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火车票开售:搜狗网址导航助你抢票,春运轻松回家过大年

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抢票大战又将上演。由于2017年放假比往年早,导致客流高峰来得早、时间长、峰值高,今年预售车票期限从60天缩短为30天,再加上12306堪称“宇宙奇迹”般的验证码,今年抢票形式将更加严峻,堪称“史上最难抢票年”。

根据往年经验,春节前4天的火车票最为紧张。2017年春节是1月28日,也就是说1月24日、25日(腊月二十八)、26日、27日的火车票最难抢。根据目前铁路官网和手机客户端提前30天的预售期安排,1月24日至28日的火车票,从昨日已经开“抢”。今天,腊月二十九的车票正式开“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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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受春运提前、预售期缩短、客流叠加等因素影响,今年抢票难度较大,而今天堪称今年春运抢票最难的一天,热门线路出现“秒光”的几率相当大。如果乘客没能在第一时间抢到火车票,还可以通过“捡漏”的方式抢票。网络抢票成功后,有30分钟的支付时间,有部分乘客会选择放弃支付,因此这个点可以抢“回炉票”。在开车前15天、开车前48小时、开车前24小时,这3个时间节点也可能迎来退票潮。

铁路部门提醒,2017年1月5日铁路部门大调图,目前新图中新增、调整的部分车次预售时间尚未确定。没有抢到车票的旅客可关注铁路部门通知,随时“捡漏”。此外,12306网站早上6点开始售票之际,会出现一些新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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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春运”什么样:春节也面临“回家难”(解放日报)

2016年12月15日,随着2017年春运火车票的开售,又一场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人口流动拉开序幕。

“春运”一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上,是随着改革开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后,中国出现的特有的社会现象。因此,从狭义来说古人是没有春运的,但从广义上来讲,从春节出现开始,春运现象就存在了,即所谓春节期间的出行。古人春节是怎么回家的?古代的“高铁”和“大巴”又是什么样的?

古代春运“大巴”畜力车

古代春运“大巴”畜力车

古人春节也面临“回家难”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节日,民间俗称“过年”。每年过年,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年饭、守岁,迎接新年到来。

与今天一样,大家争着回家过年,便是古代春运的源头。据考证,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古代“春运”也应运而生。然而,受自然、政策,特别是封建时代“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俗因素的限制,古时候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太远。与今天不同,古代春运的主体并非“外出务工人员”,而是公务人士和商人。更多春节解读:www.yangfenzi.com/tag/chunjie

在古代,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条件所限,许多人无法回家过年。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现象也相当普遍。

隋代诗人薛道衡的《人日思归》有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从北方来到南方,没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看着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自己却独在异乡,所以诗中流露出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这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运“回家难”的现象。到了唐代,诗人王湾更是留下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千古名句。

为了解决薛道衡、王湾这类“人在旅途”者回家过年的难题,古代官府也尽量不在过年时安排公务人员外出。而外出谋生者、经商人士,则会早早动身起程上路,避免延误了回家的时间。

秦代“高铁”:硬木轨路

“回家难”的背后实是“行路难”。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忘修路。

在殷商时代,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在安阳殷墟考古中就发现了大量车马坑。到了秦代,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这给“春运”提供了便捷。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於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是秦国的国道,从记载来看,驰道并不输于现代高速公路。折算一下,驰道宽达69米。不只路宽,路旁边还栽植松树,注意绿化降噪,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

有人认为驰道是皇帝专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驰道是“天子道”不错,但“道若今之中道”,也就是说驰道是多功能的,中央部分(3丈宽)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车用道,别的车和人只能走一边,这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出快、慢车道如出一辙。

除了驰道,秦时还有直道、轨路等。这里所说的轨路,便是当时的“高铁“。当然,那时的轨道非铁轨,而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非常快。

秦代有“高铁”这一惊人结论是有现代考古依据的,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轨路的存在让《史记》中所谓“车同轨”有了新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秦代修建公路网并非出于民用需要,而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它对民间风俗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古代“大巴”:畜力车

