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刘强东强调价值观:中国企业家觉醒

文/王如晨

尽管刘强东跟马云创立的公司经常斗,他们俩的脸谱其实有许多相似处的。不说个性与太远的未来,只说一点,企业文化。我觉得,这个话题传递了中国企业家的觉醒意识。听我慢慢说,呵呵。

马云给阿里设立的企业文化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这一点,跟企业“经营哲学”一样,阿里是写在公司招股说明书里的。

刘强东没有明确固定表达。不过,昨天他那封IPO前的内部邮件,透露了他似乎也是这么排列: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看一下词频统计。他说的客户,在信里就是“合作伙伴”、“供应商”,词汇一共出现6次;指称员工的“兄弟们”与“员工”,一共出现3次;“投资人”只出现1次,刘强东没将它说成“股东”。

言为心声,语言是很能反映一些问题的。

京东最初的商业模式,是一种真正的零售。跟中国大型零售企业并不相同,维持着自采自销形式,并有库存。后来京东做了开放平台,做了虚拟的房东。没有生意伙伴,什么都不可能干成。所谓合作伙伴,就是供应链核心,京东自然不敢怠慢。

员工层面,据我所知,平均下来,京东员工的日子应该没阿里员工的日子滋润。马云承诺员工的利益很多,这个过去他讲过多次。刘强比马云多一点屌丝气质,他一直说他是农村苦孩子,这可能影响了京东IPO前的一些激励政策。不过,我们看到,这封信倒数第二段如此描述:

“最后,我也想重点强调一下管理和文化!上市之后,公司会通过多种形式的股权激励计划让更多优秀的员工分享公司成长所带来的回报,让大家有体面和安定的生活保障,让长久以来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父母妻儿踏实和骄傲……能够继续为京东发展护航的只有管理和文化……”

应该说,这点是刘强身身上比较可贵的一面,不忘本的人总让人一眼看到闪光点。刘强东这封信一开头就说自己是农村出来的,过去也多次说,算是一种内心表达。刘强东在他老家大做投资,除了地域与人际关系更好外,我想他应该是为宿迁做事的人。屌丝型的企业家,大都有种乡土情结,这是他们的心灵庇护所、前进的动力。

投资人或股东,在马云与刘强东,都是爱恨交织的面孔。这也是通常的感受。毕竟,拿人家钱,发展自己,你得牺牲很多,股权甚至部分决策权力,还有的创始人辱没了尊严。

马云对投资人保持一种警惕。他吃过亏。B2B业务上市前,机构满口承诺一定会陪它走一段,结果IPO挂牌后很快就套现溜了,阿里股价波动剧烈,马云从此铭记下这事。到了雅虎影响公司决策的时候,他这种意识更加明显。但是,即便如此,说到雅虎作用的时候,马云还是表示,至少在当时,阿里要是没那笔钱,是很难快速发展自己的。现在看,那笔钱对于阿里发展出淘宝起了关键作用。

刘强东更不用说了。他跟早期投资人徐新似乎没有过什么矛盾,但是跟VC/PE风格的人呛声不断。他跟软银赛富合伙人阎焱关于融资一事上,发生过几轮交火,已成创业企业与机构之间矛盾案例经典,可进商学院教材了。

创始人思考问题跟职业经理人不同,跟资本方更不一样。他们对企业的感情不一样,这决定着他们的思维。有时候,公众很容易看到,创始人显得霸道无理,危急时刻,无论善恶,总会爆发惊人的能量,这里面都是情感的灌注,很多时候不是纯粹的商业逻辑。

你能想到狱中的黄光裕,为重掌国美,与职业经理团队、机构之间的斗争一幕。马云与雅虎之间,其实也不是轻松的事情,危机感不比国美案例小。刘强东与京东也是如此。

所以,阿里为坚持合伙人制,放弃香港上市,不惜冒着市场风险也要掌握公司独立的决策权与经营权,夺回控制权,否则,落入机构之手的阿里,它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肯定会变味。刘强东也是如此。之前的不说,前年京东差点上市,中间也曾与机构发生矛盾,直到前段时间,京东引入腾讯作为形式上的基石投资方,其中也带有平衡外资机构力量的用意。截至目前,刘强东虽然股权与其他各方均衡,但决策投票权却占到80%以上。

