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而中国古代文学仅仅属于古代，由中国所独家拥有。这是一个陷阱。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
地道的美国人Stephen Owen，在前人研究积累最为深厚的唐诗领域攻城拔寨，从当年的学术新星成长为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中文名叫宇文所安。
30多年来，宇文所安的名气从学术圈走向大众。他对中国古典诗文富于魅力的解读和阐发，吸引了国内外一拨又一拨读者。年内，他独自完成的杜甫诗全译本将出版。这是足以载入西方汉学界史册的事件。他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华经典文库”翻译委员会，拟参考经典的“洛布丛书”，精选中国传统典籍英译出版推广。国内，三联书店去年推出了宇文所安参与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最近又精装再版了他的《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等7部重要专著。
一个“唐诗王国的异乡人”，当初是怎样迷上中国传统文学的？他解读唐诗有什么独到之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及未来走向持什么态度？近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身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他。
苦学文言文，预备一辈子赚不到钱
Stephen Owen直译应作“斯蒂芬·欧文”，他按谐音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姓氏“宇文”，并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名字。
宇文所安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14岁那年他在市立图书馆里随手翻阅，读到《白驹》集中李贺的《苏小小墓》一诗：“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唐朝诗人的忧郁吟唱，一下子迷住了宇文所安。
1972年他以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1977年他发表了令学界耳目一新的《初唐诗》。1992年至今，他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出版《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晚唐诗》等专著十多部。
与许多外国人一样，宇文所安学汉语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先掌握字形规律，再过语法关，再打通中国历史文化。读唐诗，一般中国人止步于《唐诗三百首》，而宇文读的是全唐诗，数万首。“弄懂那些藏在字背后的意思，需要投入一辈子精力和智慧”。如今的他能讲一口流利但洋味很足的中文，能写一手繁体汉字。
“我初学中国文言文，是在耶鲁本科，19岁。当时除我之外没有其他本科生学古汉语。20世纪60年代冷战正酣，美国连学习现代汉语的人都很少。”宇文所安深知，攻读不具实用价值的文学专业，毕业后很可能找不到一个赚钱的工作，“不过，我觉得人生更糟糕的事情是，一辈子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
如今，宇文所安不但取得了自立，日子还过得不错。“侥幸，纯属侥幸。”年近古稀的他用中式幽默自嘲。
他比很多中国人更懂唐诗意境
“唐诗之美，胜在意境。”这是宇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意境”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受母语浸染的人也许不用说就能明白，而对于“异乡人”怎么说都是对牛弹琴。这个规律在宇文身上几乎失效。他比很多中国人更理解唐诗的意境。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名气很大，但是其诗意何在？没有值得注意的词句，看不到动人的形象，描写方式也谈不上新奇，不但外国读者不解，就是中国人大多也觉得过于平常，搞不懂千百年来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地位。
这种现象激发了宇文所安的兴趣，他在《追忆》一书中详加解说。他觉得，这诗妙就妙在使用的全是“寻常”手法和意象，交织出“异乎寻常”的记忆与心境：正是“那些看似轻纱而徒有遮盖作用的语句”，增强了它们所掩盖的东西的诱惑力。
宇文所安品诗著文，很少对所谓脍炙人口的名诗特别下工夫，每首中国诗在他眼里都是新鲜的。“请你告诉我，哪首是名篇？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他喜欢以提问的方式作答，“王维的《鹿柴》和《竹里馆》很美，但在唐朝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一直到明朝李攀龙将它们选入诗集，后又选入《唐诗三百首》，才广为人知。”
坚持独立品位，笔锋独到，宇文所安对唐诗的阐发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充满了神秘而亲切的疏离感。
东方西方越来越像
宇文所安博览群书，对现当代文学也涉猎颇广，特别喜欢读中国当代诗人于坚的诗，也喜欢当代小说。他自称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物：在美国有人认为他最了解中国，能代表中国，而在中国人眼里他无疑却是西方的代表。“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是，西方越来越像东方，东方也越来越像西方。差异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大，那么不可逾越。”
他认为全球化大潮下，人类文明融合的趋势正不可阻挡。对此他很有庄子顺应自然的心态，又有孔子的积极入世。他深信，对文化传统的真正保护，不是真要将其“保护”隔离起来，藏到博物馆里，而是要允许它在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中改变、转型。“没错，我们本国当下的文化可能会发生改变或已经变了，但我们要努力让它的魂魄活下去。”
如今跟随宇文研究汉学的学生中，部分是中国留学生，部分是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华裔，还有些是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学生。宇文常跟弟子们说，学不好中文而去研究汉学是件丢脸的事。“不要怕犯错，我们必须从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宇文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表明，中国的古诗爱好者遍布世界。事实上他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让唐诗从中国走向世界。记者刘功虎
爱屋及乌
此次专访得以顺利进行，多亏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女士，我们之间的邮件往来完全以她为中介。她是一个中国人，1971年生于哈尔滨，在天津长大，1998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宇文所安是她的导师。