影响春运效率的,除了路况外,还有运输工具。中国不只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还发明了各种运输工具。国外学者认为,车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世纪时首创。其实中国对车的使用也很早,史料记载,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车了。

在古代,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辇就是轿子的前身,之后又有痴车、独轮车、鸡公车、黄包车、三轮车。而长途运输特别是物流则主要靠畜力车,它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巴”。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仍能看到马车。

畜力车也分好多种:轏(音同栈)车、辎车、安车、辒(音同温)车、轺车、传车、兵(军)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车体材料档次也低;辎车则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安车就比较高级了,是政府官员或“VIP贵宾”乘坐的,相当于现代高级小轿车。辒车是一种卧车,有窗,可调节车内温度,这车子相当于现代豪华房车,是“总统专车”,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不属古代春运工具,在秦始皇死后成了高级“灵车”……

古代人春运回家,一般能坐轏车就很值得显摆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唐代“春运”全国统一价

为保证节日运输,中国古代有官办、商办、民营三类交通体系,但不论哪一种都是要收费的。节假日时,客运和物流费用会比平时贵一些,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如在唐代,商业运输便有一个全国统一价,并设有最高和最低限价,连里程速度都有详细的规定。

据《唐六典》所记,在速度和里程方面的标准是这样的:陆路运输,马行每天是70里;步行和驴行是50里;车行是30里。若走水路,货船逆(黄)河,要上行30里;逆(长)江上行40里;其他河逆水上行45里。特殊情况可上报水政部门,酌情减少。

费用方面,如果车载1000斤,走100里,运费是900文;每驮l00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走山坡道路,运费是120文。但即便走的全是山路,要价最高也不能超过150文;但走平坦道路时,费用再低也不能低于80文。人背、扛、抬,二人顶一驮收费。黄河和长江以及从幽州(今北京)至平州(今河北卢龙)上水16文,下水6文。其余的河上水15文,下水5文。

上述是日常物流价格,如果是春运,价格会有所浮动,但基本稳定。

这个运费高不高?以开元年间为例,当时相当于现在基层股级干部的九品官,一月工资为3817文,日收入约127文。以“二人顶一驮”来说,抬着100斤的东西走100里,每人可以得50文,以每天走50里来说,日收入25文,这在当时可买2斗米(约25斤),所以当时的运费并不高。如果走水路,则更便宜,因此,坐船回家是古人春运的首选。(雷册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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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1. 民国春运:沈从文下了火车转7天船、2天轿子才到家说道:

    转载自《潇湘晨报》2014年1月14日,A06版。

    1930年,湖南遭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1月30日,大年初一,湖南《大公报》照常出报,看不到一点春节的痕迹。只有第6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写着当天各机关照常上班。春节不放假,元旦放7天,这让上班族头痛的假期,也造成了民国时候元旦才是“春运”的真实图景。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与现在让人“神伤”的春运相比,民国时期的春运则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的故乡,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春节不放假
    元旦放假,不少人赶回家过“元旦”

    公元1930年1月30日,农历1930年正月初一,湖南省政府机关公务员收到一项命令: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

    过年还在办公,并非因为事儿多,是“为提倡国历起见”,而且其他地方的机关,也没有决定放假。(湖南《大公报》1930年1月30日)

    这则命令将春节称为“废历元旦”,“废历”就是阴历、农历,“国历”就是阳历、公历。后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就获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1月1日又再次下令: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旧历年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意图辞“旧”迎“新”。

    所以国民政府公务员春节不放假。学生也是如此,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固定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一时间段很难保证春节期间放寒假。公务员与学生如要回家过“团圆年”,大多选择在元旦。

    1929年12月14日,教师冰心决定回家“过年”,看望患病的母亲,此时是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但离元旦只有半个多月,由于农历大年初一要上班,赶在元旦节前回家,顺便度假就成为首选。相比之下,一心趋新的鲁迅更早地养成了过公历年的习惯,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写了一篇《过年》,其中提到自己不过旧历年已有二十三年了。

    鲁迅

    有意思的是,整个民国时期,新历元旦始终尚未深入普罗民众的人心。1947年《世纪评论》对此形容道:“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两两相形,冷暖顿见。”民俗最终打败了政令。