放在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所谓开放的市场逻辑里,外界总觉得有一种霸道在,很容易被贴上标签,说公司不够开放。有关创始人的股权比例,也总是一个焦点话题。

我认为,这种逻辑里,其实就是企业运营哲学与企业文化的竞争。一般创业企业一开始还感觉不到,一旦到了业务爆发期,机遇转换之际,它就变得非常明显。因为,大部分资本看的是短期收益,不会关注你过去,只会看预期。而企业却要力争百年基业。

所以,刘强东在这封信里强调企业价值观与管理文化的价值,跟马云的脸谱是一样的。刘强东公开强调,“能够继续为京东发展护航的只有管理和文化!不管未来股价如何变动、未来资本市场如何反应,我们的使命和价值观是坚决都不会改变的”,跟马云要求将企业“经营哲学”与“企业文化”写入招股说明书里的“风险与挑战”一项,一个逻辑。这是创始人对公司前途的立场。

我对京东批评有加,对于刘强东也有许多不解,尤其是他的卧榻情结。但是,我并没否认他作为创始人,对于京东未来命运的价值。他之于京东,就是马云之于阿里,任正非之于华为,柳传志之于联想系。

你从这些企业家过往言论里,都能搜集到大量有关公司价值观、文化、管理决策以及资本的深刻认知。

若要我来总结,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家的觉醒时代,放在全球市场,也都不为过。过去多年,我们观察过、阅读过许多本土企业,因为没有价值观与文化支撑,在机遇转换关口,失去了立场,沦为资本的工具。

这种觉醒的意识,也是中国产业界对于西方资本市场、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反拨。拿TMT业来说,大部分原始的技术规则都是美国人发明的,资本市场的规则也是。以互联网业为例,当中国大量企业涌入纽市、纳市前,都会按照它们的标准打扮自己,有些是削足适履,有些是血淋淋的牺牲未来。许多中概股流血上市不是虚言。

这里面自然也是国家层面的竞争。在我眼里,任正非对美国市场毫不妥协的表达,马云与刘强东等人对价值观与企业文化的表达与坚守,这种自觉的意识,正是体现出这样一种信号:中国TMT整个产业正处于机遇与危机的转换期,这崛起的一刻,已经从妥协、屈辱适应海外规则过渡到适应与挑战规则的阶段,虽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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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
    ——安德烈·纪德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2013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 000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2017年,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1978-1983: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社队企业的历史非常悠长,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资产归属权上具备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时还带有“强人经济”和家族世袭的特征。

    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
    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
    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
    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上述“一庄三村”,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

    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

    鲁冠球——浙江,萧山万向节总厂;
    沈文荣——江苏,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
    步鑫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
    何享健——广东,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乡镇企业”,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失地农民或“坏分子”家庭,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在早期,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

    年广久——安徽,芜湖“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浙江,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

    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鹌鹑养殖。

    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

    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1984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在这一年,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贸工技”模式的代表;

    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工贸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

    这四位企业家的早期历史,都与全球化有关。无论是联想、万科的进出口贸易,海尔的德国生产线引进,还是南德的“罐头换飞机”,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生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获益者。其中,张瑞敏的实践最具时代的先进性,海尔的质量管理模式启蒙了一代实业者。

    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包括了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东北部(杭州、宁波、绍兴)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

    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苏,无锡红豆,服装;
    蒋锡培——江苏,无锡远东,电缆;
    李如成——浙江,宁波雅戈尔,服装;
    郑永刚——浙江,宁波杉杉,服装;
    宗庆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饮料。

    ▷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与苏南模式相比,在整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辉——浙江,温州柳市正泰,低压电器;
    胡成中——浙江,温州柳市德力西,低压电器;
    王振滔——浙江,温州永嘉奥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开明,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有“珠江水、广东粮,北伐全中国”的说法。

