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当好“卧底”才能写出精彩小说

严歌苓,美籍华人作家,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范典(文、图)

严歌苓是近年来在中国名气大增的女作家,从《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衩》《归来》,她的作品被大导演一次次搬上银幕,由她作品改编或由她亲自操刀编剧的《幸福来敲门》《娘要嫁人》《铁梨花》《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梅兰芳》《危险关系》等影视作品也广为观众熟知。不光是因为她写活了其中一个个形象饱满的女性形象,而且从她笔下反映了一个个特定时代下丰富的人文情愫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近日,她携新作《老师好美》亮相上海某书店,与读者近距离沟通交谈。已不再年轻的她气质依旧高雅,在现场与读者分享了她的创作人生,也讲述了这本新书创作的过程。

《老师好美》是她在2008年时开始动笔创作的故事,当时导演姜文跟她提起一个新闻,关于两个高中男生与一位单身离异的女班主任之间的情爱纠葛,结果其中一位男生出于嫉妒杀死了另一位男生。这件事让严歌苓陷入了沉思当中——要写成作品就需要掌握各种细节,她需要去全方位了解中国的高中生活,这对于长期生活于国外的严歌苓而言,陌生而艰难。一开始由姜文安排在北京某中学“卧底”观察,结果被老师识破。就这样她一连换了五所中学,最终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和一些中学生交上了朋友,与他们用邮件交流,知道了他们为了备考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每天都要做一大堆的测试卷子,她觉得自己写这本书就是要为高考生们发出他们的“惨叫”。

到5所中学体验生活,花了6年时间,这本书总算出炉。她前一部小说《妈阁是座城》写的是赌徒,为此,她还特意到澳门赌场过了一把瘾。严歌苓说,要写好一部小说,就得全方位的体验和感受真实生活。希望由真实中提炼、并从艺术中升华的这部作品同样能唤起高中生群体的共鸣。

【问答题】

问:您以前当过军人,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答:我做了13年的军人,退伍的时候,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校,应该说是一个营长,在1989年那个时候我刚满20岁,我去前线做特邀记者,当然我是一个女性,他们不让我到前线。这是彻底颠覆我的人生的,我拿起笔从此进入了创作组,因为我写了很多关于战士们的小诗歌、报告文学之类的。这段经历也使我成了一个永远的反战分子,永远的和平主义者,因为我觉得年轻的生命让他活下去是最最重要的。

问:您写这本书在中学“卧底”了6年,中国的高考制度带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中国的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跟就读高中的孩子说你想不想考大学了,要不然你就得死,就得怎么办,没有出路,前途一片迷茫。其实我觉得我在德国生活了五年,他们也有很好的办法,他们各行各业都要求做的非常职业性。比如说牙科医生的助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学校,需要去训练的。其实这种职业学校训练,在我们中国叫职高,这样出来以后马上就能找到工作,而且有非常稳定的收入。实际上我觉得这也不妨成为一条出路,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非常实用。做再低的行业,比如说修电的,一个小时36欧元。他有自己的行当,做得非常的专业,我觉得不是每个人一定要上了大学才有出路的。因为有很多行业,要求一种专业的知识和训练,这都很好。

问:这本书与您以往作品的风格有些不太一样,是一桩感情乱伦的凶杀案,而且来自于新闻,您试图告诉读者什么东西?

答:是极大的悲剧,大悲剧。一个男孩子杀掉另外一个男孩子,因为情感上的,应该说是吃醋。当然我觉得三个人都是牺牲品,在我的这个故事里面,我总是希望我能够在任何一个生态环境里面来解剖人性。我把高中校园变成了一个环境,我把这三个人物,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三个人,推到人性的极致环境里,看到人性在极致环境里忽然产生的裂变,是谁都想不到的。但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极致环境里晒出这样一道黑暗的电,就是因为长期的潜意识里被压抑的东西,他的生活状态铺垫过来的,任何一种极致行为都是他长时间的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他不能意识到的。所以我企图用我的这本小说剖析这个东西。

问:这本书里的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她是情人、老师、母亲的混合体,她对待男学生的那种爱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情爱因素,您是怎么去塑造这个形象的呢?

答:在我以往的人物里面跟这个丁老师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觉得在当代社会里有很多,这个老师的错误就犯在了她有很多伦理偷换的概念。把自己放到一个没有界限,身份很模糊的女性的框架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我常常听见什么姐什么哥什么弟,老师这个职业,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身上就像姐或者母亲怎么样,实际上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很多东西都庸俗化的。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个姐那个姐,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各行各业各种人物应该有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形象。这个标准的形象也逐渐会影响她的心理,她的心理实际是内外相辅相成的,时间长了她认为她在给一个学生做饭了,她待他怎么样了,长时间的把她在学生心目当中的定位搞错了,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庸俗化的师生关系。虽然里面有很多温暖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是不赞成这个的。就是我们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庸俗化的关系。

问:张艺谋根据您的《陆犯焉识》一书改编成了电影《归来》,听说陆焉识这个人物身上有您祖父的影子,您能否谈谈您祖父?

答: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祖父,应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进大学,21岁去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到中国,很年轻就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他的论文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因为他去世的很早,又是自杀的。为什么自杀,我听我祖母说,他这个人跟上海的文艺界和学界弄不好,因为他最讨厌拉帮结派,他不去跟人家拉帮结派,到最后就变成了哪一派都不要他这个人。最后他连续签教授合同都很困难。终于在他的继母和孩子生活现状压迫下,他决定请人家来吃饭,把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放下来。结果没有一个人来,那天我听我的祖母说他就吐血了。在抗战发生的那一年他就自杀了,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国难和家难同时发生。这个故事的前面全是按照我祖父的经历来写的,后半部他在监狱里什么的,是按我们家另外一个老亲戚作为一个犯人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经历,我把这两个老人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世纪老人,把中国,他的故事、经历,一个精神十分自由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好像能够使我感到中国知识分子不光是这一代人,不光是这两代人,从历史上上千年以来,他们所苦苦追求的这样一份独立、清高、自由,但是到今天为止这都是要打问号的。

问:张艺谋把您的作品屡次搬上银幕,使更多人直观的了解到您的作品,但也有人觉得电影跟原著没法比,您怎么看待?

答:我觉得文学和电影在这个时代联起手来,相互把我们民族的故事讲出来,把我们民族的纪律传承下去,不管是电影还是文学,我把它的观众变成我的读者,他把我的读者变成我的观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媒体大爆炸的年代,不可能说还像19世纪末一样的,大家在家里读小说,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激每一个对我的小说能看到影视可能性的这些影视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任何一种影视作品都会使一部分观众来关注我的文学,关注我的小说,我觉得都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

问:您作为一个作家,觉得文学归根到底能否解决或者说解答生活中的问题?

答:我觉得文学不应该完全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如果文学能把一些小说家感觉到的问题提出来,把他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我觉得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书籍信息:《老师好美》,严歌苓,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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