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

2016“财新女性青年领袖论坛” 12月3日在北京举行,李一诺作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获得由该论坛颁发的“杰出女性奖” ,并在现场发表了演讲——《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以下为演讲视频和全文。

非常感谢财新给我这个提名的荣誉,也非常感恩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想法。刚才我和我同事开玩笑,如果哪一天我们搞男性领导力论坛的时候,才是女性地位真正平等了。

有时候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有幸,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生在了一片特别的土地。就我个人而言,从二线城市普通人家的孩子,在不到四十年的人生里来了北京、去了美国、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巨变,以及与世界不断增强的联结。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

现在是冬天,我生在济南,儿时对冬天的记忆是轮流值日,需要捡树枝、带煤球到教室里用报纸生火取暖。那时候我对女性领导力的理解,来自我的姥爷给我讲他年轻时的事。他来自沂蒙山区,早年“闹革命”的时候他是兼职的“妇女会长”,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说服村里各户给家里女孩子“放脚”。在这个场合提到这些名词和动词,很有穿越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它让我有了我不曾想象过的人生,看到了不曾想象过的世界。

在个人的收获之外,这个世界看得越多,越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有的」和「没有」的世界。


李一诺: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

我们先来讲“没有的”。

在来到盖茨基金会之前,我其实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我当时是麦肯锡合伙人,在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各个行业都做过很多项目。但后来发现,我看到的只是部分的世界。2015年跟比尔·盖茨面试的时候,我问到他为什么做基金会。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你放眼看这个世界,你会意识到,在对这个世界至关重要、影响数亿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巨大的真空。

他提到了疟疾,这是每年在现在还有32亿人受到威胁、2亿人得病,每年有50万人死亡,其中有一半是5岁以下儿童的疾病,每年全球对它研发投入是五亿美金。与此相比,每年全球投入到男性谢顶研发投入有20亿美金之巨。

另一个例子是结核病,它是传染病中排名第一的杀手,每年有180万人因结核病死亡。中国是结核病全球第三大负担国,每年有100万新发病人,大部分在贫困地区。然而,全球对于结核病治疗的研究一直存在巨大缺口。上周CFDA(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了杨森公司的抗多发耐药结核的Sirturo在中国上市,这是一个普大喜奔的消息,但你们知道吗,这距离上一次人类推出结核病药物相距近50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研发资源匮乏。

放眼观之,不仅是结核,全球90%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全球相关研发和生产投入仅有10%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自1975年以来获得执照的1500种药品中,仅有不到20种是针对那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的。

当前,全球有25亿人缺少基本的卫生和净水设施,占全球总人口超过40%,其中1亿人就在我们中国。每年全球由于缺乏卫生和净水社会实践,导致120万儿童死于基本疾病——腹泻,还有大量的儿童因此感染慢性腹泻,阻碍了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严重影响了儿童大脑、身体和免疫系统的发育。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样高大上的场合,经常会忘掉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地球上,对数以亿计的人,健康还是一个遥远的奢望。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地方,市场机制是失灵的。没有人为他们发声,因此少有投入。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我每次读都感动,他说:

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Risk takers needs backers, good ideas need evangelists,  forgotten community needs advocates)。

这些存在的问题都是系统性的大问题,盖茨基金会希望能做的,是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起到催化的作用,能够为这些群体发声;能够投资没有市场的产品;能够支持冒险者;并激励更多的人和组织和我们一起做这些事。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同样经历了这些巨大卫生和贫困挑战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非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时作为研发和创新的排头兵。我们有太多独特的价值可以在这个“没有”的世界里做出贡献,推动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

再讲“有的”。

在工作之外,我今年以个人身份发起了一个项目:一土学校。这个缘起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因为在给孩子选择学校过程中的痛苦和思考,做下的一个无知无畏的决定。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些痛苦和思考,引发了巨大的共鸣。而我开始做之后才意识到,教育的问题,是另一个极端,是「有」的问题,而且是「有」的太多、「有」的无序。

教育几乎是所有社会的中心和焦点问题,因为它关乎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家长为教育焦虑,政府为教育投入,大量研究、研讨会、展示会、报纸杂志、微信文章,铺天盖地。

一方面,时代进步带来了随处可得的知识和创新,家长对教育的高期待高焦虑,资本对课外教育产业的高投入;另一方面是压力巨大的公立学校体系:疲惫而缺乏支持的学校管理者,和心怀职业使命感但充满职业倦怠感的教师。更多女性解读:www.yangfenzi.com/tag/nvxing1

谁都不满意,又谁也无法逃离,所有人似乎都是受害者,同时又在这个体系的漩涡里,不自主的成为施害者。这所有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教育、补习班、课外班等种种后面忙碌、疲惫、分裂、甚至扭曲的童年体验。

我最大的感触,莫过于接触到体制内的教育官员和工作者自己,也为自己孩子上学无比发愁。结果就是在这个漩涡里转一段时间以后,有能力的早晚把孩子送出国。我自己的朋友圈,坦率来讲无一不是打算送孩子出国,或者已经送孩子出国的。无非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不批评他们,因为对任何一个个人和家庭来说,对抗这个体制都太艰难、风险都太大,无法承受。

