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君:书法研究者的勇气与担当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文/陈博君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学术论著,大都存在这样一种尴尬:内容很深刻、很有意义,表述却很枯燥、很落窠臼。阅读这样的著作,本该是一件汲取知识营养的益事,最后却往往演变成一个乏味而备受折磨的过程。

薛元明的新著《中国书法制度论纲》是一本关于中国当代书法深度思考的论著,对当代书坛现状、书法意义结构以及书法制度建设做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无论从书名还是从内容看,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然而如此洋洋大观的26万字理论著作,却凭借明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犀利的表述和时尚的写作方式,而令人倍觉耳目一新,不仅一扫传统学术论著枯燥乏味的通病,阅读起来竟还分外地顺畅和痛快,堪称是学术论著的蹊径之作。

薛元明显然非常认同康德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批判”的观点,因此他在开篇对中国书坛现状的分析中,便扮演了一个批判者的角色,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当代书法社会进行了异常冷静的解剖。他用“战国时代”一词,首先对中国当代书法的生存状态作了形象而生动的勾勒,并用激情澎湃的笔触和充满时尚感的写作方式,来展开当下书坛现状的具体分析与论述。“我是马甲我怕谁?”“培训凶猛”“书法的‘肝硬化’和书家的‘猝死症’”……这些灵动、诙谐的小标题,巧妙地消解了读者对学术论著居高临下姿态的逆反心态,成功地将一个异彩纷呈而又光怪陆离的“裂变”书坛呈现了出来,使读者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正在不断裂变的书坛中诸如“主义”泛滥、“流派”纷谢、“经典”生造、“大师”横生等种种怪相,并由此生发出深刻的反思与警策。而后,作者进一步深挖重判,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消费书法”现象进行了重点的描述,并对“消费主义”蔓延下滋生出来的书法媚俗、书法作秀、过度包装、急功培训等种种消费书法恶象,有理有据地一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纵横跌宕、汪洋恣肆的揭示与批判实在让人大呼过瘾,但必然也会惹动书法界的一些“众怒”,让有些人心生戾气,甚至咬牙切齿。因此,作者仗义执言、激昂陈词的学术勇气让我们领略到了一种鲁迅般的文人风骨,尤为值得敬佩。

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薛元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率意吐真,针砭时弊,足见其对中国书法的用情至深。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揭疮疤式的批判,又显然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薛元明对当代书坛的批判,无疑只是其学术思考和理论构想的基础。因此在对中国书坛的种种裂变和异化现象进行揭示和批判之后,他花了更大的精力对中国书法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展开了书法艺术的意义追寻、书法结构的“三个世界”、书家立场的本体回归等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理论阐述,并且在论述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书学即人学”、“无情则无艺”、“书法必须回归文化本体”等等,从而将对书法现象的论述引入到了对书法伦理乃至书法制度的研究。

薛元明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的,有关书法的一切,也必须放在特定的时空中来讨论。因此他能够在立足当代书法现状的基础上,跳出传统的仅以书法本体作为记述对象的书法研究之路,站到一个更高的社会学角度,将视野投射至诸多现有书法论著所未及的领域,去审视和探究书法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最终从书法制度这样一个崭新的视角,为中国书法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全新的建设性设想,那就是通过书法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将书法的创作、鉴赏、考据、批评、发展、交流等一切与书法主体相关的行为状态都纳入一种“合作秩序”之中,从而为未来的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体制上的保证,并成为书法团体与个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使书家真正进入自由的艺术创作境界,使书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的问世,不仅展示了作者学博识敏、剖微穷深的超凡功力,更体现了一个书法研究者沉重的历史担当。如此犀利而时尚的学术论著,值得反复研读。

书籍信息:《中国书法制度论纲》,薛元明,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1月

您可能还喜欢…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