    代表人物有:
    李经纬——广东,三水健力宝,饮料;
    潘宁——广东,顺德科龙,电器;
    何伯权——广东,中山乐百氏,饮料;
    李东生——广东,惠州TCL,电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

    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广东,深圳华为,通信设备;
    段永平——广东,中山小霸王,学习机;
    王文京——北京,用友,财务软件服务。

    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质量管理和商品意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极大的普及,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车间管理能手。

    其二,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吃穿用”——饮料食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三大领域。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

    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

    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

    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惯用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二是价格战。到1996年前后,他们在家电、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他们又被称为“营销狂飙派”。

    代表人物有:
    吴炳新——山东,济南三株,保健品;
    倪润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
    胡志标——广东,中山爱多,VCD;
    姬长孔——山东,临沂秦池,白酒。

    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成为他们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

    代表人物有:
    黄光裕——北京,国美,家电连锁;
    张近东——江苏,南京苏宁,家电连锁;
    袁亚非——江苏,南京宏图三胞,IT连锁;
    车建新——江苏,红星美凯龙,家居连锁;
    王卫——广东,深圳顺丰,快递配送;
    “桐庐帮”——浙江,桐庐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快递配送。

    1998-2008: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其一,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其二,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其三,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

    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利润如刀片一样薄”(张瑞敏语)。与此同时,渠道商的力量爆发,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黄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制造”派:
    郭台铭(台)——富士康,电子产品组装;

    “义乌帮”——浙江,义乌,小商品;
    “绍兴帮”——浙江,绍兴,纺织印染;
    “东莞帮”——广东,东莞,服装及电子产品;
    “泉州帮”——福建,泉州,运动休闲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和涉足钢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这十年里,越是激进、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除王石、沈文荣等人之外,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
    许家印——广东,广州恒大,地产;
    杨国强——广东,顺德碧桂园,地产;
    孙宏斌——天津,顺驰、融创,地产;
    梁稳根——湖南,长沙三一重工,机械装备。

    这十年,同时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幅扩容和极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险家通过充满灰色气质的操作,攫取了巨额的利益,他们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时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系:

    唐万新——新疆,德隆系;
    魏东 ——北京,涌金系;
    肖建华——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传媒产业,由于管制的存在,民营资本的成就乏善可陈。不过仍然出现了一些创业者,他们的资本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却在塑造国民的新审美趣味。

    代表人物有:
    王中军、王中磊——北京,华谊兄弟,电影;
    邵忠——广东,深圳周末画报,杂志;
    刘长乐——香港,凤凰卫视,电视。

    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与之前所有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阳光创业”典范。与1984年的“企业元年”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

    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三家新闻门户公司:
    王志东——北京,新浪,新闻门户;
    张朝阳——北京,搜狐,新闻门户;
    丁磊——广东,广州网易,新闻门户和邮箱。

    与三大门户几乎同时创业,但在影响力上稍稍落后的企业还包括后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其他一些公司。

    代表人物有:
    马化腾——广东,深圳腾讯,即时通信;
    马云——浙江,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李彦宏——北京,百度,搜索;
    陈天桥——上海,盛大,网络游戏;
    刘强东——北京,京东,电子商务;
    周鸿祎——北京,3721,搜索。

    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上海,携程,旅游票务服务;

    这些创业者的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集体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商业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传化的徐冠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是私营企业家出任该职务的第一人,它被认为是企业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庆、广东和海南的工商联均由民营企业家出任主席。

    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一批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经济产业的萌芽与创新,这便是风险投资家。VC、PE这两个舶来概念,在1998年进入中国,到2016年,全国已有1.2万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

    代表人物有:
    熊晓鸽——北京,IDG中国;
    沈南鹏——上海,红杉中国;
    徐小平——北京,真格资本;
    张磊——北京,高瓴资本。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这在世界工业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长期由外资和国有企业把持的汽车产业,出现了一批草根出身的创业者,其中李书福于2010年“以蛇吞象”,通过成功并购沃尔沃把企业送进了世界500强。

    李书福——浙江,台州吉利,汽车;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汽车;
    魏建军——河北,保定长城,汽车。

