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为什么称阿里为“国家企业”?

文/王如晨

阿里开始将自己定义为“国家企业”。这是今年7月马云跟知名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聊天时的言论。于我心有戚戚焉。

阿里IPO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称它为幽怨的民企,有着民企的幽怨。当时我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它。幽怨的民企只是一种姑妄听之的词汇。

马云期望,未来阿里之于中国,就像苹果之于美国,三星之于韩国,奔驰之于德国,都是一种国家级的竞争,全球人才的竞争。所以今后融了钱,不是急于要拿回来,而是服务全人类。

这表达里,蕴含着很多内容。有国家认同,有自信,有全球化概念的重估,更有一种事业的冲击力。

马云就是期望阿里能成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名片、观察中国的窗口、中国的符号与形象。当你想到中国时,能很快想到阿里;想到阿里企业的时候,能立刻感受到背后的母国文化与形象。

这句容易理解。不易理解的部分在于,“国家企业”其实不是刻意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而是新一波全球化热潮下的回归。就是说,你必须高度认同自己出生的国家,重塑国家形象。

我称阿里为“幽怨的民企”,有着“民企的幽怨”,当时引发很大争议。其实我何尝不知道阿里的资本背景。

我措辞的矛盾在于,它最早以普通民营企业的身份诞生在中国,依托中国土壤拓展商业边界,活力四射,后来引入日本软银与美国雅虎的资金,虽然阿里确实难以回避外资背景,但后两者更像财务投资者角色,在企业真正的属性上,我依然定义它为民企。

阿里的这种多面性,无形中给它带来很多障碍,让它难以在许多领域施展手脚。这对于一个建构生态的企业来说是很麻烦的。你看到马云抽身阿里之外,做了许多投资,为阿里补足短板,其实就是一种曲折的反映。

马云多年来的批判言论,以及我提到的阿里的“幽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本地遭遇一的自然反应。

我也一直想在民企与国企之间寻找一种融合的语言表达通道,但当时没有找到。

民企与国企的二元结构命名,充满着一种割裂感。它确实吻合了两类企业的法人、资本来源差异,但却人为制造着一种经济的分裂与矛盾,长久以来,也是一种文化的分裂。民企的自由与多元为它带来诸多原罪质疑,国企的垄断给它带来许多寄生虫咒骂。

民企是私有制的符号。过去30多年来,甚至追溯到建国后一段,中国官方在公有制、私有制的措辞表达上,可谓费劲心机:一面想表达对于私有经济的某种宽容,一面又以不容置辩的口气渲染公有制的伟大前程。最后语词不但没有发挥中和作用,反而不断强化了分裂,宽容成了某种“施舍”。

哪怕你去读中学政治教材,都能体会到官方话语体系的暧昧:最初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后来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然后它是公有制的“一种补充”,再后来它成了公有制“合理的补充”。直到今日,官方倡导起所谓“混合所有制模式”。而公有制本身还有变异,就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

这种措辞、词汇的变异,反映了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历程。最初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然后有了一些胆子,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混合所有制即便以公有制为基础,但也终于给了私有制一个相对体面的称呼。《物权法》之类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人仔细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史里的语言学现象,一定是有很多乐子,呵呵。

定义阿里为“国家企业”,在这个层面,其实就是中和的措辞。我从中体会到了马云与阿里对于这个国家发展现状的一种趋势认知。

如果上升到马云所说的国家级竞争,“国家企业”就是对国家主权、经济发展、母国文化的高度认同。

但容易为人忽视的碰撞甚至矛盾也在这里。你能看到,马云谈到“国家企业”的时候,他是从全球化、全球竞争的角度切入的。这就有了一种视野的冲击力。

我的体会是,“国家企业”不是一个简单的命名,而是阿里集团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的战略诉求。

一方面,纵使未来规模再大,阿里也不敢淡化中国土壤。这里是它的后盾与关键驱动力,一个不认同中国市场的阿里,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也不会有真正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竞争,阿里需要整合全球文化、人才、资本、技术、线下等各种资源,构建服务全球的生态体系。

这就需要,阿里未来的拓展,必须在海外市场有所倾斜。IPO当天晚餐会上,马云对着我们一干人马说,募资的相当部分会落在海外。当时,这句话一度引发争议,阿里后来还侧面做了解释。其实,从脉络上说,这跟马云与方兴东聊天时的表达一致。

这就是“国家企业”的一种隐喻特征。我眼中的阿里,已经走出民企的幽怨,开始展现真正的全球化风范。马云本人也没有否认阿里的民企属性,只是他说,阿里不是“普通的民企”。

不过,这只是我的体会,公众肯定有不同的认知。而且,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国家企业”这个词汇的表层,并没有完整表达上面的用心。辞不达意的时候太多了,它是名实矛盾,也是语言与意识及思维的矛盾。

这个词确实也容易产生误解。如果传播不当,很容易被人当成渲染民族主义情绪的靶子。而且,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时刻。过去一年,中国经历了去IOE化的舆论热潮,反垄断打击了几家外企的无良行为。而阿里本身,又是一个倡导过“去IOE化”的企业。这就很容易留下一种印象。也许会有人问,此刻定义“国家企业”,阿里是否在抱本地政府大腿?

这就是辞不达意的矛盾了。而阿里证明自身的方式,肯定不能依靠词汇辨析,只能依靠生态构建的指向,拓展一个全新的全球商业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名片的它,才真的有更多价值。

而站在我的立场看,一个敢于直白渲染民族国家形象,渲染自己的出身的人、企业,是值得称赞的。我很难理解那种越来越不敢说出这些的行为,而这本来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

另外一种行为则值得警惕,就是说,刻意渲染企业的国际化是一种超国家主权的行动。这个诉求,不但会失去文化根基,而且也容易引起某种警惕。中国这么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固然有许多不堪与不美,但若换个国家,也许更丑陋。马云定义阿里为“国家企业”,我认为,不但传递了他对出身于这个国家的自信与高度认同,而且也是阿里对于“全球化”、“国际化”概念的一种重估。

当然,马云表达也并非完美。他的欠缺处在于,不应该将阿里与三星、苹果们对比,固然它们是母国的名片、全球化的成功者,但它们成长的不堪,或许更为严重。

三星可是一家国家财阀,攫取着整个韩国许多特殊资源,压制着中小企业创新,朴槿惠上台执政的主要思路,就是要打破三星这类垄断财阀,给中小企业开拓新路;而苹果成功的全球化,建立在它对产业链的压榨之上,而且,面对母国,它浮在海外的富可敌国的资金,相当部分是通过避税、不回流美国的结果,它缺乏效率,更多成了回购股票为所谓投资人创造财富的工具。

如果阿里成为三星这类企业,它要想成为中国的名片,反而会自己形成一种阻力,画地为牢。当公众开始不断渲染马云的首富地位,认为阿里无所不能时,阿里就面临着三星一样的命运。而在韩国,三星、现代之类,最大的风险,恰恰就在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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