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而起的战争空前惨烈，旷日弥久。战争殃及17省，600多个城市，历时10余年，死者众多，堪称19世纪全球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它彻底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走向也有重大的影响。
盖因如此，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太平天国的史实有相当扎实的研究。然而，历史往往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太平天国亦然。以至于太平天国的史实越来越丰富，它的意义，不管正面负面，反而简化了。
在这种背景下，周伟驰先生的著作《太平天国与启示录》有一扫意识形态尘霾的清新之感。
百年来，太平天国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意义何在？其历史评价大致可分三类。
一类是民族革命说。例如孙中山就视其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先驱，早年更是自称“洪秀全第二”。另一类是农民革命说。譬如毛泽东就从太平天国里看出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把它比作历史上一系列农民起义的新高峰。之后，这两种明显带有政治意味，或者说“时代精神”的评价在历史学家那里都得到了充分地阐述。
相较而言，由于“宗教革命说”很难符合权力的正面需求，故而命运要微妙得多。有的历史学家，比如唐德刚、简又文等认为，洪秀全就像穆罕默德，是想发起一场用一神论取代多神论的革命。但是，这些论者往往身在体制之外，他们的论说显然属于“非主流”。而在《太平天国与启示录》里，周伟驰不仅复兴了这一论述，还试图深化它。
周伟驰注意到，宗教说的前身实为“邪教说”，最早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是这么看的。这些人之所以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坚，就是因为他们认定，一干“粤匪”与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的“反贼”大不相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洪秀全不只是想夺取政权，更是要独尊天主，尽毁孔孟。故而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正是朝野上下儒生士大夫们那么积极和坚决对抗太平天国的精神基础。这一基础，恰好又反衬出它的对立方——太平天国所具有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特质。所以周伟驰认为，假如将道德判断暂且放到一边，就能看出邪教说的本质即是宗教说。
当然，也有历史学家将邪教说等同于迷信说，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拜上帝会）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信仰。但是这个观点周伟驰不认可。他提醒读者，如果将太平天国放到当时基督教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上帝教应该同属基督教传统，其性质与新教的各种宗派，特别是“异端”的摩门教相类似。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别样的基督教”。
当时不少西方国家，在这场内战的早期保持中立的态度，正与这一认识有关。例如曾与、韦昌辉、石达开等人谈判的英国外交官密迪乐（T.T.Meadows）就承认，上帝教乃是新教在中国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近似于“宣定博派”（Swedenborg），可称为“太平基督教”。
周伟驰列出的主要证据是洪秀全编撰的《太平天日》一书。在这本书中，洪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皈依上帝、受命于天的主要经历。周伟驰认为，这本重要的经典一部分灵感来自梁发（近代第一位华人牧师）普及基督教教义的读物《劝世良言》，另一部分则直接源于《圣经》中译本，特别是《新约》的最后篇章《启示录》。包括末日的警示与预言、最后审判以及基督再临等内容。他用了整整一章，将《太平天日》与《启示录》的文本做了相当细致的比对，此乃《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一书的核心内容。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本书的第四章。即18至19世纪千禧年主义（millenialism）在全球的复兴，以及它与太平天国运动、乃至之后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对现实世界全面而深刻的否定，对另一个美好世界的热切渴望，这就是千禧年主义的本质。这种发端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宗教激情，特别容易转化为革命的意识形态狂热。表面上看，千禧年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样，都怀抱着建设新世界的理想。但是，前者所具有的那种类似于倒计时的紧张急迫，还有那种摈弃腐朽，除尽渣滓，净化自身，以光辉纯洁之躯屹立于崭新天地的极端性质，都大大强于后者。我觉得周伟驰说得很对，不理解千禧年主义，就很难理解太平天国。
至于这一峻急的、毫不宽容的宗教激情，是否依然蕴藏在中国革命浪潮之中？周伟驰没有写，我却忍不住联想与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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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与启示录》
作者：周伟驰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3-6
页数：407
定价：68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16123782
（刊发时略有删节）
作者：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