    中国在2016年,由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参与国际并购的企业家,海尔的张瑞敏收购了三洋的白电业务,联想的杨元庆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美的集团的何享健收购了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

    在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互联网+”的新潮流合二为一,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级冒险家。

    代表人物有:
    雷军——北京,小米,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
    董明珠——广东,珠海格力,空调;
    贾跃亭——北京,乐视,视频网站及智能硬件。

    雷军是第一个由互联网转向制造业的“降维打击者”,小米手机的速胜引起极大的思维震撼。他与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颁奖盛典上,打下10亿大赌,看看谁在五年后的营业额更高。事实是,在后来的五年里,他们各自向对方学习了更多。

    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两股大的冲击波:其一,发生在消费服务市场——O2O;其二是互联网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后”为主力的创业者在消费服务市场上,实现了一次线上对线下的逆袭。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经济继新闻信息服务、商品贩售服务之后的,第三次以消费服务为主题的冲击波。

    代表人物有:
    王兴——北京,美团点评,餐饮服务;
    姚劲波——北京,58公司,分类信息;
    程维——北京,滴滴,打车服务;
    胡玮炜、王晓峰——上海,摩拜,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戴威——北京,ofo,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波表现得更富有戏剧性。在201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6 000多家P2P公司,鱼龙混杂,沉渣泛起,最终以e租宝事件为标志,遭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整顿。在随后,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及京东等公司,成了实际的获益者。

    在资讯服务领域,曾出现数以百计的视频网站,不过最终被BAT全部控制,形成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闻手机客户端,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杀出血路:
    张一鸣——北京,今日头条,手机新闻门户。

    互联网在中国的二十年,始终扮演着颠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对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和消费业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腾讯和阿里巴巴联袂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家,进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学等产业,其成败得失,迄今难以言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代表了中国产业探索的另外一个方向。

    代表人物有:
    施正荣——江苏,无锡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汉能,清洁能源;
    汪滔——广东,深圳大疆,无人机;
    汪建——广东,深圳华大基因,基因检测;
    刘庆峰——安徽,合肥科大讯飞,语音技术。

    胡润富豪榜:一条另类线索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起发布中国富豪榜,在一开始,由于财富的灰色和数据的空缺,这份榜单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一度还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时间最终宽恕和成全了他。

    在19年的榜单上,先后出现了13位中国首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证明了财富的剧烈爆炸和不确定性。出现在1999年第一份榜单上的前十大富豪,到2017年,只有一位还留在前一百的名单中。

    第一个首富荣毅仁的财富为80亿元,而2017年首富许家印的财富为2900亿元,增加了36倍。相比之下,美国1999年首富比尔·盖茨的资产为600亿美元,19年后他仍然蝉联首富,资产为890亿美元。

    当过首富的13人,分别来自商贸(荣毅仁、荣智健)、农业(刘永行兄弟)、连锁商业(黄光裕)、制造(王传福、梁稳根、张茵)、饮料(宗庆后)、地产(王健林、杨惠妍、许家印)和互联网(丁磊、马云),从行业的速变,可以梳理出财富波动与产业经济的强关联性。

    在所有的行业中,房地产和互联网最具财富增值能力。在2009年的榜单上,前十大富豪中,有8位是地产开发商,而到2017年,4位来自互联网,4位与房地产有关,其他两位来自物流和制造业。相比之下,美国十大富豪(2016年),除了巴菲特(投资)和布隆博格(媒体)之外,其余均出自互联网。

    中国女性在创富方面的作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景象,有两人当过首富(其中一位是二代继承者)。在2017年的一份“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上,中国女性(含华裔)占了8席,其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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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向金字塔尖聚集的效应也非常明显,自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亿万富豪(1亿美元资产)人数增加了6倍,首富(王健林)资产增加5倍,而同时期,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增加不到一倍。

    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群体,到2017年,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647位。在“亿万富豪最多的全球城市”名单上,北京超越纽约位居第一,深圳名列第四,上海和杭州分别与伦敦和巴黎相当。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中国富豪的表现并不与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2016)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它壮观、曲折,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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