    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在民国,要回家的人们,如果在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排售票窗口前,有几个窗口人流稀少,另外几个窗口,一等售票窗口打开,大伙便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乱作一团。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的客流量是小巫见大巫,但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可说是天天“春运”,梁实秋曾经形容,“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

    差别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头等为二等的二倍,二等为三等的二倍,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1935年,衡山人刘揆一坐火车回家,他看到,在武汉到长沙路段的头等车厢空无一人,“就是二等车厢,我也是独霸一整个房间。”(《湖南大公报·回湘纪程》1935)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l小时售票,开车前5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郁达夫就曾经吃了个大亏,1923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1923年《还乡记》)

    郁达夫

    1937年抗战爆发,坐上火车回家,更是成为了一件“低概率”事件,胡风曾经讲述,“现在上海是水陆交通完全断绝,除了军事运输以外,昨天沪杭车还通,不过挤得要命,又在车站上等几天都挤不上车子的。”除了陆路,水路也买票不易,长江轮船在1937年船价涨了两三倍,“而且还买不到手,非提前一星期预定不可。”(《胡风家书》)

    晚点是常态
    陈光甫晚了28小时才到武汉,吴宓长沙苦等一夜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1931年,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才到达武汉。见识过欧美先进列车技术的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

    民国《铁路客运通则》说,“行车时刻,铁路应以力求准确为主;但因事故,不能担保稍无迟缓”,火车晚点、误车被官民上下默认为常态。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为了抢座位,大家一窝蜂地往车厢里挤,由于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上百站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湖南《大公报》的一则《株萍铁路又出轨》报道:1933年12月28日,株萍铁路因为有人放了几块石头在铁轨上,导致机车全部出轨,压坏枕木百余根,钢轨七根,损失达6万余元,因为损失巨大,不易修复,途经的列车只好改道。回看12月20日的湖南《大公报》,发现长沙到武汉的铁路路段也有出轨的新闻,标题中也有“又出轨”字样,可见铁路出事率较高,记者感叹:“似此亦为路政前途之不景气云。”

    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

    但在非常时期,“傻等”成为唯一选择。1937年12月1日,吴宓携行李冒雨到长沙火车站乘车到南岳文学院,原本在当晚11时可以乘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苦等一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直到12月6日,他才挤上了奔赴南岳衡山的火车。

    吴宓

    归途多坎坷
    沈从文下了火车转7天船、2天轿子才到家

    坐上了火车,也不一定到家了。民国时期,大多数人的老家仍在乡村。要回家,还得坐船、坐汽车,乃至乘轿子。

    比如沈从文,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次回乡,就备受颠沛之苦。那是1934年1月7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家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5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呆了7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2天的轿子才到凤凰,期间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沈从文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也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身在北平的沈从文后来给大哥写信解释自己不回家的原因时说,回家要花很多钱,而且回家之后未必能够回到北平。

    田汉回湘的归途同样无比艰难。1924年,田汉妻子在沪染病,他决定送她回故乡,费了三个多月,才从上海赶到了长沙,途中到汉口时,他只剩下了一元,经朋友帮忙才回到湖南。

    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2. 民国春运:沈从文下了火车转7天船、2天轿子才到家说道:

    转载自《潇湘晨报》2014年1月14日,A06版。

    1930年,湖南遭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1月30日,大年初一,湖南《大公报》照常出报,看不到一点春节的痕迹。只有第6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写着当天各机关照常上班。春节不放假,元旦放7天,这让上班族头痛的假期,也造成了民国时候元旦才是“春运”的真实图景。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与现在让人“神伤”的春运相比,民国时期的春运则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的故乡,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春节不放假
    元旦放假,不少人赶回家过“元旦”

    公元1930年1月30日,农历1930年正月初一,湖南省政府机关公务员收到一项命令: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

    过年还在办公,并非因为事儿多,是“为提倡国历起见”,而且其他地方的机关,也没有决定放假。(湖南《大公报》1930年1月30日)

