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互联网终结大革命

贫富悬殊的话题,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度,总是常常能够最快最深地刺痛社会神经。在贫富悬殊尤甚的当下中国大陆,很多人担心,社会不满情绪会不会星火燎原,最后再引爆一场大动荡?我的分析告诉我:不会。为什么不会?有三个原因:

一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星星之火还未燎原就会随时随地被扑灭。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个人无隐私,尤其是对社会具有煽动性的东西,都需要借助互联网才能取得最大效果。但它同时也将自己暴露在大数据的眼皮底下。大数据天然属于机构不属于个人,因为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对商家而言,大数据可以挖掘无穷的商业价值;对政府而言,大数据能够加强对某些领域的监管,对社会群体行为进行预测,对一些具体的个人或群体进行定向监测,防止恐怖、骚乱乃至激进煽动行为。

安替文章《大数据时代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在美国,最大的大数据处理机构是政府的国家安全局(NSA);做未来危机预测花钱最多也做得最好的,是武器公司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Martin)和国防部的合作项目ICEWS,而民间大数据翘楚如谷歌、Facebook等企业,被迫让NSA在大数据上留有后门接口。而能控制大数据公司的政府,无论是以秘密进行的方式(如美国),还是公开的方式(如中国),数据权力集中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美国911之后建立的NSA大数据监控系统,如今已经到了漫天布网、可以预测潜在恐怖人士的地步;而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也在(2014年)5月9日明确指出要提高用大数据预防打击犯罪的能力。”

二,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基本上都名不副实,领头羊们都是小官吏、小商人、小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底层民众大部分是被裹胁甚至被迫缴交投名状、被切断各种后路。在热兵器、高速公路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革命”与“稳定”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对称。这种情形下,大动荡通常是不上不下的中间夹心阶层的一厢情愿。

三,贫富悬殊拉大和阶层固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类几千年历史,不论如何改朝换代和制度变迁,几乎都在拉大贫富差距。但互联网和城市化却给了平民更多的打破阶层固化的逆袭机会!“拥有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的企业,财富积累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目前正在全球各国蔓延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对这些人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本身,并不是贵族技术,只要有相关程序员就可以。拥有大数据资源的网站公司本身,也完全可从一个小App开始。任何一个立志于网络创新事业的年轻人,只要视野和机会得当,都可搭上这轮风潮。在中国近年来因为社交媒体创新而致富的年轻人,也很少是官二代。在大数据技术造成的财富地壳位移的过程中,个人上升通道,至少对有心的年轻人来说,也算公平。”(安替)

互联网终结大革命大动荡,这对国家和人民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这是利大于弊的好事,原因也有几个:

首先,历史上的大革命大动荡,都是以万千人头为代价和炮灰,推翻了极少数人然后又成就了极少数领头人,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权力却仍然没有受到制约,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秩序和逻辑也没有丝毫改变。兴亡都是百姓苦,不管权力如何更替,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除了做炮灰和牺牲品,并没有他们什么事。

其次,驯服权力的是宪法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它的力量源泉从来都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民主的力量。资本的初级阶段固然有不少是靠官商勾结发迹,但即使是靠官商勾结起家的资本,强大以后也有强烈的约束公共权力的冲动和要求。比起组织成本极高组织效率又极低的一盘散沙而又贫贱移不了民的民众,会飞的资本对公权力的制约更有力量。我非常赞成安替的判断:“我相信资本和权力无法真正同流合污,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制衡出现,让整个社会走向改善。在谷歌、微软、雅虎等企业的逼迫下,美国白宫不得不在(2014年)5月1日发表名为《大数据:抓住机会、保存价值》的白皮书,提出如何平衡大数据发展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路线图。这也是历史上法治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最终能驯服凶恶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再次,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二者会要国家的命。人的能力、秉赋、努力程度、对社会的贡献不同,贫富差距拉大就是必然甚至是必须的现象。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差距还会继续拉大。1999年,在巴黎银行保险柜中雪藏了81年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被开启,这份被主人要求“当俄布和俄布的国家不存在了的时候才可以公布”的政治遗嘱明确写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远见。

互联网知识经济、信息海洋时代,知识资本正在超越权力资本、货币资本成为个人财富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学习成为一项近乎免费的全民福利,区别只在于你是否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习,你学习的路径和方法到底对不对。

互联网终结大革命大动荡,但权力的非正常更迭照样有可能发生,但多半是“权力内部”的事情,即使打着“民意”的旗号。和历史上的大革命相比,这种层面上的权力更迭对国家和民众的危害已然要小得多。

互联网是大规模街头起义的终结者,它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民众“网上起议”的门槛。网上起议是好事,但要注意网上起议的最大主体是不上不下的社会中间夹心层,他们常常以民意代言人自居,通过“绑架民众”形成民粹思潮。民粹思维容易引发决策民粹化及整个社会的腐败低效和资本外逃。

共同富裕千难万难,共同贫穷与堕落则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国度都在虎视耽耽随时准备拱手送给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人类!这方面,无论是民主斗士曼德拉治下的新南非,还是我们过去十年的房地产调控,都好心之下阻碍了货币资本的正常流通,妨碍了货币资本像流水一样灌溉沃野千里,无形之中反而阻碍了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作者:童大焕,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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