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一场加速撕裂中国农村的游戏

据报道,陕西省最近给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自去年以来,该省1000多万农民中,有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从报道充满喜悦的“我省,我省”语气看,显然是以此“政绩”为傲,然而,我以为,这当中存在严重隐忧。

所谓“职业农民”一词,并非陕西创造,而是在全国推行多年的计划。在2005年,农业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就出现了这一不恰当概念。这一《意见》的主题是,要求以“村组干部、专业农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骨干、农村经纪人、远程教育接收站点管理员、复转军人以及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等”为重点对象,实施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百万中专生计划”。

本是好事,但定义却有偏差。在《意见》中设定的培养对象被定义为:“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职业农民。”这一定义中,包含了两个明显错误。

首先,混淆了户籍管理、社会学层面的农民概念与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概念。中国户籍管理中有农村人口、农业人口概念,社会学就不得不以此为基础,将所以农村人口、农业人口都视作泛义性的中国特色农民,然而,这并不符合产业界限。就产业而言,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仅限于从事种植、养殖及相应初加工和服务的人群。一旦两者混淆,就必然导致将大量工业、商业、运输服务业人口视作农民,从而忽视真正的农民,甚至令真正的农民“被代表”,或者在“农民”群体中被边缘化。

其次,正是有了第一个错误,所以又引发了概念形式的错误。农民本来就是以务农为职业的人们,当其不再从事该职业,自然也就不是农民。农民难道还有职业、非职业之分?引申开去,是不是应该有职业工人、职业商人、职业老板、职业官员等等概念?诚然,有职业军人、职业经理人概念,但这是系于武装暴力行为和经理行为的社会化特征,而给予的专门职业性限定,这跟农民、工人等本就属于专门职业是两回事情。

以上两个错误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严重的,而且也是荒诞的。

就荒诞性而言,典型体现在农民“被代表”现象上。当代出现的很多所谓“农民”代表,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至多不过属于农村户口或农业户口而已,其真实的身份是官员、工商业企业主等等。

就严重性而言,真正的农民属于被遗忘的羔羊,被置于荒漠中哀鸣。当陕西省为1000多万农民中有了266个“高级职业农民”而自豪时,这简直是能让人眼泪哗哗的幽默。266个,相对于1000多万个,不过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而1000多万人却由被定义为既不“高级”,更不“职业”;当连“职业”都不能被承认,这1000多万人就什么都不是了。

当然,农业部“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本意可能并非如此。从正面看,该计划是必要的,按《意见》的表述,是为了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由此推论,农业部的本意是培养现代农民。农民与手工业者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因此农民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或者说,农民可以有“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称呼区分。《意见》形式上的错误,是没有使用本来很正当的“现代农民”概念,却使用了莫名其妙的“职业农民”概念。

然而,我们不一定能断言,农业部是在犯莫名其妙的错误。从陕西进行的“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资格认证情况看,“现代农民”并非是一个愿意被接受的概念。所谓“职业农民”主要是指大户、服务人员和具有一定知识、技能水准的人,并且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高级职业农民”在经营规模及盈利方面更有要求。现代农民的特征主要是市场化、科技化,不仅摆脱了自然农业局限,而且具备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意识和能力,然而,这并非等于现代农民一定要具备能够通过书面考试的知识,更不等于他一定要能够发财。如果一个农民虽为文盲,但他懂得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耕种,并懂得根据实际适应性尽量使用农业机械,尽管他的经营规模很小,那么,他就是现代的。

我曾经见过一个80岁左右、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台湾老兵,他回到江西老家后,跟家族子弟租了两亩地专门种植花菜,以能够每棵达到2.5公斤以上甚至单株超过3.5公斤为荣。虽然由于规模太小而难以较多盈利,但能认为他不够现代吗?“职业农民”特别是“高级职业农民”式的鼓励,也许能促进农民的现代性发展,但其最主要的功能,则是鼓励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是对农业的资本家化或企业化进行政策倾斜。

在中国,规模化经营未必是农业的唯一出路,也许更能与传统农业衔接的园艺化经营更有前景。重要的是,农业资本本身就有着追求更多盈利的热情,想追求盈利,自然就要强化自身的市场化和科技化,政府给予助推即可,搞什么“职业农民”特别是“高级职业农民”只是锦上添花。即使不谈农业企业,仅仅说农村专业机械服务者,他买了一台收割机,自然要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并积极经营,争取为种植户多进行收割以收费、盈利,这些行为,与是否给予“职业农民”认证毫无关系。

在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不是对少数人的助推,而是对绝大多数人的帮助。266人与1000万人之间,政府要收听、关注的,应该是那1000万人。我曾在上海地区担任过村支部书记,深深懂得,最普通的底层农民,才是最要紧的存在。

去年,我到内蒙古某地一户普通农民家中住了一段时间,仔细观察了他们种植、养殖的情况,并完整考察了一个自然村的农忙活动。一方面,今天的农民有着强烈的现代性追求,他们时刻关心着农副产品的市场波动,很乐意接受机械化并主动添置必要设备;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地力的衰竭无能为力,对于根本改变生产方式的新办法充满狐疑,他们有着深刻的恐惧和忧虑,冒不起失去一年收获的风险。他们迫切需要政府走上门的切实帮助,但是,他们却是几乎被遗忘了的一群人。

(图注:《老农民》剧中的中国农民形象)

最为珍贵的是,普通农民多数保持着基本社会良心,他们懂得大面积包地可以多赚钱,但却不愿意去做,因为“大户”必须掠夺地力,在包地期间尽可能多盈利,而所谓“科技”最核心不过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把地都搞坏了”。良心农民眼睛里的“不顾子孙”,却可能恰恰是政府眼睛里的“职业农民”。

今天,农村在断裂。当普通农民连其“职业”都不能被承认,他们怎么还能够有出路?一方面,资本在农村迅速扩张,即使政府不对资本助推,普通农民也面临着严重的被吞噬危机;另一方面,得不到切实帮助的普通农民在挣扎,有些帮助恰恰可能成了新的掠夺。比如,农民养羊,官方培养的兽医本应提供打免疫针服务,但实际这却成了兽医的暴利生意,逼着农民不得不设法买了针自己打,尽管依然成本不菲,但毕竟比让兽医打针要省点钱。

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及时向普通农民倾斜,农村社会的断裂必将更为深重,甚至酿成大难。当政府为“高级职业农民”人数的扩张喜不自禁时,如果不能想到:他们的扩张速度越快,意味着被挤压、吞并的普通农民越多,农村社会的撕裂越快,那么,其思维就实在是太年轻单纯了。

内蒙古一位老农曾向我叹息诉苦:“年轻的时候,上面催着我们垦荒,把山上的树全砍光,在草原上种玉米;现在,上面又要我们抛荒长草。以前,沟里满是水,小孩子天热就去游泳,现在打井打到30米也没有水了,草也长不好了。这到底是在玩什么事啊?”

也许,今天在重复着类似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游戏。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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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互联网思维说道:

    据报道,陕西省最近给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自去年以来,该省1000多万农民中,有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从报道充满喜悦的“我省,我省”语气看,显然是以此“政绩”为傲,然而,我以为,这当中存在严重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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