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五四知识人——读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7 月 15 日

有人曾借用顾颉刚古史辨的说法，将张耀杰的学术研究，称之为今史辩。这种说法是恰如其分的。张耀杰的学术研究，多是建立在对历史真相的重新认识之上的，其《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就是一本既有事实考据又有价值判断的书。

一、摆事实就是讲道理

在这本书中，张耀杰对五四时期许多历史人物（周作人、高一涵、沈尹默）的回忆录进行了辨析与考证。

这些历史梳理是非常值得做的。因为1949之后，在1920年代就加入国民党的沈尹默与高一涵，为了适应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篡改。

这些篡改，主要体现在对五四人物的主次颠倒方面。他们将胡适降格，称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次要人物，与此同时，将鲁迅、李大钊等人升格，将他们两人打扮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

1949之后，因为鲁迅成了红人而胡适成了罪人，为了与鲁迅的论断保持一致，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在回忆时总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结果导致历史真相的偏离与失真。

举例来说，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对胡适形象有一个经典刻画：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通读过胡适的文章的人恐怕很难与鲁迅的这一认识达成共识。需要注意的是，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胡适有这样的印象是建立在，每次开《新青年》的编辑会时对胡适、陈独秀的“观察注意”基础上的。

然而，据张耀杰考证，鲁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会，张耀杰通过周作人给曹聚仁信中的话做出了回答。信中，周作人写道：

“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

由周作人的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回忆。鲁迅的这段话，未免有失真之嫌。

张耀杰的这一辩伪，还可以通过晚年胡适的批语得到印证。胡适晚年曾系统看了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他在《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中看到了王忠匡、江山撰写的《鲁迅笔下的胡适》一文，文中就引用了鲁迅的这一段文字。而在这一段文字旁边，胡适写了一句批语：“鲁迅说的大谎。”（《胡适研究通讯》2013年第四期。）如果我们对胡适的认识建立在鲁迅的这一文字之上，恐怕就很难知人论世了。

如果我们先把历史事实搞清楚了，其实道理也就在其中了。用谢泳的话来说，就是“摆事实就是讲道理”。

当然，张耀杰的这本书，在澄清了历史事实之后，又做出了他的价值判断，书中他对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反思值得人们深思。

二、反思陈独秀：“容忍异己”的有与无

在这本书中，张耀杰重点反思了陈独秀独断专横的行事作风。在他看来，这样的陈独秀，完全算不上有现代意识的知识人。

在现代文学史叙事中，人们在论述《新青年》时，总是按照对白话文的不同态度来判断新旧。从这一角度出发，发起文学革命的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属于新派，而与之相对的林琴南与桐城派文人则属于旧派。但是，倘使我们从“容纳异己”的角度来审视五四时期关于白话文言的论战，在思想现代化的层面上，新旧的划分似乎恰恰相反。

对白话文言的讨论本属于学理范畴，但陈独秀在提倡文学革命时的态度却是：“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这种绝对不容置疑的态度，恰恰证明了陈独秀并没有民主风度。或许，历史的反讽与吊诡之处就在于：一个口口声声说宣称要拥护“德先生”的人，其本身却独裁得可怕。

此外，张耀杰还通过另外几件事展示了陈独秀的面目。比如，1922年，陈独秀发起“非宗教大同盟运动”，重点打击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运动似有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嫌疑。又如，1925年作为党魁的陈独秀，因看不惯《晨报》的思想主张，便怂恿自己的信徒火烧晨报馆，火烧晨报馆之后，还拍手称快。

与陈独秀的独断气质比起来，当时的老派文人倒显得有些可爱。虽然林纾曾写小说《荆生》、《妖梦》来影射新文化的领袖们，但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林纾，很快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表示反省。这种知错就改的气度，值得称赏。

不仅如此，1919年，当陈独秀被捕时，桐城派的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联名营救他。要知道，这两位老派文人恰恰正是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大骂特骂的“桐城谬种”啊！几个被陈独秀骂的狗血喷头的老派文人，却联名给政府写信，要捍卫陈独秀的言论自由与人身权利。

这与跟自己主张不同便要打压与烧杀的陈独秀相比，到底谁是新派，谁是旧派呢？至少，在“容纳异己”的气度上，谁高谁低，一清二楚。因此，张耀杰用林纾“学不新而唯词之新”来论断陈独秀等人是非常恰切的。

无疑，《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通过考据，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真相，并在此基础上，用民主宪政社会中的普世价值观重新审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人的表现，对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做出了自己的价值重估。其中，其对《新青年》同仁策划的“双簧信事件”的反思，也颇有代表性。

三、审视鲁迅：匿名文字背后的“目的与手段”

当时，在文、白之争中，为激起林纾等人的论辩，为了实现将林纾“引蛇出洞”的“阳谋”，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封反对白话文的信，然后由编辑刘半农写了一封大肆批判的文字。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新青年》上。

据张耀杰考证，鲁迅、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仁，深度参与了“双簧信事件”的策划。对这一事件，多数文学史在叙述中也是称赞的口吻，这种称赞的口吻无疑是沿袭了鲁迅的看法。在《忆刘半农君》中，鲁迅写道：“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客观而言，鲁迅对双簧信事件的赞赏，影响了后世学者对文学史的叙述。但鲁迅说的，就对吗？就这一事件而言，《新青年》同仁内部是有分歧的。当时，胡适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也未免太轻薄，有失身份。胡适的这一看法，让钱玄同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他未免太过于跟旧势力周旋了。

其实，双簧信事件典型体现了《新青年》同仁中（胡适、陶孟和除外）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主张。对这一主张，胡适是不认同的，他主张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早在美国留学时，胡适就非常喜欢刚多赛的一句名言：“仅仅做好事是不够的,还要用好的方式来做。”刚多赛的这句话，很能体现胡适的思想风格。

据张耀杰研究，在手段目的这一问题上，胡鲁两人是针锋相对的。1925年，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很容易通往奴役之路，这里蕴含着对程序正义的轻忽与蔑视。除此之外，这句话中鲁迅还提到了真名假名的问题，这也是胡适与鲁迅的一个重大分歧。

或许是意识到了匿名双簧信的危害性，胡适后来不遗余力地主张写文章时要署真名，署真名可以表示负责任。在胡适看来，自由的背后，意味着责任。鲁迅对署名问题是不在意的，众所周知，鲁迅有非常多的笔名，瞿秋白的文章甚至都出现在《鲁迅全集》里。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学者李欧梵对《申报·自由谈》的研究，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用各种笔名所写的批判文字，基本没有拓展言论的空间与言论的尺度。

总而言之，张耀杰对五四知识人的重新审视与反思，让我们换一个视角观察了这些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让我们重新查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遗产与负面效应。这种历史探索，对当下凝聚价值共识，求同存异，无疑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