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旧书店的未来辩言——广州十年访书记

台风“威马逊”抵达广州那天中午,我正在旧书店,窗外狂风骤雨,据说“威马逊”的强度达到16级。天雨留人,把店里的书反复看了两三次,拣了十数本书,到窗边长椅上坐下慢慢翻看,然后定下要哪些。几年来每次到这家旧书店都是如此,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我那天是在文津阁。

自从这家旧书店打出清场折价的消息后,先是爱书人在网上发图,继之本地媒体先后报道,其中南都三天用了五个整版的篇幅,采访各家店主,盘点广州旧书业情况,探问旧书店的未来。一时,对旧书店以及城市文化的忧虑,成了城中话题。

报纸上刊出的“广州旧书店地图”,将近十家店,我基本上都去过。那天在文津阁买书的人数,依我经验,大概是往常的一倍多。但旧书店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也有,甚至还是常态。十年前我来广州,文津阁是我去的第一家旧书店。当时中大西门那一排临街小铺还没有拆,书店两三家,文津阁有一楼门面,以折价书为主,从逼仄的楼梯上去,二楼则是古籍旧书。那时候,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从五羊坐公交车到河南(广州称海珠一带,其称呼颇古),文津阁是起点,然后是两家新书店:学而优和博尔赫斯,再走去广州美院对面的晓港中路,那里有两家没有名字的旧书店。后来,文津阁挪到靠近怡乐路的二楼上,铺面宽敞,书也增多。等到两脚书橱从岗顶迁来中大、小古堂在中大东门原来树人书店附近开张,我的访书路线又变为从文津阁去中大西门职工中心的两脚书橱,再穿过中大校区,从东门出,上小古堂。

另外一条路线则往东边。文津阁一度在岗顶学而优书店旁边开设了分店,大概正是这家分店让我认识了石牌东路上的两脚书橱,后来又有了一家书农旧书店,还有华师后门复印店二楼上的旧书店。那时候围绕岗顶,有两三家旧书店(其中有一家,摆在自行车棚里),一家学而优,还有天河购物中心上面的几家文艺小书店和碟店(CD为主),以及华师后门科技园的碟店(DVD为主)。再往东,我去过华农一个偏僻的书店,像一个大仓库。这家还有个店面在荔湾,于是又往西,跑到了陈家祠的后面,结果发现那是一个旧书店较为集中的地方。其余如西关的某书店,我那时并不对古籍感兴趣,没有去找,著名的海珠中路纵原邮币市场也从未去过,但文明路的天浩旧书店,却早就去过,因为离省图近,而省图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折旧书店。这次从报道上的图片看,这十年来天浩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依傍于中大海珠校区西边的文津阁书店,只有简单装修,店里除了书还是书。经营10年后,最终不敌高涨的租金,将于2014年七月底结业。)

回头看,说那是广州(旧)书店的黄金时代也不为过,那时确实是充满了文艺气氛,虽然外面的人——甚至包括广东人自己——称这里是“文化沙漠”,虽然在大书店里往往是以翻/买实用书为主的读者,但至少以我这个外来者的亲身经历而言,是不能苟同的。广州自然没有北京那样文人荟萃的传统,也没有上海那种传承有自的出版底蕴,但它自有其特点。比如说港台书比较常见。我曾经淘到过台湾文学批评家马森的签名小说,香港罗孚的签赠本(署名丝韦),倪匡80年代的小册子,还有董启章早期短篇小说集,那时根本不知道香港新一代的写作者。有一次淘到过金庸小说的明河社精装版,惊为奇货,近几年去香港书展,发现新版大都是精装。像港版《金瓶梅》这样的书,就更常见了。外文书也非常常见,记得文津阁当年有两三个书架的外文书,我就是在它的岗顶分店买了哈代的诗全集、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英译本、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卑微的神灵》——正是从这本英文原版里,我发现了另外一个译本一些离奇的错译。

