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幼学”的偏误

一位朋友看到我写过几篇涉及《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的文章,便希望我能给几位小学生在课外讲一些“国学”,我自然不敢应承。但因此也在书店留意翻看了一些儿童教育的读本,包括新出版的古代幼教读本。其中一本就是编制于明末,据说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风行于全国各地的《幼学琼林》。

这本书从篇目上看,自《天文》《地舆》开始,讲到《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以至于《身体》《衣服》《人事》《饮食》《宫室》……甚至《疾病死丧》。编者似乎试图在书中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涉及宇宙、社会、人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它在讲述抽象内容时编入了许多具体的历史典故,是很可取的用心之处。但我细读之下感到,各篇中的主体内容,都还是局限在词语知识层面。

这个课本的第一篇,叫做《天文》。头两句姑且算是讲宇宙起源:“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然而到了第三句已是人间社会的语境了:“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

——这是把自然与人混在一起,或者说,是把人间社会的语汇和意识形态“写”到天上去了。

在这种“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不分的语境中,根本不可能传授独立于人的自然科学知识。

由此,我感到,科学的意识,自然科学的意识,可能首先就是将自然看作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的意识。

从这个层面看,这本作为幼儿教育读本的《幼学琼林》,其《天文》篇,并不具备科学教育的功能,甚至连科学的意识都不可能传授。这里面的“天”,是“人文化的天”“情感化的天”。

接下来,在“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一句之后,其实介绍的已不是天象本身,而是人们称呼这些天象所用的修辞化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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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名螮(虫)东,乃天地之淫气;

月里蟾蜍,是月魂之精光。

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

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

青女乃霜之神,素娥即月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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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一句,表面上像是介绍“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之类的气象知识,但其实“石燕”和“商羊”都只是传说中能够预知天气的动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零陵山有一种预报风雨、奇妙通神的石燕,每遇风雨就要群起而飞。雨过天晴,仍然为状为似燕子的石头。东汉王充《论衡》说有一种预知上天降雨的怪鸟叫作“商羊”。因此,小学生根本不可能把这两句话当作是一个有用的气象学知识,而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典故。

至于后面介绍“雷部至捷之鬼曰律令,雷部推车之女曰阿香”等等,更是没有什么用的文化知识。比《宫室》篇中“布政司,称为藩府,按察司,系是臬司”这类官署衙门的别称还没用;比《夫妇》篇中“夫谓妻曰拙荆,又曰内子;妻称夫曰藁砧,又曰良人”还没用。这些东西在“天文”篇里铺陈,只能说明真正的天文知识的匮乏。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专业名称的“天文”,其修辞学的源头,不过是“关于天”的“文”而已。它的本质不是“天”的知识,而仍然是“文”的知识。它显示的是:一个文化和词语过于发达的民族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匮乏,以及求真求知意识的不足。

这本书的其他篇目也一样。比如《身体》篇中并不讲生物知识,而讲什么“赵子龙一身都是胆,周灵王初生便有须”这种不能当真的典故。而《地舆》篇,也不讲五大洲、七大洋、国家版图、山川形势,而只讲什么“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南京原为建业,金陵又是别名”这类地名沿革。《武职》篇并不讲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架构与规模,而只讲“姜太公有六韬,黄石公有三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类历史典故,再就是“大将曰干城,武士曰武弁”“都督称为大镇国,总兵称为大总戎”这类词语知识。

《幼学琼林》据说编制于明末,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风行于全国各地。但如果我们拿《幼学琼林》的《天文》篇比较与下面所录清末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中的一段比较一下,就能够感到《幼学琼林》的《天文》与时代的脱节了。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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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籍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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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一段文字中,不仅包含着更接近于近代科学的自然演化史和生物进化论——以生动的形象描述了一个丰富的、动态的世界图景;它本身还是一个包含着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精彩的说理案例。

梁启超《变法通议》虽然不是给孩子读的,但是这些粗浅的科学知识,却是孩子可以理解的真的自然知识,而不是词语知识、记问之学。而这些知识在说理中的实际运用,则对于的思想能力的发育,会起到重要作用。

我买到的《幼学琼林诵读本》,由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作为“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系列之一。其实,就其词语的生僻和其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来说,无论对于古代的幼儿,还是对于当代的幼儿来说,都属于比较难的。其中大多数知识,都是成人社会交往知识,对于孩子并无多大用处。比如《夫妇》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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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人娶妻,曰荣偕伉俪;留物与妻,曰归遗细君。

受室即是娶妻,纳宠谓人娶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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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称人妻曰尊夫人,称人妾早如夫人”“正妻谓之嫡,众妾谓之庶”这类一夫多妻的称谓,在当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也自然没用。

《外戚》篇开篇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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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女乃公侯主婚,故有公主之称;帝婿非正驾之车,乃是附马之职。

郡主县君,皆宗女之谓;仪宾国宾,皆宗婿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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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才说到百姓家也可以使用的“新婿曰娇客,贵婿曰乘龙”。

从这些词语知识的传授来看,这本书是把小孩当大人教人,它教出来的是“小大人”——一个满口成人语汇和满心成人世故的孩子。他们在词语中过早地成熟。知识陈旧,思想保守。

近年来,关于《三字经》《弟子规》等旧去蒙学教材诵读活动,有过一些争议,主要是因为这些教材有一些不合于当代的在价值观念。其实,《三字经》《弟子规》,还有《幼学琼林》,作为历史上的低幼读物,它们在思想见识上低于其所处的时代,算不上“国学”,也谈不上是“经典”。现在却往往以“国学”“经典”的面目重新出版,广泛传播,这可能是当代文化不自信的一种反映。

从《幼学琼林》中应当看到,如何把一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知识渗透到“幼学”之中,这是中国古代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代面临的一个问题。

作者: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新闻评论教学。曾长期担任媒体评论员和专栏作者。近著《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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