壮丽崇高避之弃之,这是对文学,也是对作家自己的矮化。文学创作应该关注读者需要,但不能一味取悦读者,甚至用低俗的搞笑和调侃迎合读者,文学更应该用伟大的思想和昂扬的激情提升、引领读者。这种提升和引领,也许没有幽默滑稽来得轻松愉快,但惟其如此,文学的意义才更加凸显,文学家的价值才得以呈现。

文学代变,崇高不能丢。不能用流气、痞气、匪气来解构崇高,不能用日常生活审美化来消解崇高。在中华民族传统中,也有刚、大、圣的概念,中华民族以此为最高的审美范畴。我们还是需要这样一种文学,它有震撼力,庄严而神圣,有敬畏之心。这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

积极的反思和批判也是正能量

张江:必须清楚一点,倡导文学要激发和传递正能量,绝不意味着要求文学只能“歌颂”和“赞美”,而消解文学应有的反思与批判功能。对社会和人生进行积极而尖锐的反思与批判,也是文学正能量。关键在于作家怎样反思和批判,目的是什么,落脚点在哪里。

党圣元: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提出“文学应该是正能量”这一命题时,可能会招来一种误解或者攻讦,以为这是一味粉饰、颂扬现实,否定文学反思、批判的功能。这是曲解。我们祈盼文学的正能量,包括文学对生活的积极反思和批判。文学表现“大我”,以宏大叙事产生震撼;文学营造“崇高”,以理想之美净化心灵。凡此种种,都应该而且必须包含着对历史和现实、对社会和人生做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积极的反思与批判是正能量。中国传统文论中有所谓“变风变雅”“美刺”“讽喻”“讽谏”“不平则鸣”等等主张,就是在主张文学的反思和批判功能。

事实上,文学史上因敢发盛世危言、敢敲警世之钟而成就经典大作的例子举不胜举。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出发点要对,要站在坚持倡扬真善美的立场上鞭挞假恶丑;要立足于社会正义和良知,而不能立足个人的情仇私愤。针砭时弊,针针刺在世道人心的要害处,目的则是要救世,鞭挞丑恶的现象,将人们从麻痹中唤醒,又对光明充满着向往。鲁迅所代表的文学反思、批判精神,以其深刻、透彻、沉郁、入骨三分而愈发显示出文学的正能量。而时下一些作品,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以及官场、宫廷、职场、家庭、婚恋题材的作品,嘴上说的是反黑,是批判,实际上却是一味地逞意于歹毒、残忍、阴损、偏狭等社会和人心畸形变态现象的展览,由此发泄不满乃至仇恨,比之于文学史上声名狼藉的“黑幕小说”“秽笔之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令人沮丧和反感的作品,不是在积极地反思和批判,而是在毒化人心、撕裂社会,是一种腐蚀人心的负能量。

文学要“有补于世”“有辅于世”,要通过积极的反思与批判,对疗治社会、人心之偏失起到“针砭”“药石”的作用,从而“有补”于社会净化,“有辅”于全民族精神道德素质的提高。当然,人常有讳疾忌医的一面,良药苦口,这就看文学家的本领了,关键是药方要开对,要对症施药,是在扶正祛邪、固本涤秽,警醒、激奋人们向上,而不是卖假药、拱虚火,更不能为了渔利而毒蚀天下人心。

张江:任何时代都是正负能量并存,但正能量永远坚定地存在,永远站在负能量的上风。正能量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文学家要做正能量的发现者和传递者。文学家的眼光投向何处,兴奋点落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生活和人心,决定了文学的底色。一个人胸怀阔大、正气浩然,正能量一定是主导;一个人心胸狭隘、蝇营狗苟,下笔也难以磊落。“文如其人”是有道理的。文学家不仅要提高艺术水准,更要致力于精神的“清洁”,讲情操、讲境界、讲高远与宏阔。唯有如此,文学才拥有发现正能量的慧眼,才能形成弘扬和传递正能量的强大气场。

《 人民日报 》( 2014年02月14日   24 版)

您可能还喜欢…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