岭南卑湿,古籍版本保存不易,而我那时也没有涉猎,但是鼎革以来的各种文史书,却每访必有,记得有一次在两脚书橱,突然发现了一批五六十年代的文史书,比如三联书店初版的《骨董琐记》,中华书局的笔记丛书,同去的书友真有抢食的感觉。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买到五十年代初版的蓝口鲁迅全集,虽然不全,但是凭着这套看起来挺奇怪的书,终于提前了解了鲁迅全集的各种版本,避免为了旧版本而掉到这个大坑里去。

每个人进入和了解一座城市,各有其机缘、方法和经历。在广州的十年里,我基本上就是靠着一吃饭,二找旧书店来逐步拓宽自己的活动范围,一步步地了解这座城市。在网络书店出现之前,能有这样的收获,比较正常,而在这十年的逐步网络化、全国旧书店一个价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个买书淘书的去处,仍然可以见到一些可以买的书,则不能说不是幸运。记得胡文辉兄那时看我东跑西跑乐此不疲,大意是说当年他也是这般找旧书店访书的。我还真没有想过有一天竟然不去旧书店了,更没有想过,有一天旧书店会不见了。

如今的现实是,这些年来去旧书店的时间确实在减少;和书店受到的冲击一样,网络销售正在改变我们,慢慢的,以不为人觉察的节奏。当网络营销成为常态,消费习惯也会成为理所当然,这是值得正视的现实。不过,正如一家国外的书店取名叫“城市之光”,书店——包括旧书店——对一座城市的文化来讲,始终占有一定的分量。假如一位城市的管理者,文化政策方面的执行人,当他看到一个爱书人、读者的这番经历,是否足以让他改弦更张、更多地关注这个行业呢?

诚然,书以及书店不是每个城市人都需要,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案例,足以反证这个行业是如何影响了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人。再如电商重压之下的实体书店危机与出版业困境,国外也有,而且有应对的措施。比如日本的出版业便有规定,从新书发行到实体销售再到二手书店,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既保护出版,也从长远来考虑书店业的运营。非独这次的旧书店危机,近年以来的实体书店、出版业等争论,结局无不是读者痛惜、从业者无奈、而政府重视还只限于下情上达,呼吁而已。

如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来看待,书店业虽然也受制于经营,然而其地位、作用与影响力,又怎么能简单地认为是一桩生意、而且是别人的生意?!我们去书店所得到的,是否仅仅是购买的书而已?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有特殊性,它的特殊就在于在城市文化这个指标中,书店业的影响不是像盈利与否那么明确,但又确实存在,它需要另外一套评价体系。

客观地讲,将被终结的不止是旧书店。回顾这十年来的变化,无论是书店业、出版业,还是传媒业,最大的变化是行为模式的改变:生产的方式、发行的方式、购买的方式、使用的方式,而且是倒推而来,尤其令人措手不及。从长远来看,这几大领域都会有深刻的改变,我们经历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正因为如此,浮躁与焦虑则与日俱增,于是会出现在新与旧、潮流与传统的违依之中进退失据。比如,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方式,要挽救书店,大概是要融资,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平台来起死回生,众筹是最新的模式,而今年书店业最新的运作模式则是三联书店开启的24小时书店,就在广州旧书店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有一家24小时书店开张。无论是以何种模式,书店终究有其特质,这是改变不了的,对未来而言,我以为同样如此。

在我看来,书店业的衰微,其实是目前世态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标本,可以看出在各种深刻的改变中,人的观念的改变:不要再谈文化这些附加值了,也不要再弄那些传统的经验与神话了,没有赢利,便是失败者。也许,我们可以接受各种改变与潮流,然而如此单调的价值标准,似乎很有一驳的必要,虽然它隐藏得如此之深。如果说旧书业、书店业的衰微让人哀叹,那么笼罩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下的改变——特别是应变,似乎更让人警惕。

为十年来的访书写一份备忘录,希望也是一份辩护词。

作者:戴新伟,诗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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