关于他们的结合，流传着一段佳话：田晓菲即将毕业那年，宇文所安邀她去登山旅游，途中慌张向她表达了爱意。但田晓菲只顾大步往下走，根本没听清他的话，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下山后，宇文所安实在按捺不住，拦住田晓菲，问她为什么不理睬他。田晓菲一听乐了，原来他那些结结巴巴的话，包含了人生重大的意义。
不过即使话说清楚了，田晓菲仍有些犹豫，当时她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热烈追求者。宇文所安并不气馁，学者出身的他利用数学工具分析自己和情敌的优劣。在长时间的徘徊之后，田晓菲终于被冷静、诚实、富于中国文化魅力的宇文所安打动。1999年元旦，他们在纽约举行婚礼，婚后两人携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有意思的是，当今世界汉学研究的三巨头——马悦然、顾彬和宇文所安，娶的均是中国太太。
让古诗“活过来”
记者：这些年，中国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在美国或其他地方，学者们上电视讲莎士比亚吗？
宇文所安：这可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别的地方确实很少看到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工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记者：很多中国人觉得，现代诗不如唐诗好，你怎么看？
宇文所安：中国有个说法，一刀切。当然不能这样。现代诗也有好诗，古典诗也有不好的诗。关键是要读好诗。现代诗到未来，也会成为古诗。能够流传的就是经典。当然，中国人用现代语言写诗的历史不长，手法技巧还要钻研总结提炼，好诗推广也还要下工夫。
记者：只一百年左右的时光，有些人觉得古典诗像老古董了。依你看，古诗对今人还有什么意义？
宇文所安：今天的时代，离古典诗的时代其实并不遥远。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研究者的事情。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仍可以是他们生活的部分。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一度沉睡的古典文学活起来，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不要给诗人排座次
记者：唐诗谁排第一，李白还是杜甫，是有趣的问题。你赞同给诗人排座次吗？
宇文所安：我不是很认同，什么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等等。我非常喜欢王维，他不是一个真正安静的诗人，却是一个用很大力气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人，就像“安禅制毒龙”这样的诗句，反倒显得他特别有力量。再比如描写一次日落、一只飞鸟落下的时候，一般人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的，因为太阳是巨大的、是永恒的，可是王维那里的太阳却是以鸟为参照物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
记者：能否举例谈谈，你如何读王维的诗？
宇文所安：王维的《过香积寺》在唐诗三百首里非常有名：“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现在很多的唐诗选本都要选这首诗。可是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寺庙的建筑。你得去读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诗歌，读上一两百首，会发现所有诗人写到寺庙时都谈到了寺庙的建筑、壁画什么的，以激起你向佛的心理。你再看王维，他完全没有谈到寺庙建筑物质的存在，完全是空的。如果不看那两百首，你就不明白王维的妙处。
记者：古典诗歌在多重翻译之后会失真吗？你怎么确保自己“恰如其分”地把握你开辟的题材？
宇文所安：很多东西可以在翻译中流失，但是要知道，很多东西也在语言本身的发展演变中流失。后一种情况存在于英语、汉语和所有的语言。
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当一个人在用自己的母语阅读本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时，他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可以直接理解那些作品。翻译可以在很多方面失败，但是一个好的翻译者，会恰恰因为是和一门外语打交道，而格外努力地探求某一个字或者某一个词在其原始语境里的意义和“味道”，而不是它在一个现代读者眼中的意义和“味道”。
中国古典文学并非中国独家所有
记者：你说过，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也许中美之间会更多一点了解与和谐。唐诗真能有这大的作用吗？
宇文所安：在唐代或者宋代，政府官员都是要从读文学开始的。往日的英帝国要训练自己的官僚，也是要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学习的。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已经变成一门很特别的学科了，但是我觉得一种比较广博的教育对于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律师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整个人文教育在大学都是很重要的。
记者：有没有人认为美国人读唐诗会把诗读歪了？
宇文所安：的确常有中国学者或者学生问我，西方人怎么做得到真正理解中国古诗？他们还举例子，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其意境？我总是反问：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这种问题很没有意思。
一个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故事说的魔术师的盒子一样，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如果你一定要把持着，强调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对“外人”的不可解性，这种态度是有害的。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比起中国学者，自己的劣势更大些？
宇文所安：我倒没这么想过。对于现代的中国学者来说，他们跟我一样，离唐朝也是同样遥远的。人们其实有一个幻觉，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单一的“大团结”式的理解，以为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答案。其实并不存在。
一个文化传统要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而中国古代文学仅仅属于古代，由中国所独家拥有。这是一个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