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龙:给人民实在的利益比全球第一更重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财政收入超过了10万亿,银行存款超过了100万亿。巨大的社会财富只是让小部分人富起来,人均储蓄不到一万美元的国度谈不上富裕,遑论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中国“很有钱”?
中国“很有钱”?

五一前后,有两条消息让人过目难忘,一是国家发改委官员说,我们的国民收入水平已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某智库机构的报告称,中国今年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对于这两条好消息,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且慢高兴”。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覆盖人群是最有说服力。按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中国较发达的几个经济大省,人口多的七八千万,但每个省“达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只有两三百万人。

东部某发达省份,有7800万人口,银行存款9万亿,上市公司300多家,GDP超5万亿,但税务部门监控的全省的高收入人群中,月收入为2~4万元的群体还不到2万人,而月收入为4万~6万的人群还不到1万人。

绝大多数人是金字塔底的低收入者,这对“国民收入已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无声的嘲讽,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是中等发达国家的1/7——1/10,是个不争的事实,难怪那种自我陶醉式的高论一出,网上一片哗然,都说自己“被中等发达化”了。

至于中国的GDP“赶英超美”,老外比我们叫得还起劲。2011年,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就发布过类似报告,他们认为早在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就超过了美国。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4.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4.6万亿美元。当然,购买力平价中有汇率因素,2008年以来人民币(6.2452-0.0138-0.22%)对美元三成左右的升值,以及期间中国经济的强刺激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此长彼消”的特定阶段,使得两国GDP之比增加了多重削足适履的变量,比较优势显然有利于中方,实质意义也不大。

类似的自我感觉很好的“中美比较研究”报告不断,国内某高校“重大课题”称,中国家庭净资产已近70万亿美元,比美国高出21%。这一数据的科学性如何,你无从得知。如果要自圆其说中国居民家庭净值超越美国的原因,高储蓄率是一大原因,因为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甚至是美国家庭的5—10倍。

中国人口多,是美国的4倍,虽然收入水平只有人家几分之一,但人口多、有钱省着花、家庭数量多,以此也能对冲掉收入低的弱势。当然,中国人的大部分财富堆在房子上,家庭财富的激增还要归功于过去几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膨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财政收入超过了10万亿,银行存款超过了100万亿,但是100万亿除以13亿人口,再大的天文数字除以13亿人口也微不足道。巨大的社会财富只是让小部分人富起来,人均储蓄不到一万美元的国度谈不上富裕,遑论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全民医疗、教育、社保投入依然十分脆弱,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不高。普通劳动者出于对“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新三座大山”的焦虑,不敢放手消费,国内消费始终难以有效拉动。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一份主题为“国家财富:衡量21世纪的资本”的研究报告中认为,不同资本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不同,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不再是已经“生产出的资产”的有形资产,如房屋、设备、城市基础设施等,而是清晰的产权、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法律制度,它们要占国家无形资产的57%,教育占36%。

而在整个国家的财富体系构成中,房地产、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和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只占很小的一部分——17%左右。因为有形资产只有在强大的国家管理水平和产权制度基础之上,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这份报告关于财富理念的新阐述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就是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综合国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一个国家核心的制度优势是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制机制。如果没有这两重制度保障,无论是“地大物博”的自然资源,还是鳞次栉比的摩天楼,都是虚化的表象。

美国人说,美国的发达并不是以纽约曼哈顿的摩天楼为标志,而是因为有微软、苹果、通用这样的创新企业和全社会人们的相互信任、清晰的产权、廉洁高效的政府、公正的司法系统和国家治理能力。

因为这些无形资产创造出的公正法律机制、人力资本价值和保证经济运行的“制度质量机制”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才是国家和民众最大的财富。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再多的财富也会毁于一旦。西谚云,一座面包房失火也会烧掉整座罗马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经济丛林中,中国从过去的无足轻重到现在的举足轻重,成绩来之不易。但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越多。我们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地位迅速提高时,要尽量避免处于矛盾的焦点。小平多次说过“中国永不当头”。

1990年,他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把“中国永不当头作为一条基本国策定下来”,自己的力量、能力、水平不够,再去硬当头,“等于把自己推在火炉上烤。”因为你既当头,就得挺身而出,“够不着还得踮起脚来硬撑”。“中国不当头,一是我们当不起这个头,自己力量不够;二是当了头绝无好处,三是别国的事我们管不了,韬光养晦管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见《邓选》第三卷第156页)坐别人的车既不烧自己的油,也不用自己动手劳心费力,舒坦得很。但小平同志提醒,“坐别人的车,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容易失去自由。一旦坐上了别人的车,别人拉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上了别人的车,想下来都下不来,结果必然受制于人。不坐别人的车,可以避免进入人家设下的圈套,不上别人的当,不为别人的错误埋单。

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处在复杂而敏感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说“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他谆谆告诫各级干部“不以GDP增长论英雄”,“不要纠集于GDP的排名”,这非常契合“永不当头”的理论。经济主动减速,是为了给深层次改革腾出时间和空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效益,当下的改革已进入到必须直面大江大河的深水区,利益调整挥之回去,要防止利益固化、社会断层和转型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

所以,总理在5月1日的署名文章中强调,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定地推进改革。对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该调整的要坚决调整,该破除的要坚决破除,不能畏首畏尾。

文章说,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所决定,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与性质所决定,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人民群众不能从改革中受益,改革就没有意义,也不会得到人民拥护。

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深入推进,根本原因就在于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带来了公平参与和发展的机会,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今后改革的环境条件和重点任务会变,但让人民群众受益的要求不会变,也不能变。所谓改革的红利就是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切实利益,这一点必须始终坚持,要防止那种自我陶醉式的“超英赶美,对别有用心的各种空头“忽悠”、“捧杀”也要多多提防。

(本文作者介绍:陈志龙,财经专栏作家,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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