但是我们请在座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非常可悲——我们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也是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几乎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所想的,是但凡有能力就把孩子送出国。

我想做一土学校,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在中国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为什么不可以?听起来很难,但不是不可能。因为退一万步讲,和我们前面讲的“没有”的问题相比,已经好太多了,我们不是没有重视和投入,是体系的不合理造成了结果的不理想。

体制的问题在于学校是孤岛,一方面是各种压力和焦虑的焦点,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又相对封闭,很少得到教育体系以外的支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教师的职业发展,其实对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说,这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而且会有大量的研究和经验。但是这么多教师培训的机构和会议,我没有看到一家请过有经验的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去给意见或者提供支持。在一土学校,我请过麦肯锡的前同事做关于沟通和纠纷处理的培训。一个有二十年教龄的老师感叹,要是她能早有这样的培训,能少走多少弯路,少浪费多少时间。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学校回到社会的中心,因为学校里是我们的未来,它应当在社会的中心。但这需要有序的体系,以支持教师、支持学校的高效运营,并让社会的跨界资源对学校进行有效投入。

所以我们想做的,不仅是一个表面上的学校,而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学校和后面多层体系的建设,通过开放和与多方的合作,推动教育体制的变革。这包括完善的课程和评估体系、教师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企业级的学校运营和管理、IT技术的应用和社会支持学校的平台和工具。

通过这些,我相信我们能做好的教育;我们能做激发和保护孩子内驱力的个性化教育;我们能做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中国教育体系相结合的教育;我们能够做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

回首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我们走上了一条来之不易的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也坚信这条道路才刚刚开始。说到未来,下一步等待我们的,是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世界范围内为人类谋福祉。而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教育能培养出更多根植中国、心怀天下的下一代领导者。

我姥爷生于1914年,如果现在还健在,已经过了百岁寿辰。他如果在的话肯定会很高兴:他的外孙女,这个一直被他叮嘱女性要自立、自强的外孙女,今天能在这样一个场合,有这样一个平台,和这么多人讨论下一个百年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机会,希望我们这一代,也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这「有的」和「没有的」世界相联结,更有序、而更美好。

谢谢大家。【来自公众号“乐天行动派(letianxingdong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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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盖茨基金会李一诺:学会与困惑和平共处说道:

    7月1日,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举行的2016年毕业典礼上,作为清华生命学院1996级校友,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受该院院长王宏伟(同时也是李一诺和颜宁班级本科在校期间辅导员)的邀请,作为校友代表发言。

    李一诺说,这个时代充满了困惑,沟通是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最佳途径。她向毕业生们分享了自己在面对困惑、寻求答案过程中的三点心得。以下为演讲视频及文字实录,想看英文原稿的小伙伴请直接滑页到文章中后部。

    (以下中文翻译由盖茨基金会整理)

    各位老师、同学、家长,大家早上好!

    今天能站在这里演讲,我感到十分荣幸!你们也许好奇我为什么用英语演讲。这是我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原因有几个:

    首先,我和宏伟或颜宁不一样,他们每天都在这儿教课、讲话,而我很少有机会在清华做公开演讲,所有我要尽可量给自己多争取点出镜时间。

    其次,这也算是我对那些经常炫耀中文的老外发起的一个挑战,比如扎克伯格。我也可以显摆一下我的外语,而且是能被听懂的外语。不仅如此,我在清华用英文做演讲,大多数学生都能听懂,这证明了清华的教育水平。试想在外国任何一所高校用中文演讲,恐怕没多少人能听懂。我认为,这很好地体现了清华的教育能够把你们真正培养成未来的全球领袖。

    李一诺:(用英语)这也算是我对那些经常炫耀中文的老外发起的一个挑战。

    第三,我想要全世界都能听到这个演讲。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互联程度都要高。但随着中国和全球经历巨大转变,这个世界也从未象现在这样令人困惑。中国存在深刻的社会问题,世界到处都有令人担忧的冲突发生,还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尤其是在和中国相关的问题上。

    在这样一个充满困惑的时代,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者说找到解决办法的最好途径,就是沟通。

    让我们先从困惑讲起。

    毕业是个欢庆的时刻,终于可以在多年的紧张学习之后享受久违的自由。但这也是一个充满困惑的时刻。我十六年前毕业时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未来”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大,同时又令人生畏,在带来兴奋与希望的同时,还有不确定性和焦虑。你即将步入人生一个未知的篇章,不仅从学术和专业角度是陌生的,连个人身份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是大学生,而是一名年轻人,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如何度过富有意义而又充实的一生,是我们每个人毕生追求的答案。

    你或许在想,我已经毕业16年,应该把这件事想明白了。但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答案。但我至少学会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如何与困惑和平相处。

    所以接下来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在这个不那么光鲜的旅程中学会与困惑和平共处的。

    第一: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们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有更多机会从中汲取经验。但我要讲的不仅仅是学习,还有看事情的角度。