    这则命令将春节称为“废历元旦”,“废历”就是阴历、农历,“国历”就是阳历、公历。后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就获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1月1日又再次下令: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旧历年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意图辞“旧”迎“新”。

    所以国民政府公务员春节不放假。学生也是如此,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固定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一时间段很难保证春节期间放寒假。公务员与学生如要回家过“团圆年”,大多选择在元旦。

    1929年12月14日,教师冰心决定回家“过年”,看望患病的母亲,此时是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但离元旦只有半个多月,由于农历大年初一要上班,赶在元旦节前回家,顺便度假就成为首选。相比之下,一心趋新的鲁迅更早地养成了过公历年的习惯,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写了一篇《过年》,其中提到自己不过旧历年已有二十三年了。

    鲁迅

    有意思的是,整个民国时期,新历元旦始终尚未深入普罗民众的人心。1947年《世纪评论》对此形容道:“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两两相形,冷暖顿见。”民俗最终打败了政令。

    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在民国,要回家的人们,如果在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排售票窗口前,有几个窗口人流稀少,另外几个窗口,一等售票窗口打开,大伙便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乱作一团。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的客流量是小巫见大巫,但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可说是天天“春运”,梁实秋曾经形容,“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

    差别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头等为二等的二倍,二等为三等的二倍,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1935年,衡山人刘揆一坐火车回家,他看到,在武汉到长沙路段的头等车厢空无一人,“就是二等车厢,我也是独霸一整个房间。”(《湖南大公报·回湘纪程》1935)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l小时售票,开车前5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郁达夫就曾经吃了个大亏,1923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1923年《还乡记》)

    郁达夫

    1937年抗战爆发,坐上火车回家,更是成为了一件“低概率”事件,胡风曾经讲述,“现在上海是水陆交通完全断绝,除了军事运输以外,昨天沪杭车还通,不过挤得要命,又在车站上等几天都挤不上车子的。”除了陆路,水路也买票不易,长江轮船在1937年船价涨了两三倍,“而且还买不到手,非提前一星期预定不可。”(《胡风家书》)

    晚点是常态
    陈光甫晚了28小时才到武汉,吴宓长沙苦等一夜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1931年,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才到达武汉。见识过欧美先进列车技术的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

    民国《铁路客运通则》说,“行车时刻,铁路应以力求准确为主;但因事故,不能担保稍无迟缓”,火车晚点、误车被官民上下默认为常态。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为了抢座位,大家一窝蜂地往车厢里挤,由于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上百站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湖南《大公报》的一则《株萍铁路又出轨》报道:1933年12月28日,株萍铁路因为有人放了几块石头在铁轨上,导致机车全部出轨,压坏枕木百余根,钢轨七根,损失达6万余元,因为损失巨大,不易修复,途经的列车只好改道。回看12月20日的湖南《大公报》,发现长沙到武汉的铁路路段也有出轨的新闻,标题中也有“又出轨”字样,可见铁路出事率较高,记者感叹:“似此亦为路政前途之不景气云。”

    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

    但在非常时期,“傻等”成为唯一选择。1937年12月1日,吴宓携行李冒雨到长沙火车站乘车到南岳文学院,原本在当晚11时可以乘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苦等一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直到12月6日,他才挤上了奔赴南岳衡山的火车。

    吴宓

    归途多坎坷
    沈从文下了火车转7天船、2天轿子才到家

    坐上了火车,也不一定到家了。民国时期,大多数人的老家仍在乡村。要回家,还得坐船、坐汽车,乃至乘轿子。

    比如沈从文,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次回乡,就备受颠沛之苦。那是1934年1月7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家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5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呆了7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2天的轿子才到凤凰,期间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沈从文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也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身在北平的沈从文后来给大哥写信解释自己不回家的原因时说,回家要花很多钱,而且回家之后未必能够回到北平。

    田汉回湘的归途同样无比艰难。1924年,田汉妻子在沪染病,他决定送她回故乡,费了三个多月,才从上海赶到了长沙,途中到汉口时,他只剩下了一元,经朋友帮忙才回到湖南。

    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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