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开放的大门与净化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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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的开放点燃语言的活力,推动了汉语的转型和进化,但暴力化的脏词大肆入侵语言系统,也会对文化肌体产生严重腐蚀,令其走向活力的反面。

古代汉语的诞生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它与战争、移民和贸易运动密切相关。早在上古时代,语言就放弃了自我封锁的围城。商朝信奉的“帝”,其发音、 字形和语义,完全源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周朝所信奉的“天”,源于突厥语的天神(“腾格里”)。这两个核心价值语词,犹如两面高蹈飞扬的旗帜,向我们显示 着语言的开放性——汉语是一个向世界洞开语言大门的悠久体系。

跟庄严的国家语言相比,区域方言的形成,表现出更大的开放和吸纳特征。有 研究者指出,北京话中残留着部分羯胡语(希伯来语),如丫头、屯儿、胡同、窟窿、烧卖等,吴语地名中保留着大量来自阿尔泰语系的“遗产”,包括它的语法、 基本词汇和语音等等。现在的上海俚语里也包含大量洋泾浜英语“成果”,如门槛精、戆大、赤佬、瘪三、大班、发嗲、噱头等,这种基于殖民地语境的皮钦 语,100多年来,始终是上海城市方言的核心部分。

现代汉语的组建,同样有赖于日语对白话文运动的“赞助”。明治维新时期,汉化后的日 语出现了剧烈的自我更新,它对传统汉语进行语词重构,借此表达(翻译)西方近现代学术概念。现在本文所使用的语词,很大一部分都源自这种经过改良的日式汉词。如果没有日语的大规模反哺,白话文运动或将声势微弱得多,因为在废除文言文之后,当时的汉民族自有的民间口语体系,只能用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很难营 造精神和思想的现代化场景。新文化运动的案例足以表明,正是门户的全面开放,点燃语言的活力,推动了汉语的转型和进化。

只要观察一下语言的变迁史,就会发现,语言体系一直具有强悍的自我过滤机制,会以一种温和的集体遗忘模式,淘汰那些失效的语词。这意味着语言会利用时间效应来进行自我筛选和自我净化。只有数量很少的新语词能够穿越这种“时间筛子”,成为上一历史时段的“舌尖遗产”。

在今天的语言竞赛中,互联网语言显示出强大的繁殖能力。有人统计称,近年来,汉语互联网平均每天以诞生17.5个新词(不包含词组)的速度在自我繁殖, 同时,它也以每天淘汰9个新词的速度在自我清洗。新词组、新句式和“新语体”更是大量疯长,犹如春风野草,对传统汉语构成犀利的挑战。但绝大多数新鲜出炉

的“语言事物”,缺乏足够的阳寿,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泡沫。它们在互联网上喧嚣数日或数月,而后便销声匿迹,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仅以我称为“中国娱乐 元年”的2005年为例,当年流行的“笔迷”“花苞裙”“猫抓病”之类的红词,今天已经无人问津。

语言伦理问题无疑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 焦点。语言上的自我审查,通常用于脏词(酷语、色语和秽语)清洗,它旨在把那些“不良语词”阻挡在词(字)典、公开印刷物(报刊和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体

之外。这种伦理检查在西方源于罗马教廷,以后则转化为政府和法庭的管制使命。例如,英国在上世纪20年代查禁作家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的情色描写“有伤风化”,而且还因其含有大量“脏词”。世界各地都曾有过此类语言净化运动,当然若过分严厉,会伤害语言活力和思想 表达的自由,甚至对文学和艺术的生长造成伤害。

然而,语言的双面性在于,当暴力化的脏词大肆入侵语言系统时,它也会对文化肌体产生严重 腐蚀,令其走向活力的反面,最终成为汉语的罩门和死穴。在这方面,互联网已向我们出示了恶化的征兆,“脏词”的蔓延和流行需要警惕。如何改善网络环境,净 化互联网语言空间,令汉语以更加阳光的方式生长,这是当代汉语和文化需要直面的难题。

作者: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著名文化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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