    以卫生保健为例。全球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无疑为改善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中国每年的疟疾发病人数有2700万。到201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57。1990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是97/10万。到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低于美国。那些大受欢迎的古装电视连续剧往往都看上去很美,但不要忘了在过去,比如清末,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数百万儿童活不到五岁,80%的人都是文盲。很多人幻想穿越回过去,但看到这样的数据,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想回去。因为在古代我极有可能是个大字不识的妇女,然后在生孩子时死掉。

    引用这个历史数据不是为了淡化中国今天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确面临十分严峻的卫生保健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和古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学习过去有哪些方法奏效,同时思考卫生保健系统中有哪些关键点对解决现在的问题具有意义。拥有历史的眼光能为我们提供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也更有可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除了看事情的角度,学会如何更加全面均衡地看待世界也很重要。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迫不及待地去辨别是非,区分黑白。面对一个充满困惑的世界,贴标签、一概而论似乎是找到答案的捷径,但往往也有很大的误导性。从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一切事情都有动因,而且大多数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合理的。有了这样的观点,才能看懂这个世界,把历史人物当做真实存在的个体来看,而非符号,并对世界面临的问题形成一个全面均衡的看法。

    李一诺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6年毕业典礼上演讲

    第二:寻找所有事情中好的一面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像心灵鸡汤,但有时恰恰是解决困惑的最有效方法。

    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出国,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会面临是否回国的问题。我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到中国?哪边更好呢?

    我在美国读完博士之后,一直在中美两国交替生活。先是在美国麦肯锡工作了两年,之后回国工作六年。然后又回到美国三年,而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国。很多人经常问我,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我的回答一直是,两边都好。

    谨记不要隔着玫瑰色的玻璃看世界,也不要老觉得邻居家的草比你的绿。人的大脑天生有倾向性,往往美化离你遥远的事物和地方,看身边时则要暗淡许多。但实际情况是,地球上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只有真实存在的世界,无论你在哪里,这一点都不会变。

    今天的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像环境污染、不平等现象、留守儿童、医疗负担、对教育的焦虑等等。

    而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恐怖主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分歧等等。

    你可能无法从这些问题中找到所谓的“美好”,毕竟没有人喜欢污染或者恐怖主义,但你可以从坚持不懈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身上看到很多的“美好”。

    不要成为那种只会指出问题、妄下评论的人。问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刻薄的评论除了让自己一时痛快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要成为那些努力工作寻找解决方法的人。不仅如此,要挑那些困难的问题来攻克。简单的问题不需要清华的毕业生来解决。

    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你不会明天就遇到一个巨大的难题等你去解决。但要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眼界,专注于你热爱的领域,找到有意义的问题去攻克。失败在所难免,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但只有经历一次次失败,我们才能从中学习、有所改进,每一次的尝试都会让你离成功更近一步。

    这注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你无从逃避,因为,寻找解决办法才是脱离困惑的唯一途径。

    第三:要有勇气

    站到这个讲台上让我想起了1998年的一个晚上。当时我和宏伟,还有其他一些学生到校园外看一部话剧。回来的路上,我们坐了一辆小巴。因为是末班车,司机等到所有人都上车后宣布将票价从两块涨到五块。当时车上差不多有20个乘客,五块钱并不多,而且当时也很晚了。但是你们尊敬的宏伟院长觉得这非常不合理,我也同意他的想法。于是我们鼓动车里的其他乘客联合抵制涨价。如果司机不同意,那我们就都下车。

    左起:颜宁教授、王宏伟教授、李一诺、曹雪涛院士

    我们本来期望获得英雄般的胜利,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场面。但很不幸,大部分乘客同意支付多出的车费,给自己省些麻烦。只有我们两个和另外一个人下了车,在深夜困在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走,走了很久才回到学校。

    这和英雄般的胜利相去甚远。但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回过头看,那一晚走回校园的漫漫长路是我大学四年为数不多、记得如此清晰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深深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哪怕再小的事,只要是正确的,也要鼓起勇气捍卫到底。大多数时候你可能会失败,但每次做出选择本身就是一次胜利。

    我这么说并非鼓励你们去盲目地冒险。风险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我是鼓励你们要有勇气,做对的事情。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很多人都迷恋“成功”或者“胜利”。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的是,有勇气去做对的事是最终获得“成功”或者“胜利”的唯一途径。

    但你可能禁不住要问,怎样才能知道做的事情是对的?这就要回到我之前提到的两点:运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会帮助你看清大的趋势,然后还要和那些努力寻找解决办法的人共事。

    所以我鼓励你们要有伟大的梦想,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了对的事情。把自己看成是实现更加伟大目标的工具,这才是通往充满意义的人生的终极道路。

    无论是你、我,还是任何人,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渺小的一点。人生短暂,没有人可以预知明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无论是金钱、社会地位还是名气。但如果有勇气去做对的事,我们可以留下更加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你们要更有理想、更有勇气、追求更大的梦想、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更多地去爱。让我们为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比今天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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